11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十条措施（以下简称新十条）解决融资难、融资贵，其中第一条措施为新提法：增加存贷比指标弹性，改进合意贷款管理，完善小微企业不良贷款核销税前列支等政策。
财新记者评述这一条政策分别涉及银监会、央行及财政部三个金融管理部门。存贷比与合意贷款和银行贷款规模有关；不良贷款核销难亦是银行对小微等业务“惜贷”的原因之一。这些政策约束，也会间接抬高资金成本。
最重要的是第一条措施指向了银行监管政策和银行行为，抓住了要害。可以说国务院10次会议研究部署，一次比一次深入，抽丝剥茧，逐步摸到“石头”。相比之下，上一次（8月份）国务院文件提出的十条措施，第一条是“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适度增长”，重点强调了货币政策。
从货币政策到银行监管政策、再到银行信贷风险政策，关注点从宏观深入到微观，这对破解当前“宽货币”到“紧信贷”矛盾，打通“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割裂具有重要意义，可谓切中要害。
在经济下行阶段，货币政策、银行监管政策、银行风险政策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三个重要环节需要密切协调。“宽货币”到“紧信贷”矛盾，“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割裂，正说明三者协调的重要性。因为货币资金到达企业需要经过上述三关，货币政策传导需要关注三者协调，在当前分业监管体制下监管协调更加重要。正如长江水很多，但是修了大坝后下游水量受到大坝管道约束。管道粗细，数量决定出水量。但是上述三者还只是货币供给方面，从货币资金需求角度来看，“河道”十分重要的。需求方的河道是否跑冒滴漏、甚至坍塌，存在深坑洼地，甚至漏洞，对资金去向也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软预算约束主体如部分地方融资平台、政策限制性行业、产能过剩僵而不死的企业，都是需求方的问题，这些主体、行业和企业利率弹性低，黑洞似的吸收货币资金流动性，挤占了正常企业的资金。
在经济下行时是否该放松监管或风险标准呢？上个月应邀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小微企业融资难研讨会，我谈了上述观点，希望在关注管总量的货币政策松紧的同时，要关注银行监管政策和银行内部的信贷和风险政策在传导货币政策方面的作用。据央行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4年以来央行根据经济形势变化数次调整了宏观审慎管理指标，适度拓宽合意贷款指标，增量大于定向降准释放的资金量，保证了定向降准政策的传导。存贷比、抵押要求、不良资产容忍度、资本充足率标准、资产风险分类和拨备计提、坏账核销税收政策等银行监管政策，以及银行内部考核办法、内部资金转移价格、薪酬制度、信贷审批流程、内部信贷政策等都是影响贷款供给的重要监管政策。此次国务院新十条第一条明确要求增加存贷比指标弹性，改进合意贷款管理，完善小微企业不良贷款核销税前列支等政策。
在正常情况下，银行监管政策和银行内部的信贷和风险政策需要保持稳定，保持严谨，保持“可信的承诺”。但是由于目前银行监管政策和银行内部的信贷和风险政策是在前期经济高速增长的景气阶段形成，存在“踩刹车”和从紧从严的倾向，在经济下行阶段，特别是应对不景气的非正常情况，可能需要适度调整，需要关注其中顺周期因素。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各国监管部门实际上适度放松资本监管等措施，这是避免危机恶化的重要举措。更加需要注意的是，从风险监管的角度出发，在经济下行时还可能不断出台一些监管措施，这从其本职角度看是履行职责，但是从宏观看可能削弱逆周期调控政策效应。比如有的专家认为，当前“货币市场”低利率不能传导至“信贷市场”，可能和前期清理规范相关。
关于第一条措施中“完善小微企业不良贷款核销税前列支等政策”。2013年12月23日，财政部印发了《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版）》（财金[2013]146号），从呆账的认定、核销流程以及监督管理等方面对2010年版进行了修订。总体来讲，“新办法”扩大了金融企业核销呆账的自主权，简化了核销流程，有利于金融企业加快呆账核销进度。但是，“新办法”还存在继续改进的空间，呆账核销的“行为管理”理念没有消除，与市场化改革的要求不尽相符，同时还应做好相关税收政策衔接问题。目前，金融企业税前扣除政策执行的是国税总局的《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第25号公告，以下简称25号公告）。与财政部制定的2013年版的呆账核销管理办法相比，税的口径相对偏严，许多能核销的呆账损失不一定能税前扣除。在财政部出台的“新办法”中进一步简化了小微企业不良贷款核销程序，允许金融企业自主核销单户贷款余额在1000万元以下、经追索1年以上、仍无法收回的中小企业贷款和涉农贷款。但按照国税总局25号公告，这类小微企业的呆账损失不能在税前列支，金融企业必须拿税后利润对小微企业呆账损失进行核销。由于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较大，呆账损失率较高，若政府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甚至在呆账损失税前扣除方面还存在障碍，将影响金融企业进一步服务小微企业的积极性。
关于存贷比，银监会王兆星副主席做了全面论述。从历史的回顾看，存贷比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流动性指标。1994年将存贷比引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更多是将其作为强化商业银行自我约束机制的手段，而不是流动性管理要求。王主席认为直到今天，存贷比起到的实际作用也主要是约束银行的信贷扩张，而不是流动性管理。也就是说，存贷比的存废问题不是一个流动性管理问题，而是信贷管理问题。王主席认为我们需要回答三个问题，如果对这三个问题都能得出肯定的答案，我们就可以放弃将存贷比作为监管指标，而遵循国际惯例将其列为监测指标，进一步放松管制，释放金融活力。目前看，随着银行股改上市、公司治理加强，也许是时候考虑和国际接轨了。
