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朝边疆“遗产”问题的一些认识与反思
引论：
尽管当代世界依然是一个民族国家结构占主流的世界，但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拓展以及跨国人员交流的日益频繁，原先既有的、分隔明确的边界线受到越来越多跨国族群、跨国贸易和相关跨国行为的冲击，在一些国家集团如欧洲联盟内部甚至出现了国家边界模糊化的现象。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大型国家内部各地区间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其内部出现了边疆与核心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从而形成了作为整体的国家内部多样性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心-边缘权力关系问题。因此，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型构并坚持一种超越既有民族国家结构局限性的国家样态就显得更为尤为必要，而在这过程中，边疆话语的型构与塑造就成为其中十分关键的一环。
基于国际关系的基本现实，当代国家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契约关系，国家结构是由契约关系所决定的。中西之间不同的社会历史状态，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国家与国家结构。早在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之前，中国就具有了如唐、辽、金、元等诸多次内亚-中原统合型王朝的历史实践，并最终在清朝时形成了更为稳固的国家认同与治理结构，[①]并奠定了今天中国版图和历史认知的基础。对此，正如谭其骧先生所指出的：“我们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②]随着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兴起，在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中国与西方之间在国家结构上出现了遭遇与碰撞，作为统合型王朝的清朝在面对身披民族国家外衣的西洋诸国冲击时，从最初在国家结构上的自信，逐步滑落到对西洋国家体制的追慕，并在辛亥革命之后，力图用一种民族国家形式的称号（“中华民国”）来涵摄原来清朝这一跨越内亚与中原的统合型王朝的疆域。[③]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整合的尝试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④]按照近代民族国家建构逻辑，本该在民国时期完成的国家认同却由于所继承的统合型疆域内部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歧而始终无法成型；而反过来，由于民族国家理念所附带的关于民族自决等等的话语影响，在外力促发下，民国内部又出现了脱离统合型疆域版图的相关事例（如外蒙古）。可以说，在民族国家式的国家称号与跨内亚-中原的广阔疆域版图之间出现了某种错位，而这种错位本来是可以在20世纪上半叶就加以弥合的，但形势的变化却将处理这种状况的时间段推到了20世纪下半叶，并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延续至今。从时间长度上看，这种整体性边疆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在千年之前就出现的，也就是说并不是“长时段”的，而与此同时，它也并不是在20世纪后半叶所形成的，也即不是“短时段”的，而是在“中时段”所形成的，也即在19-20世纪这两个世纪内所逐渐形塑的，而恰恰是在这段时间里，国际地缘环境和政治背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动局面。
二.复线边疆：现实与挑战
考察欧洲近代国家发展史，可以发现，由欧洲所生发的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尽管曾经历过数次变动，但强调边界的稳定始终是其中重要的方面，而随着当今世界跨国移民与相关流动日益频繁，世界各国的发展与转变类型愈发多样，逐渐超出了以源自于西欧的民族国家结构为基础的西式国家范式，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越来越不重合，从而使得单线边疆观日益受到挑战。[⑤]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由于中国历史上原有朝贡体系和文明观念的影响，因此，在中国本土话语对边疆认识方面，明确的单线边疆意识并不明显，政权、族裔、文化边疆共存的情况较为明显，而从历史实践的效果来看，这并未影响中国的内部发展、对外交往以及中华文明在整个东亚的远播。而自清朝后期进入国际关系体系之后一直到20世纪中叶，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尽管中国疆域版图的基本面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动，但由于外力侵入等原因，边疆地区的边界变动情况较为频繁，一方面出现了政治疆界方面的明晰化要求，但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自身政治经济力量的变动，在文化边疆等方面也会出现相应的盈缩现象，因此在对中国边疆的具体内涵与外延加以认识方面，也出现了不同的范围界定。例如，如今的港澳台地区，虽然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看，处于大陆地区的边缘位置，但从政治现实来看，却既不属于国外，也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境内，又同内地的边疆自治区地位不同，是处在（国）界内（海）关外的特殊地域，这种情况实际上就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中国边疆所具有的多重性。
