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所谓博弈，就是在一系列规则制约下，在直接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参与博弈的各方依靠所掌握信息选择各自行动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成本最小化的过程。显而易见，博弈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过程。对参与博弈的国家而言，各自的地理、人口、经济规模等是制约（或者有利）因素；所掌握的信息、所采取的行动及其效果是关键因素。
在许多情况下，论者往往倾向于关注参与博弈各方的“硬实力”及其行为方式。而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参与博弈各方内部的制度绩效。在博弈过程中，参与各方在所掌握信息基础上选择各自的策略（行动）。策略和行动的执行需要耗费一定的资源，而资源生产和再生产及其效率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质量。如果参与者制度的质和量都不足以支持其持续不断地参与博弈，最终参与者则有可能出局。苏联解体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
在当今世界，中国、美国、俄罗斯和印度是四个具有鲜明特点的大国。[1]其中美国算是守成大国，中国与印度是崛起大国。俄罗斯的地位比较特殊，既是守成大国，也是崛起大国。中美印俄四个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就是守成大国美国要继续维持对自己有利的地位，“管控”崛起大国的崛起过程，避免其伤及既有利益。崛起中的大国要竭力避免守成大国的干扰，最优选项是争取支持和协助，采用“最小摩擦力”原则，顺利完成综合国力提升，进入“一流大国俱乐部”，进而获得切实的利益。客观上，中俄印三个崛起大国之间既有相互借重，也存在相互竞争。
冷战以来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
一方面，美国及主要发达工业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贫富分化严重，原有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获得快速发展，结果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七国集团”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下滑，新兴市场国家所占比例稳步提升。
值得说明的是，就美俄中印四国的发展态势而言，中国的发展从总体态势、发展速度和质量、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等角度，均处在稳步上升的阶段。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占全球的7.3%，到2017年已经是约15%，翻了一番左右。
各国经济总量的变化并不是“零和博弈”。中国经济崛起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2008年到2017年，美国占全球经济份额一直稳定在22%～25%之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虽然极大地冲击了西方建立的国际经济体系，但美国的领先地位并未被根本撼动。美国的金融实力也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美元储备占全球货币的比例稳定在60%以上，而人民币仅占2%左右。在IMF特别提款权（SDR）权重中，美元占40%以上。2016年底人民币正式“入篮”，比重为10.92%。
中国对全球大势的基本判断是，当前全球力量对比更趋平衡。[2]全球力量对比的平衡不一定是由于美国的衰落，更多的是非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的结果。譬如，有学者认为，[3]由于新兴大国崛起、经济全球化、财富和经济相对实力从西方的历史性转移，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影响力的上升，到2025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国际体系将是一个全球性的多极体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实力差距将继续缩小。
历史地看，工业革命以降的二百多年间，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发展出十分强势的文明，在全世界攻城略地，将自己的特殊性推及全球，发展为现代化、后现代等普遍性存在。在此背景下，所有非西方文明都面临严峻挑战。融入，意味着部分或者全部丧失自己的特殊性；或者从自己的特殊性当中演绎出普遍性，甚至作为西方的替代选项。作为大型文明体的中国面临这种境况，印度、俄罗斯等也同样面临这种境况。
全球格局虽然发生巨大变化且在持续之中，但前景不明，充满着不确定性。未来全球格局的面貌到底如何，目前只能看到一些轮廓和趋势，殊难给出一幅完整的图像。而这是因为，全球格局的塑造者、一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和行为者，譬如本文论及的美俄中印等，就其内部发展以及相互之间的互动，究竟能够发展出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尚存疑问。
全球格局的轮廓和趋势正在逐渐显现。帕拉格·康纳[4]认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伴随着日本的崛起和欧洲的整合，世界的重心开始分散，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不断被削弱；中国、印度以及重生的俄罗斯，相继成为地缘战略的锚点。全球实力和权威的分配结构发生了长期性、难以逆转的变化。关键是，经历了全球化改造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一座由美国稳坐顶层的金字塔。
与此同时，美国作为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依然有很多工具和手段来影响世界事务。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在地缘政治中仍然具有地理、能源、贸易与货币四大优势，支撑着美国在地缘经济领域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但是，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美国第一”的政策意味着对外政策的收缩，不愿意承担过多的领导责任。这与美国一直以来的对外政策实践相矛盾。
就目前而言，美国国内民意对冷战结束之后无休无止对外干涉的厌倦，有可能导致其政策的“内卷”。特朗普的当选及其“美国第一”的口号和政策主张，就是这种民意的体现。问题是，这个政治周期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并且在其结束之后，美国政界和民意是否发生回摆？假如民意发生逆转，美国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支撑其新的政策调整？