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首先要保持银行“管道”畅通，除了大型机构“管道”外，增加新管道十分必要。要大力发展小微、民营金融、互联网金融、农村金融、特别是股权融资。这也是上个月全国政协组织的小微企业融资难研讨会我的建议之一。这次国务院明确要求继续放宽小微金融市场准入，增加小微金融服务供给。在小微企业相对发达的地区，鼓励设立地方性小微金融机构特别是社区银行，发挥社区银行与当地密切联系的优势，提供社区金融服务。鼓励和扶持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是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有效办法之一，需不断完善其制度及法规，在坚守只贷不存的底线基础上寻求解决其资金来源。充分利用新兴事物互联网金融，鼓励发展股权众筹等模式为小微企业直接融资。互联网金融在融资渠道上有别于传统的商业银行和证券市场，可提高资金的融通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分散风险，有益于小微企业和个体融资。股权众筹模式是通过互联网使单个个体资金聚集给小微企业提供资本金。
在监管部门的积极引导下，中国商业银行逐步意识到小微企业的市场价值，逐步把小微企业视为重要客户，建立了从业务申请、审批，贷款发放，到贷后风险管理系统等系统化多方位管理体制。根据富国银行的经验，中国商业银行还需对小微企业客户细分以采用不同的贷款流程、量身打造金融产品、创新贷款流程及风险管理工具和理念。美国的银行小微金融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是亏损的，后来采用新技术做，使得富国成为市值最大银行。所谓新技术，包括评分卡、电话销售等，也算互联网金融前身了（大数据）。总之不能和大企业采用同样的流程和规程。北京银行中关村支行提到到一个数据：10年前给中关村10万元贷款的企业中60%上市了。与小微企业共成长也是银行梦想。参考富国银行的评分卡系统进行创新以完善小微贷款流程，并研究创新建立小微企业风险管理系统以强化风险管理。为客户量身打造适合其特点的金融产品，真正做到以客户为中心。按照小微企业的规模细分中国小微企业客户，并确定授信额度范围，额度较小的申请简化贷款流程以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对贷款需求较大的客户可在提供贷款的同时实施交叉销售，从而增加单笔客户的利润率。
现有小微企业融资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不利于小微企业长久发展，应继续改善小微企业间接融资环境，同时加大力度发展小微企业直接融资体系。注重小微初创阶段的创业投资（VC）或私募股权投资（PE）等。VC和PE可提高小微企业融资中的直接融资比重，相对于银行融资，而且VC和PE更看重的是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而不只是经营状况，有利于培育创新型企业。
小微企业信用体系的建立是个长期的过程。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政府出资设立信用担保公司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当前可鼓励各级政府出资设立为小微企业服务的信用担保公司，同时积极吸引民间资金投资，继续采取对项目贴息的方式扩大信用担保业务，以发挥信用担保的规模放大效应。信用担保公司实质上也是一种金融机构，同样产生金融风险，金融监管部门应该承担对担保业的监管责任。当前应结合互保联保贷款风险处置和化解，加强和改进信用担保机构的重组、监管和发展。完善信用担保公司的治理结构，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规范担保经营，严格限制股东贷款的关联担保。将完善信用担保机制和加强社会信用建设结合起来，由银行、税务、工商等部门相互配合，建立起包括信用征集、信用评价、信用担保在内的社会化信息平台，切实改善银企联系的外部环境。
201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十个方面的政策措施，第一条是“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适度增长”，要求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维持流动性平稳适度，为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创造良好的货币环境。随后央行认真落实该精神，根据2014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有一定程度缓解。
在企业高债务率和高风险溢价没有根本改善情况下，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困难较大，但是至少在融资链条长、中间加价高方面存在压缩空间。相信本次新十条综合水利工程治理“管道与河道”，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高方面将取得更加显著效果。此外，打通货币政策传导管道、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对建立健全新常态下货币政策框架具有基础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