因此，面对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多层次边疆局面，所谓以西方民族国家为范本的单线边疆观正越来越受到挑战，作为中国研究者，我们有必要在理论层面上加以应对，形成适应我们自身国情的相关认知，以避免单线边疆观下各国间日盛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可能会造成的国际间冲突，进而实现各国在当前国际体系下的和平与共处。而这种复线型边疆观的构建，又需要我们能够用一种动态的、比较的视野去观察与分析世界范围内的国家与边疆现象，并随时作出相应的调整。
三.统合型国家内部的生态互动
作为欧亚大陆上两种较大的生态区域，中国疆域内部的“内亚”与“中原”在数千年的彼此互动中形成了紧密的关系，并构成了目前以“中原”为核心的基本文化生态。但正如罗茂锐（Morris Rossabi）所言：“内亚的政权与部落周期性地影响着中原的经济与政治，而反过来，中原也常常对内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⑥]在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著名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一书中，则首次将中国的“内亚”区域分为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而这一划分也成为如今对中国陆地边疆地区的主流划分类型；就现实而言，当代中国主要的边疆问题，也大多集中在这些区域，尤其是新疆和西藏地区。因此，可以这么说，在中国还是一个传统大陆型国家时，主要的边疆问题就出现在“内亚”区域。所以，我们有必要更好地认识“内亚”的地位及其它在与“中原”关系方面曾经的配角地位。
著名的内亚研究学者赛诺（Denis Sinor）曾分析过“欧洲”（Europe）和“亚洲”（Asia）在划分上所体现的权力关系，认为欧洲的划分更多地是基于历史或文化因素，而不是地理因素，而亚洲的划分则更多地基于地理因素，而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其内部在生态和社会方面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将欧亚作为一个整体（Eurasia）来加以观察。[⑦]而在这当中，我们就有必要更好地考察中国疆域版图形成过程中，位于中原的中央政权是如何一步步地将“内亚”资源吸收进来，并经过长期的发展，最终形成大一统的中国认同与中国疆域的；而到了近代，来自海洋和亚洲内陆的力量（如英国、日本和俄国）又是如何系统性地搅动并挑战中国疆域版图之内的中心与边缘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当代中国边疆问题的激化。
四.从“我们的大清”到“我们的中国”
对历史的观照无法脱离开对历史遗留给当下的“遗产”的观察与反思。所谓“遗产”，按照《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是指“（1）死者留下的财产，包括财物、债权等；（2）借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或物质财富”，[⑧]这里实际上包含了两种意义，一种是指历史过程中所传承下来的相关产权，所强调的是之前产权与当下产权之间的继承性，它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的传承；另一种则是指历史上传下来的具体事物，如实体性的遗迹、非实体性的文化习俗等，这些所强调的则是历史时期给如今的社会或文化所遗留的现实物质或文化景观，这些景观在某种程度上又让我们回想起历史时代的图景，它本质上是一种物质的传承。这两种对“遗产”的传承方式彼此之间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冲突，但在一些情况下会造成彼此之间的错位与竞争。
“中国疆域的发展，经历了政治局势的分立、统一和大一统的进程。在元、明、清大一统以前，中国疆域格局往往表现为多类型和一定的层次结构。这反映了分与合政治局势的演化和管辖对策的施行，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发展的必然过程，而不是实质性的分裂；中国传统文明的发展，是历史上支撑和维系整个疆域的脊梁”。[⑨]这无疑是我们认识和分析中国边疆问题的基础与共识。但是，当我们将清代边疆作为“遗产”来加以分析的话，也能够发现在这当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类“遗产”：一种是作为制度传承的边疆治理遗产，另一种则是作为具体实物的边疆地域遗产。在其当代的具体实践当中，相应在两个方面加以展开：首先，我们在探究清代边疆治理过程中，会涉及到边疆治理方略的历史继承性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时刻面对清代边疆政策中的相关治理策略的历史合法性问题并为此加以强调和证明，这一问题直接指向边疆历史遗产的制度层面。这不仅需要对历代王朝中央政权的边疆治理政策进行知识梳理与分类，以形成从古至今中国边疆治理方略的整体性逻辑，而且还需要在分析的过程中将对边疆各地区的相关治理政策进行历时性排列，在排列的过程中尽量弥补其中的缺失环节，以确保边疆治理政策的连续性。其次，当我们在对中国历代王朝尤其是清代边疆及其相关地域加以研究的时候，往往又会涉及到与当代中国的边疆地区以及清代之前的历代王朝边疆地区的范围设定与对接问题，而在这当中，由于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变迁，各边疆地区的具体范围存在着难以进行历史性接续的问题。