俄罗斯作为有全球抱负的大国，拥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资源，经济发展是其明显的短板。在积极进取的对外政策和支撑这种政策的资源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矛盾。俄罗斯学者库兹涅佐娃认为，俄罗斯近四百年的发展是全面追赶欧洲的结果。[5]但目前的俄欧关系和俄美关系处于冰点，双方都没有足够的政治意志和力量恢复关系。
欧亚地区（原苏联地区）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俄罗斯对欧亚地区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文领域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俄罗斯通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不断完善和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安全和军事合作。2015年以来，俄罗斯在该地区大力推动地区区域一体化进程，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目标是建立一个政治经济联系紧密的欧亚联盟。
印度作为南亚地区大国，具有全球抱负，正在努力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积极主导南亚地区事务。近年来，随着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逐步提升，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信心不断增强。印度一方面加入中俄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另一方面积极主动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一起构建“印太地区”安全网络。印度经济发展存在着显著的短板，基础设施、区域发展失衡、社会问题等，都是其棘手的制约因素。
中国自1978年来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的全球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迈上80万亿人民币关口（约为美国GDP总量的65%）。目前，中国正在稳步推进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越来越积极主动，军事实力也在大幅提升。
美国学者对中国、印度、俄罗斯三国的预测是，中国在未来20年对世界的影响力将居三国之首。如果目前趋势持续下去，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数一数二的军事大国。印度可能继续保持相对快速的增长，同时将谋求建立一个以新德里作为一极的多极世界体系。俄罗斯如果愿意花费财力培养人才，发展经济，走多样化发展道路，融入全球市场，在2025年就可能变得更富有、更强大、更自信。不过，如果俄罗斯不这么做，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又维持在50～70美元的范围，俄罗斯就有可能经历明显的衰退。美国学者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与中、印、俄并驾齐驱，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与他们各自的全球影响力相匹敌。[6]
美俄中印之间的互动。目前，美俄中印之间的双边和多边互动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美国依然在唯一超级大国思维的惯性力量推动下，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军事优势、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等，维系美国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打压任何试图挑战的大国。
中美关系是世界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对于中美两国而言，未来主要的战略挑战将是如何建立一个互利的过渡模式，推动西太平洋地区从美国的海上主导向稳定、真实的均势过渡，确保任何一方在军事冲突中都不具备明显优势。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历史学家裴斗虎（Gregg Brazinsky）在其新著《赢得第三世界：冷战期间的中美竞争》中所言，“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害怕的是，中国会带来一种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而这种模式将根本性地破坏美国现今维持的自由国际秩序。”中国的替代性发展模式及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示范效应将对美国霸权造成巨大的挑战。这才是中美博弈的核心实质。而中美之间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走向对抗，抑或双方能够找到良性互动的方式？
美俄之间的关系在2012年的“重启”失败之后，尤其2014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之后进入低谷。美国2017年8月份通过涉及俄罗斯的制裁法案，完全有可能类似冷战时期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在数十年内构成美俄双边关系的“背景噪声”。美国政府最新发布的制裁名单，则涉及俄罗斯政府高官和寡头多达211多人。
中印两国分别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印度的5.3倍，印度与中国差距明显。中国经济硬实力远超印度，但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的转换期、人口红利的消退期，而印度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布局调整机遇，利用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大力实施工业化战略，经济增长潜力得以持续释放。自2014年担任印度总理以来，莫迪相继提出“印度制造”“数字印度”等战略，推动本国转型为制造业大国，成效显著。众多机构、学者认为印度经济的发展潜力比中国更大。
中印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受到领土问题的影响。印度一直视中国为其实现南亚大国宏伟目标的主要威胁和障碍。与此同时，中印两国同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有许多共通之处。尤其在文化领域，印度电影，如阿米尔·汗的《神秘巨星》在中国曾占据票房榜冠军，也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
