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紧接着,在11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提出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升级,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而在早前公布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也有“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表述。供给侧改革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意味着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思路有了重大转变。
经济增长的动力既可以从需求端去寻找,也可以从供给端去寻找。但长期以来,我国由于深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经济增长一出现问题就习惯性地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提振经济。但这些政策和措施只具有短期效果,而且副作用和后遗症多。当这些副作用和后遗症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不但需求刺激的效果越来越弱,而且影响到经济的平稳运行。在这种情况下,从供给端来寻找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就成为了必然选择。
以往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端“三驾马车”均显疲态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GDP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种需求之和,因此经济学上常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也是得益于三驾马车的有力拉动。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这三驾马车同时出现动力不足。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不断地减速,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四年。2015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为6.9%,比2010年第一季度的12.1%降低了5.2个百分点,降幅高达43%。经济这么长时间的大幅减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现。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三驾马车总有一驾或两驾马车动力比较强劲,可以弥补其他马车出现问题而带来的动力不足问题。而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则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都呈现出疲乏的态势。
从出口来看,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中小出口企业尤为困难。此外,由于发达经济体实行“再制造业化”战略,鼓励产业回归并且更加重视扩大出口,东盟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利用低成本优势加快发展外向型产业,我国在国际市场面临的贸易保护和竞争压力都大大加大,订单向外转移的趋势明显。据海关统计,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出口10.24万亿元,比去年同比下降1.8%,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罕见的严峻局面。
从投资来看,受制造业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影响,民间投资意愿减弱。短期内房地产市场难以走出低迷,制约了投资和相关行业增长。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偿债进入高峰期,地方政府“加杠杆”投资能力有限。2015年前三个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速下滑至10.3%,创2000年以来新低。
从消费来看,受收入水平、收入差距等因素影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低,消费需求萎靡不振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痼疾。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大约在65%～70%之间,而我国只有50%左右。居民收入偏低,再加上社保的不完善,必然导致消费潜力得不到释放,就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足够的动力。
通过减税、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解除“供给约束”
中国经济在经历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总需求调整受到越来越多制约。外需增幅无法回至全球金融危机前；消费需求短期也难以大幅提升；投资需求受资源、环境以及政府债务等因素的约束,刺激空间也明显缩小。但是,如果跳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决定增长的分析框架,从供给方面着手,就能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就全部经济看,供给是需求的惟一可靠的源泉,没有供给就没有需求,没有出售产品的收入,也就没有可以用来购买商品的支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原本不是问题,但回顾近十几年来我国历次调控的结果可以发现,总需求调控之手频繁出击,事实上并没有熨平周期,反而从某种程度上放大了经济的波动,而且使经济周期越来越短。不仅如此,过往每一轮“强刺激”过后,都难免遗留下大批的过剩产能、银行不良资产和地方政府债务。更进一步讲,当经济政策的眼光被过多地吸引到总需求和短周期管理方面,就难免造成对供给面和经济深层次改革措施的忽视。
短期来看,有效需求决定了经济增长,而从中长期来说,经济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都是为了谋取报酬或利润,因此对报酬和利润的刺激会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消除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和利用的因素,使生产要素供需达到均衡和有效利用,就能使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受到高税收、高垄断、高管制等“供给约束”,一些强势机构通过人为制造“供给短缺”,从中获取超出正常水平的稀缺性溢价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于经济中的很多领域,这直接侵害了作为需求方的广大民众的利益,也不利于需求的释放和经济的增长。只要通过减税、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长率。
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的推动力量有三个。一是劳动力供应的扩张,特别是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的大规模转移(人口红利和城市化)；二是不断的资本积累(高储蓄)；三是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当前,这些推动我国过去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要么逐渐衰退,要么遇到了新的瓶颈。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生育观念的变化使得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利率管制、分业监管等金融规制使得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的渠道不畅；研发投入不足、研发效率不高制约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目前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50%多一点,而发达国家在70%以上)。这些因素都会造成“供给抑制”,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力。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可以提高劳动力的供给量,增加资本积累,逐步解除“供给抑制”,从而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此外,更为关键的是要提高生产率,使得经济增长更多的依靠科技创新。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说过:“生产率不是万能的,但从长远来看它几乎是故事的全部。”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人均GDP可比价增长了17倍,同期GDP可比价增长了25倍,可见,中国人均劳动生产率不是相对上升,而是相对下降了。这说明,我国过去三十余年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生产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就为长期经济增长注入了动力。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结合方式的改进,而这三方面都要依靠创新才能实现。创新驱动不仅有助于在要素驱动的后期阻止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趋势,而且还能为经济增长集聚效能较高的投入要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创新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人力资本的提高、企业创新活力的增强和制度创新则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
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曾指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人力资本是以先天的劳动力为基础,通过后天多种途径投资而形成的。它是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体现在人身上的,可以用来提供未来收益的一种资本。人力资本不但具有一般生产要素的作用,而且也具有促使其他生产要素提高效率的功能,因此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我国现有的教育模式仍然以获取知识为中心,强调创新思维和实际动手能力的素质教育模式还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来,导致人才的创新能力不强、创业意识与能力不足。此外,我国人才在体制内和体制外存在收入、福利、激励手段等方面的巨大差别,体制内的人才缺乏创新激励机制导致创新动力不足,体制外的人才缺乏创新资源而导致创新能力发挥不畅,体制内、外的人才双向流动存在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制度障碍。因此,我国进一步消除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打破人才身份、所有制等限制,改革人才投资政策、教育制度、培训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探索多种人才流动形式,给人力资本积累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形成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
企业充满活力,市场充满良性竞争,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强大动力。当前,企业创新活力不足是我国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最主要障碍。在现有的创新体系中,企业常常处于被动创新的配角地位,创新的主动性和创新空间受到较大压制,严重影响了创新能力的提升。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他认为,发展经济,在对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最好的方式是顺其自然,靠市场发挥作用,最差的情形是政府跟市场争夺,说明当时人们就看到了政府与市场争夺资源配置权的问题,并且认识到应该把这种权力交给市场,顺其自然。因此,要改变政府对资源和生产的强大控制和影响,加快完善市场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严格破产退出制度,理顺市场价格体系和定价机制,通过发挥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作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制度创新是指对现存制度的变革,实质是一个社会以新的更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取代旧的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包括产权制度、竞争制度等正式规则或非正式规则的变革。制度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于设立新的规则,增加产出的积累；通过改变激励机制,促进经济增长；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产出增长率。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实现持续增长,而另一些国家则陷入贫困的泥潭不能自拔?什么是决定经济繁荣或贫困的历史力量?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在经济发展史上,制度变迁的核心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之争。政府干预的最终效果取决于经济的供给能力,这是因为虽然需求对供给有重大影响,但个人、企业和政府的各种有效需求都取决于其支付能力或购买能力,而支付能力或购买能力取决于其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又取决于其生产率,而生产率又取决于其供给能力。因此,与强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需求政策相比,强调充分发挥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强调保护企业和个人的权益(包括产权、自由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等)的供给政策更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这样的制度创新更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