此外，由于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大一统王朝，同时又在西方压力之下经历了曲折的近代化转型，这是一种已经无法再往回扭转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了的过程。而在这之后，中国边疆所处的内外环境已经跟封建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从历史资源与现实实践来看，清朝的国家治理经验与遗产常常成为我们回顾中国边疆治理甚至想象未来边疆治理图景时的一个参照系。一方面，“清朝政府统一了多民族国家疆域版图之后，根据‘因俗而治’、‘因地制宜’方针，针对各个边疆地区的不同情况，设置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制定了管理措施。自清初开始，其在边疆地区的管理机构与管理措施，随着对边疆地区的逐步统一，也在不断补充、完善与加强，因而形成了一整套管理边疆的措施与制度”，[⑩]这固然是由于清朝在边疆治理过程中确实具有相当的独创性与独到之处，诸如满蒙贵族之间的制度性联姻、盟旗制度、伯克制度、驻藏大臣和金瓶掣签制度、制度化的改土归流措施等等，这些措施与当时清朝边疆各地区的历史与现实情况相契合，故而在施行与贯彻的过程中往往能够起到较好的效果，并形成某些值得加以延续和坚持的制度性安排。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清朝自身的某种特殊性，即它一端接续着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主导下的现代世界，另一端又继承了蒙古-元朝的视野与气度，处于连接横跨内亚-中原的传统帝国以及近代国家体制的中间位置。而正是这种独特的中间位置，使得清朝的诸多治理经验与制度安排无法用较为纯粹的西方术语或经验来加以统摄，而应时刻考虑到具体的历史与时代背景。对此，如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所言：“后蒙古时代欧亚大陆的总体形势，呈现为各方面不由自主地模仿蒙古帝国的四或五个‘帝权’长期大范围并存的图像。即处在亚洲东方的明、清两个帝国；处在中亚和印度次大陆的帖木儿帝国和相当于第二次帖木儿朝的莫卧儿帝国；处在中东的奥斯曼帝国；处在欧亚大陆西北部的俄罗斯帝国。这些‘巨大帝国’都一直延续到了近代。蒙古为人类留下了更大规模的国家统一和社会融合的道路。尽管经历曲折，直到今天中国还在继承着‘大中华’的版图和多元复合的国家和社会所应有的状态。”[11]这实际上就告诉我们，即便是清朝所建立广阔版图和稳固控制局面，从历史基因来看，还是无法绕开蒙古-元朝所打下的基础，这种基础就是建立在横跨内亚与中原之上的机制性安排，清朝只是将这种跨越内亚与中原的机制性安排设置得更为精细和稳固，而且清帝自身也以蒙古大汗世统的继承者而自豪。在我们对于边疆治理的思考中，实际上往往侧重于重视第一方面，而忽视了第二方面的内容，即如何实现对横跨内亚-中原的统合型社会及相关机制的维系与巩固问题。
如何有效地从“大清”背景下对于边疆地区的治理过渡到现代“中国”背景下对边疆的认识与治理，就有必要在梳理与分析清朝对边疆地区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对当代语境下如何实现对跨域内亚与中原两大文明类型的统合型机制与相关结构进行更好地思考。
我们对边疆治理历史经验的获取过程，这其中必然伴随着对于曾经确确实实发生的相关历史过程及其成效、后果的回顾与反思，但这在这当中，会有意无意地这种原本充满失误与波折的历史过程变得看似更完美无缺，成为一种用以吸引注意力的名片，而忽视了原本历史过程的不完美。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一方面往往去寻找清朝边疆治理的历史资源，力图找出边疆治理过程中的有效之策，在另一方面，用这些有效之策来建构清朝边疆治理的整个体系，而有意无意地抹去了治理体系中的无效和冗余部分，进而将整个边疆治理体系贴上了“有效”的标签，成为某种程度上的遗产式展演。而在这样的过程下，我们就忽略了清朝边疆治理中的博弈与互动过程，尤其是清朝相关政策的阶段性与权益性，而将清朝所处的历史与时代背景固化、将相关的边疆治理政策简单化为几大区域与几大政策，对于边疆政策数百年发展过程中的变与不变，没有做出相应的强调与重视。
总体而言，清廷从关外建立统合国家体制之基础，入关之后又将这种国家体制进一步拓展，最终建立起跨越内亚-中原的庞大政权并维系内部机制的有效运作，并在各层次上建立起了程度不一的“我们的大清”认同，其全局性的影响延续至今。这种成就的获得并不简单依靠铁血政策，而是在充分理解和认同内亚-中原统合结构及其各自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并借助统治层的制度性安排与长期坚持来加以维护与巩固。而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现代中国所拥有的历史资源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跟清朝完全不同，周边各民族国家力量及相关国家自身建国话语的兴起已经严重稀释甚至瓦解了“大清”曾经拥有过的道德与文化资源，而与此同时，作为跨越内亚与中原的文化、宗教符号总象征的清朝皇帝（满洲皇帝+汉地皇帝+蒙古大汗+藏传佛教菩萨）已经成为历史名词，这些情况使得我们对于如今对于跨内亚与中原统合传统与力量的强调往往更多地只能从历史资源那里寻找支撑，而缺乏在现实基础上的确立起“我们的中国”认同的、在政治结构安排之外的、能够建立起文化与命运共同体的各种有机符号。而如何能重建这些有机符号，将直接决定我们能否有效维系跨越内亚与中原的统合结构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现代中国的边疆话语资源主要以三种方式获取，其一是对历史中相关经验的复制或借鉴，其二是对外域相关边疆治理经验的引介，其三则是在对既有内外经验的基础上的重构。由于治理成本的问题，边疆话语指导下的边疆政策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不具有试错性，因此选择何种边疆话语将直接影响到国家边疆治理的效果与后果。