文一认为，[7]按照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印度应该比中国经济发达，因为与中国相比，印度具有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人口、地缘政治以及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具有比中国更好的发展经济的必要充分条件。但事实是，印度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落后于中国，印度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于中国。2016年印度的GDP总量是2.263万亿美元，中国是11余万亿美金，为印度的5倍。2017年印度人均GDP为1965美元，中国的人均GDP为9482美元，是印度的4.8倍。
中俄之间的互动体现在多个层次和领域。政治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正在积极向前推动。在同时面对美国强势压力的情况下，中俄结伴而不结盟，在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密切合作。这种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助于中俄两国排除外界干扰，集中力量从事国内建设。
俄罗斯：参与全球博弈的政治经济基础
俄罗斯历史上一直积极参与欧洲和全球范围的大国博弈。沙皇俄国时期如此，苏联时期如此，1991年以来的俄罗斯联邦也是如此。就二十世纪而言，一百年间俄罗斯经历了三次政治制度的巨变，文明属性保持不变，对全球大国地位的追求也保持不变。尤其冷战时期的苏联，在其综合国力达到巅峰之时，作为超级大国与美国在军事、意识形态等领域展开全面竞争。这对于今日的许多俄罗斯人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历史记忆，也是许多俄罗斯人世界大国情怀的心理基础。当然，今天的俄罗斯，从领土、资源、人口、教育科技工业水平等角度都具备追求全球大国地位的条件。
我们对俄罗斯参与全球博弈的政治经济条件进行解析，并且认为，目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俄罗斯国内政治完全有可能保持稳定，但经济社会发展缺乏动力和必要的制度支撑，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十分不利。
俄罗斯国内政治将在中长期保持稳定。国内稳定是俄罗斯参与全球博弈的基本条件。从目前来看，俄罗斯完全具备在中长期保持国内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强有力的政权。这主要是因为普京总统的地位十分稳固。俄罗斯1993年的宪法，确定的是一个“超级总统”制度框架：总统的职权凌驾于立法、行政权力之上，直接掌握外交和军事强力部门，负责制定内外政策。因此，强有力的总统是俄罗斯政治稳定的关键。
现任总统普京自2000年上台以来，一直享有较高的支持率。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之后普京支持率曾达到86%。在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并入之后其支持率再次攀升，达到83%～84%。
普京的高支持率是理解2000年以来俄罗斯政治稳定的关键点之一。如此高的支持率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魅力。对此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普京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是危机时刻力挽狂澜的政治强人，如车臣战争、打击寡头、2008年俄格战争、收回克里米亚、叙利亚战争，等等；另一方面则是2003年以来随着世界市场石油价格的快速攀升，俄罗斯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经济快速增长，民众收入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这两个大的政绩因素都有利于普京的支持率。
2014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不断加码，俄罗斯经济陷入衰退，居民实际收入连续四年下降，这些因素并未构成俄罗斯政治稳定的威胁，相反却进一步强化了普京总统的地位。2018年3月18日，俄罗斯例行总统大选，普京毫无悬念地赢得总统大选并执政至2024年，甚至有可能在此后一个时期继续保持政治影响力。因此，就中期（到2024年）而言，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稳定是有保障的。
发展缺失是第一大难题。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自1991年以来的26年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只有1%，[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个阶段俄罗斯经济累计增长26%，而全球经济则平均增长148%（累计）。
2008～2016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不足0.2%，低于全球平均增长水平，可谓“失去的十年”。2009年以来，俄罗斯平均年增长率为1%。俄罗斯官方预测显示，未来一个时期（2017年起）GDP年均增长率将保持在2%左右，低于全球平均增长。因此，俄罗斯再次面临“失去的十年”。
长期低速增长意味着俄罗斯民众在经济陷入停滞的状态下生活，经济总量将持续落后于世界经济，与主要经济体的距离越拉越大。就俄罗斯GDP在全球的份额而言，2013年达到2.8%，2016年萎缩为1.8%。
当然，不能完全用GDP衡量任何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发展前景，这一点对俄罗斯而言尤其重要。俄罗斯地大物博，具备经济增长所需的要素，但增长速度长期低迷。这个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解释为制度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是一个强而有为的国家，既能创造并维护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同时又有能力将国家行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不至于妨碍经济主体的活动。这涉及国家、资本与社会的关系。1991年以来俄罗斯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变革。一般认为，1990年代俄罗斯国家被资本俘获，2000年以来则是国家完全控制了资本。时至今日，俄罗斯国家和国有部门对GDP的贡献达到70%以上，中小企业发展水平较低。因此，就中期而言，俄罗斯经济发展将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从长远来看，这完全不利于俄罗斯综合国力的提升。
