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5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TPP）达成后，一些媒体在报道TPP对中国经济影响时，引用了学术模型研究所得出的具体数据，如TPP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影响的百分点等，引发了国内各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总体来看，模拟研究的结果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现实问题的方向，但关于TPP测算的各种结果与真实经济运行均有一定的差距，在使用这些研究结果时，需要持有科学审慎的态度。
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对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FTA）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类是以统计学理论为基础的计量估计方法，基于引力模型，对FTA的经济效应进行事后研究。这种方法采用FTA建成前后的运用贸易流量数据，对FTA实际的贸易效应进行估计。通过在引力模型中设定一个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虚拟变量，来考察FTA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与事前模型相对比，事后研究采用真实数据进行分析，其对FTA的实际效应的测度更为准确。另一类是以经济理论中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为基础，对模型校准后，采用反事实估计，对FTA的经济效应进行事前的模拟研究。在TPP等自由贸易协定达成前对其效应进行研究，适用于采用事前模拟方法。
FTA效应的事前分析的传统方法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以下简称CGE）。国内对CGE模型已经有一些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用CGE模型对FTA进行研究经历了从静态CGE模型到动态CGE模型，从完全竞争模型到不完全竞争模型的演进过程。经过30多年的发展，CGE模型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已经广泛应用于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贸易政策分析中，如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CGE模型虽然可包括丰富的数据，但通常模型结构较为单一，和贸易理论模型相比，CGE模型的思想性略差，更多地被作为政策研究工具。在以异质性厂商贸易理论为代表的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前沿中，呈现了校准方法和估计方法相互补充和结合的趋势，如Eaton & Kortum（2002）采用美国厂商的实际数据，来校准模型参数，检验模型的结论，并通过政策模拟（如贸易壁垒变动、汇率变动等）进行反事实估计。
TPP效应的事前测算研究属于政策应用型理论研究，与一般的学术研究有一定差异。从现有各种测算模拟研究中，可以发现这些文章中体现了两类研究方法论。其一是基于学术研究思路，力求与前沿贸易理论模型结合，谋求方法的前沿性。另一类是基于政策研究的需要，政策要求对现实问题给出准确的答案，模型设计方法力求越接近现实越好，国家数量多、模型层级复杂。这与学术研究需要一定的抽象性是有所不同的。
TPP效应方面值得关注的研究包括：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Petri、Plummer 和 Zhai三位学者的研究中，采用了中国学者翟凡（Zhai（2008）的基本模型，他将处于国际贸易前沿的异质性贸易理论引入到传统CGE模型的分析中。传统的CGE模型由于采用阿明顿（Armington）假定，无法在福利分析中纳入扩展边际的影响。引入厂商异质性后，贸易自由化对贸易和福利的影响将有显著的增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李春顶副研究员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约翰·沃利（John Whalley）教授合作发表在国际期刊《世界经济》（The World Economy）2014年第37卷2期上的论文《中国和TPP：影响效应的数值模拟》（China and the TPP: A Numerical Simulation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Involved）对TPP的潜在经济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论文构建了一个包含11个国家的全球一般均衡模型系统，引入核算贸易成本并分解为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便于探求TPP的非关税减让效应；同时，模型还引入了内生货币的假定以形成一个内生的贸易不平衡决定机制，这一设定更加贴近现实且有利于更准确地探求TPP的贸易影响效应。模型使用了2011年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校准并模拟多种情景下的TPP经济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同时考虑关税和非关税减让的情形下，日本加入的TPP会损害中国福利约0.18%；但中国的出口并不会受到损害，反而因为国外需求的提高而增长0.31%，但进口会下降0.44%。可见TPP对中国经济层面的负面影响和冲击非常有限，甚至从贸易角度看是有利于中国的。如果仅考虑非关税减让，影响更小，中国福利会下降0.07%，出口增加0.21%而进口减少0.16%。TPP的成员国会受益，美国的福利大约会增加0.27%，出口增长7.89%，而进口增长5.31%；日本的福利约增加0.59%，出口增长9.42%，而进口增长8.84%。其他非TPP成员国基本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损。欧盟的福利会下降0.05%，但出口会增加0.11%而进口增加0.004%；韩国的福利会下降0.14%，出口减少0.006%且进口减少0.26%。可以看出，TPP对于中国的冲击很小，无需过多担忧；而TPP本身作为区域一体化的安排是具有排他性的，对于非成员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和损害。
有学者认为，数量模型的分析应注意以下原则：对标准模型进行调整来适应所研究的问题，调整后的模型应仍能反映标准模型的主要特点；模型中引入的新的特点，应有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种调整符合现实经济特点；模型应能成为一个测算工具，如果仅对模型进行估计，而没有对模型校准，则无法提高模型作为测算工具的能力。模型的选择，特别是具体参数的选择要与所研究的问题密切相关。
现有关于TPP各种测算的结果不尽相同，与真实经济运行均有一定的差距。在FTA事前模拟的研究中，通常包括7个步骤：1.对实证研究或现实数据进行分析，初步确定所要研究的问题和机制；2.构建理论模型；3.构建与理论模型相对应的基准数据集；4.用基准数据对模型进行校准，确定模型参数；5.用校准后的模型进行数量分析；6.对模型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7.模型结果分析。对每个环节的研究处理，对数据或模型处理的差异，均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模型的假定不同，对结果会有较大影响，特别是大部分模型基于传统贸易模式设计，没有考虑全球生产网络的影响。在模拟的情景设计中，由于TPP文本处于保密状态，现有模拟与实际贸易自由化的内容存在偏差。同时，TPP的特点是以边界内措施为重点的高标准规则，对边界内措施的影响，特别是一些横向新议题影响的测算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在结果分析中，需要注意技术分析与政策运用的结合，避免引发具有导向性的误读。大部分研究实质上模拟的是亚太十几个国家建立具有一定深度的FTA的结果。对模拟结果更具有政策准确性的解读是：中国为了减少TPP的冲击，需要加入具有广泛性的亚太一体化协议，但这个协议不一定就只有TPP一条道路。
因此，在理解和使用经济模型的结果时，应该重视结果揭示的经济意义，绝对值不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指标，应重点看符号的方向和各国之间的经济影响结果大小的对比关系。对于TPP的效应，应采用经济学理论、经济模型、文本分析与行业研究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式。
TPP所引发的讨论表明，对国际问题研究需要正视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同时这些研究需要以扎实的、与国际接轨的理论研究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