阎学通先生曾指出：“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西方国家的。西方国家的民族国家建设是内生的，它的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其传统文化以及整个政治哲学思想是其民族国家的内生基础。而中国没有这个基础，中国是从外面借鉴来的，但中国又不能全盘效仿西方……因此，我们的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也摆脱不了这个模式，即借鉴外部思想和模式，然后与中国特有的基础相结合，这是我们的方法和必然路径”。[12]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边疆治理一方面继承了古代中国尤其是清朝的边疆政策，而在另一方面则有借鉴了苏联等国的相关实践经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边疆治理的成效较高，而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以及国际地缘政治局面的变动，随着新的国际因素和后殖民话语的介入与影响，国家在数十年间曾经行之有效边疆治理模式在理念与实践层面受到了诸多的挑战，而在试图弥补和完善这种治理模式的过程中，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到的边疆治理措施，其绩效往往无法再现当初的成就；而外域边疆治理经验的引介，又由于其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环境与本国情况不同，因此难免出现削足适履的现象。因此，建基于确保跨越内亚与中原的统合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与稳定性之上的边疆话语，就成为我们的目标所在。而在这过程中，如何寻找到能够有效协调内亚与中原经济文化特征与利益的契约性协调方案，是一大关键。
有鉴于此，重构中国自身的边疆话语就成为未来中国边疆话语组织成型的最重要路径。在此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在清朝的诸多边疆政策当中寻找和提炼具有一定效能的治理措施，既巩固好作为重要合法性支柱的中国边疆“历史产权”的制度性传承，也要掌握住现有的、有形的边疆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从而更好地将清代边疆政策的两方面“遗产”加以继承；在另一方面，则需要更多地从欧亚其他大陆国家，如德国、俄国、法国、奥匈帝国等的历史经验和实践中寻找可资借鉴的边疆治理资源，而这种考察具有某种超脱性，可以超越在对本国边疆治理政策遗产继承层面的研究和讨论所存在的某种泛政治化倾向与风险。只有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我们才能在继承历史实践与现实状态的同时，完成对建立在基本共识的中国自身边疆话语的重建。
注：本文为中央民族大学2015年度校级自主科研项目《近代以来中国“边疆”概念的范型与流变》（项目编号：2015MDQN03）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Willard J. Peterson, “Introduction: New Order for the Old Order”, in Willard J. Peterso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art One: The Ch’ing Empire to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7.
[②]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8年第3期。
[③] 袁剑：《民族国家观念的中国式阐释与中国主体性建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0年第1期。
[④] Morris Rossabi, C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Pica Press, 1975, p. 218.
[⑤] 这种单线式的边疆观所折射出的是西方树形观念下的对于政治与社会事务的分类化思想，如德勒兹等所言：“西方与森林和砍伐森林有着特殊的关系；砍伐森林后的田野长满了种子植物，这些种子植物是基于树状种属的培育生产的；在歇耕的田地上豢养动物，这种豢养也选择构成整个动物树状的谱系。东方呈现的是另一幅图景：与大草原和花园有关（或在某种情况下与沙漠和绿洲有关），而非森林和田野；通过个体的破碎培养块茎；放弃或排除只限于有限空间的或被推向游牧的大草原上的动物豢养”（参见陈永国编译：《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块茎》，第150页）这实际上就从生态观的视角揭示出了西方与东方观念下对于分类与发展观的不同，而反映到边疆观上面，也就凸显出典型西方观念下要求边疆明晰化的要求。
[⑥] Morris Rossabi, C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Pica Press, 1975, p. 287.
[⑦] Denis Sinor, Inner Asia. The Hague: Monton & Co., 1971, p. 1.
[⑧]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85页。
[⑨] 林贵荣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上卷），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导论，第4-5页。
[⑩] 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11] [日]杉山正明著，乌兰、乌日娜译：《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5页。
[12] 范勇鹏、李彩艳：《中国崛起的关键氏加强民族国家建构——阎学通教授专访》，《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