外交政策：与国内发展之间的平衡点。2016年11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新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9]与此前2013年的版本相比，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和任务等发生显著变化。这表明俄罗斯官方对其国际局势的总体评估和外交政策作出部分调整。
《构想》认为，目前全球经济空间正在“分割”为多个区域板块。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进程无法推进，以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内容的区域贸易协定层出不穷。区域一体化被视为“增强竞争力、安全和经济金融稳定”的主要因素。因此，后苏联空间的一体化进程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第一优先方向。北约和欧盟被视为“地缘政治扩张”，而遏制俄罗斯政策被视为“破坏地区和全球稳定”。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共同空间不再是主要任务，而是战略任务。欧亚经济联盟应该成为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合作项目的平台。《构想》对俄罗斯在全球的定位是国际事务和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平衡性因素”。
俄罗斯近年来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满足了国内军工联合体、相当一部分财政供养人员的利益和政治上的大国诉求，但并不利于给俄罗斯国内发展营造较为宽松有利的外部环境。俄罗斯内外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显而易见，对于俄罗斯而言，关键问题是找到外交政策与国内发展之间的平衡点。
与美国的关系：从“重启”到新低点。俄美作为当今世界两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核大国。数年之内，两国关系从奥巴马时期的“重启”到陷入制裁与相互指责的低谷。一方面，俄罗斯2014年收回克里米亚引起西方制裁；另一方面，美国指责俄罗斯深度介入2016年总统大选。2017年7月25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主要内容是将此前奥巴马总统以行政命令方式确定的对俄制裁措施升级为法律，这样可以防止特朗普总统绕过国会取消这些制裁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参议院审议通过时是98票赞成，2票反对。新的制裁法案很有可能类似冷战时期著名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对双边关系的发展产生影响。此外，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在对俄政策和制裁等问题上立场一致，使得两国关系的改善缺乏应有的政治基础。
西方的制裁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其原因在于，截至2014年7月1日，俄罗斯企业和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借贷规模达成创纪录的6600亿美元。对俄罗斯企业和银行而言，这既是有利可图的生意，同时也是无奈之举。俄罗斯独立25年来未能建立起有效的金融市场，银行系统吸纳的存款绝大部分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俄罗斯央行在“通胀目标”政策上长期维持从紧的货币政策，基准利率一直很高，企业贷款的门槛比较高，资金成本较高。2014年西方对俄实施金融制裁之后，俄罗斯企业和银行几乎无法获得新的贷款，原有的贷款无法获得融资因而必须立即偿还。其结果是，俄罗斯企业和银行的外部借贷总量从2014年中的6600亿美元缩减到目前的大约4600亿～4700亿美元，并且无望从西方金融市场获得新贷款。信贷规模压缩2000亿美元对俄罗斯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直接导致2014年底的卢布大幅度贬值。
因此，美国国会新的金融制裁措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恶化了俄罗斯的国际环境，并且完全有可能在严重影响俄罗斯的经济复苏。
俄罗斯的发展前景。[10]一般俄罗斯人和外国观察家都认同这样的说法，即俄罗斯具有经济发展（复兴、幸福生活）所需的一切必要和充分条件：自然资源、产能、人力资源、交通运输网络、消费者（相当规模的国内市场）。实际上，俄罗斯缺乏的是一个高效的国内市场。[11]问题是，“自由市场”既不自由，也不免费，它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而这个公共品只能由一个有行为能力的重商主义的政府不断创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错位、越位和缺位同时存在。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俄罗斯有可能陷入长期停滞。[12]历史地看，1913年俄罗斯的GDP与世界主要大国基本相当。2008年俄罗斯的GDP已经与美中拉开较大差距。与此同时，俄罗斯经济结构、产出、出口与支出的结构，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和基本原则，在2016年与1913年没有根本性差别。这意味着，俄罗斯在世界性竞争中的彻底落伍。究其原因，如果1913年世界主要大国的生产方式差异有限的话，2016年世界主要大国的经济组织和生产组织方式已经高度复杂化。
一个较为简单的解释是，俄罗斯地域广大，控制广袤的地域是俄罗斯国家的首要任务，地域广袤是俄罗斯之为俄罗斯的首要条件。这是一个压倒性的政治原则。俄罗斯国家不允许出现国家政治权利的竞争者，譬如商业权力。但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严格控制，与国家划定一定的空间让经济活动自发进行，这是两个原则性的立场，其导致的最终结果也是大异其趣。数百年来，俄国的文明属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俄国的政治制度却经历了从沙皇专制主义、苏联极权主义到俄国“主权民主”等三次大颠覆。俄罗斯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政治原则（治理模式）。这难道是俄罗斯的宿命？
有学者从俄罗斯历史、文化的角度探索这种情况的原因。但是，历史文化仅仅提供了一个政治体制“展开的”宏观语境，并且在政治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历史文化因素，而是具体的个人和团体。具体的个人和团体在制度设计上往往明显地按照自己的偏好进行调整，形成特定的局面。组织内部的个体利益偏好会对历史变局产生影响（这是理性选择学派所关注的问题），否则就不能理解在社会转型期对一些人所共知的问题无能为力的现象。[13]
