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总是在各种有利条件或优势条件和不利条件或制约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前行的。优势条件要尽可能充分利用，制约因素要尽可能避开或转化，以实现最好的经济发展效果。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一方面是因为通过改革开放充分利用了优势条件，另一方面是因为较好地避开和转化了各种制约因素。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原有的优势条件大多还在，但制约因素开始增加了。再像过去那样实现高速增长不太可能了，但我们仍然想尽可能实现较高速的经济增长，那就必须客观认识制约未来经济发展的因素，并努力将其制约降低到最低程度。
第一，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降低了社会的活力。相对于15岁至64岁之间的生产性人口，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体是非生产性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较低，而且还会加重生产性人口的赡养负担，降低全社会的活力。持续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提前到来。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老年赡养比从1999年的10．2%上升到2010年的11．9%。201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9．1%，老年赡养比上升到12．25%。2012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到9．4%，2014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0．1%，首次突破10%。据联合国2011年5月份发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预测，到203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组占比将为16．47%。有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二，资源能源日益短缺，要素成本趋于上升。资源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资源能源相对充裕，则生产成本较低，反之则高。若资源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则经济发展的风险加大、稳定性降低。中国经济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粗放发展，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能源，导致资源能源日益短缺，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1．6%，但消耗了全世界21．3%的能源，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单位资源产出率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2014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8．4亿吨标准煤左右，原油对外依存度为59．6%，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达78．5%。
第三，环境污染压力加大，对经济发展构成制约。环境污染会在如下几个方面影响经济发展：一是环境污染治理需要投入，其公益性投资的增加会对其他投资形成挤出效应；二是环境污染治理标准提高会限制部分产业和地区的发展空间；三是环境污染罚款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四是环境污染会影响招商引资；五是环境污染会影响身体健康，减少人力资本等。然而，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高速推进的过程中，环境污染形势日趋严峻，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构成了制约。2010年全国雾霾日为29．8天，是1971年的近4倍。2013年全国平均雾霾日为35．9天，按新标准74个监测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率仅4．1%。近几年华北地区部分城市雾霾日达到全年的三分之一以上天数。全国十大流域的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2013年，全国土壤的点位超标率为16．1%，中度、重度污染分别占1．5%、1．1%，全国耕地10%以上受到重金属污染。在474个监测城市中出现酸雨的城市占比为44．4%。
第四，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较大，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各地均衡发展或公平发展、全国统一市场的情况下，经济发展会较快较可持续，反之则慢则不可持续。因为全国统一市场有利于人口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提高经济的总体竞争力。但实际情况是，迄今为止，中国的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仍然较大，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制约。从城乡差距来看，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一直较大，从1978年的2．57倍，一度下降到1985年的1．86倍，此后一直上升到1994年的2．61倍，此后4年小幅下降，再自1999年的2．65倍一直震荡上升到2010年的最高点3．33倍，随后下降到2013年的3．03倍、2014年的2．92倍。而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940-1950年为1．6-2．0倍，1970-1990年为1．28-1．33倍，到了21世纪初缩小到1．17倍，目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基本相同。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倍，美、英等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在1．5倍左右，只有中国等三个国家超过了2倍。
第五，历史包袱较重，拖累了经济的创新发展。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在农业文明时代创造了灿烂的古代华夏文明，但随着人类步入工业文明时代，中国落后了，虽然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适应农业文明时代需要的文化思想不一定适应工业文明时代的需要。近现代以来，虽然中国打开国门，引进了不少现代文明思想，但数千年的封建文化思想仍然扎根于多数国民的意识深处。经济发展关键靠人，特别是企业家，而人靠制度和思想，企业家靠企业家精神，但中国的封建文化思想总体是不鼓励创新的，这就可能拖累未来中国经济的创新发展。中国历史上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以君权或皇权为核心的，孔子思想的核心“礼”反映了国家组织和宗法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非常有利于统治者驭民、顺民，但不利于保障民权、鼓励创新。
第六，体制障碍尚未消除，制约着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经济发展的基本主体是个人和企业，关键在于调动每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制度或体制是影响主体行为的核心因素。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改革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远未成功，而且在改革中形成的“过渡型扭曲体制”已成为阻碍未来经济发展的新障碍。“过渡型扭曲体制”表现为：“特权或权贵市场经济体制”（权力搅入买卖）、“垄断市场经济体制”（垄断行业强大）、“优惠市场经济体制”（优惠政策广泛影响市场的公正性）、“城乡分割市场经济体制”（城乡户籍、土地、福利制度不统一）、“泛市场经济体制”（教育、医疗、宗教等公共品过度市场化）、“价格福利市场经济体制”（电力、水、石油、天然气等主要能源资源价格被人为压低，成为一种变相的福利）等。这种体制的特点是经济已市场化但政治与之不配套，政府控制了太多资源，政府直接进入市场甚至操控市场，“政府企业化”或政府以追求GDP和财政收入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这种体制由于具有很强的资源动员和整合能力，能带来明显的短期经济高速增长效果，但也因此带来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一系列问题，制约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七，难以避免的后发劣势，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拦路虎”。作为后发国家，我国既有后发优势，也有后发劣势。后发劣势是美国经济学家沃森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后发国家模仿发达国家有制度模仿和技术模仿两种形式，由于制度模仿较难，后发国家很可能选择较容易的技术模仿，不过以技术模仿替代制度模仿，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较好的发展效果，但会给长期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后发劣势表现在：一是后发国家在资本和技术上处于依附地位；二是后发国家在市场开拓上比先发国家面临更多的障碍；三是后发国家不得不接受先发国家主导的对自己不利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四是后发国家面临更严重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约束。
必须指出的是，制约因素虽客观存在，但内因决定外因，条件是可以转化的，“祸兮福所倚”，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到了制约因素，并尽可能避开它、转化它，它不仅不会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障碍，反而有可能成为促进未来经济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因素。关键是我们必须针对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特点，抓紧推进改革、转型、创新，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充分利用优势条件，转化制约因素，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