俄罗斯现体制的特点是，有足够的能力维持基本政治稳定，但没有足够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改革、人民福祉的改善等）提供必要的制度环境。究其本质而言，现体制是不可持续的。但吊诡之处在于，这种体制又可以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2024年之前，俄罗斯发生所谓“颜色革命”的几率几乎为零。“颜色革命”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精英集团高度碎片化，且其中的一部分认为要与西方结伴，甚至结盟且为其所用。俄罗斯上层精英集团人数很少且高度团结。在这种情况下，“颜色革命”引起权力更替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
展望未来，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是，俄罗斯不会成为与中美比肩的世界大国。关于俄罗斯目前和未来一个阶段发展，可以用三句话表述：外部和平和国内稳定是俄罗斯实现发展战略的两个关键前提条件；俄罗斯完全有可能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俄罗斯的未来把握在自己手里。
显著的不确定性
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目前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政策走势上的不确定性。2017年12月8日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1月发表的《国家防务战略报告》，把美国的主要挑战和威胁调整为大国之间的战略性竞争，指出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取代反恐，成为现阶段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中国和俄罗斯被定位为修正主义力量，力图挑战美国及盟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2018年2月3日，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核态势审议报告》，表示将开发小当量核武器，同时对自己的核武库进行现代化升级改造，继续发展陆基、海基和空基核武器，同时准备降低核武器使用的门槛。美国降低核武器适用的门槛，完全有可能擦枪走火，引发影响全球安全与稳定的“黑天鹅”事件，其后果难以估量。
曾经参与苏美核裁军谈判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阿尔巴托夫[14]认为，美国政府公布的核政策文件显示出一个重大的政策调整，即美国正在放弃近三十年来一直坚持的核武器政策。
展望未来，在看到美国模式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与不可持续性的同时，也要看到美国经济依然具有无与伦比的活力，依然有可能发生“创造性毁灭”、出现新的发展模式。但总体趋势是，美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分量和比重有所下降，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比重有所上升，美国将依然在全球经济中占据关键地位。“七国集团”中的其他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如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等，则完全有可能被发展中国家所替代，因而导致西方总体上作为一个集团的影响力的下降。
到未来某个时间节点，譬如2050年的时候，我们将迎来一个多极世界，美国将发现自己只是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之一，尽管它仍是最强大的角色。[15]而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国的发展模式和战略定力，“只要国家仍生活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的竞争就仍将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国家间现实利益的冲突仍将不断出现”。[16]
近十年是全球经历经济危机的十年。对人类的前途命运而言，如果各大国能够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意志拒绝零和博弈的对抗，包括集团对抗，建设休戚相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善莫大焉。这是我们的善良愿望，但需要用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作支撑才有机会落地生根。
注释
[1]限于篇幅因素，本文对日本、欧盟等存而不论。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欧盟和日本的崛起，拉开了全球力量对比变化的序幕。本文没有论及欧盟和日本，只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简化论述的过程。——作者注。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7页。
[3][6][15]［美］罗伯特·J·阿特、罗伯特·杰维斯：《政治的细节》，陈积敏、聂文娟、张健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449、450、453页。
[4]［新加坡］帕拉格·康纳：《请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夜，美国》，观察者网，2018年2月1日，http://www.guancha.cn/ParagKhanna/2018_02_01_445380.shtml。
[5]这里的欧洲应该理解为广义上的西方，包括美国、日本等发达工业国家。
[7]文一：《从中印经济发展差距看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局限性》，观察者网，2018年1月19日，http://www.guancha.cn/WenYi2/2018_01_19_443826_s.shtml。
[8]http://www.ras.ru/news/shownews.aspx?id=20dd5b1f-fe3a-456f-8024-519592234c63.
[9]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总统官网，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1451。
[10]事实上，人口与地理因素对俄罗斯而言是两个较为关键的制约性因素。限于篇幅原因在此不做展开论述。
[11]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12]资料来源：https://www.business-gazeta.ru/article/334675。
[13]杨光斌：《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14]https://ria.ru/world/20180203/1513912695.html.
[16]唐世平：《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林民旺、刘丰、尹继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