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布2015第三季度宏观政策报告并召开论证会。报告执笔人、CF40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就报告作了主题演讲，来自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中信证券、中银国际、国泰君安等机构的专家参与论证会。与会专家认为，宏观经济探底过程尚未结束，仍可能继续下行。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与内部行业的表现都支撑这一判断。中国经济在中长期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能否成功实现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这个转型过程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在形成规模支柱产业之前，讨论经济的触底回升都将为时过早。
一、宏观经济探底尚未结束
经济尚未触底，仍可能继续下行。2015年第三季度的GDP增速只有6.9%，甚至低于上半年的7%。当前的经济减速有周期性的特征，但更重要的是经济潜在增速回落的表现，是一种趋势性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短期内出现数据上的回升，也很可能只是临时性表现。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与内部行业的表现都支撑这一判断。
从外部看，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步伐在持续，但下行的风险依然很大。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出现了分化现象。美国经济可能进一步回升，但劳动力市场的复苏势头可能较前一年有所趋缓，这会对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带来较大影响。日本的经济增长数据表现不佳，有可能重新陷入通缩。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风险非常大，一是结构改革迟迟无法落实，二是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油价持续走低，使得金砖国家中的俄罗斯、巴西成色不足，三是美联储加息很可能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风险触发点。这些因素决定了国际市场近期无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
从内部看，中国经济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如果投资没有企稳，经济肯定很难企稳。2015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由10.8%下降到10.3%，投资增速在放缓。组成投资的“三驾马车”也出现分化。制造业投资增速在9月进一步放缓，这主要是受到企业产能过剩的拖累。随着限购令和房贷最高比例的逐渐松绑，房地产价格及销售增速近期有所反弹。但销售数据有所好转之后，房地产商是否将销售回笼资金转为投资，尚无明显信号。有专家指出，房地产的不确定性很大，即使对经济有支持也不会像过去那么大、那么强劲。投资“三驾马车”中，基建投资仍然是支持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受益于地方政府债券置换额度的提高，以及一系列政策支持，例如降低港口等投资的最低资本金要求等，基建投资有望在第四季度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长趋势。下一步，中国的经济增长能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能不能平稳的往上走，其实是取决于新的支柱产业能不能成规模地形成，取代过去的传统产业，支持经济增长。
二、长期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是关键
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在中长期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能否成功实现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这也是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第三季度经济增速“破七”，但服务业的增长要更快，经济结构的调整正在发生。这个转型过程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在形成规模支柱产业之前，讨论经济的触底回升都将为时过早。
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转型对于解决就业至关重要。从GDP总量而论，中国在2014年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边际收益递减法则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速未来不可避免将有所减缓。由于同等经济增速下服务业部门较工业部门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实现从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转型至关重要。中国的产业结构发展基本延续了日韩两国的模式，即首先经历了由第一产业向工业的转移，当下则面临由工业向服务业的转移。以当前日韩服务业发展为标准，中国服务业发展主要依靠传统的零售销售与交通运输；近几年资产市场火爆带动金融与房地产服务业在GDP中贡献上升。相比之下，日韩等国服务业发展集中在高价值的医疗教育服务、房地产及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业。这一比较意味着中国工业向服务业转型仍然面临很大的上升空间。
工业部门结构升级将持续进行。政府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力求推动制造业“由大变强”。在这一目标下，过去经济增长依赖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增速将进一步放缓。高技术及高附加值行业则将迎来新的增长空间。假设未来5年间GDP增速由2014年的7.3%下降至6%（平均增速约为6.5%），工业向服务业转型的速度与2010-2014年的平均速度相同（服务业占比GDP份额平均每年约增长1个百分点），有专家预测，一些主要的产能过剩行业的潜在增长率将在2014年的基础上下滑近一半。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不仅需要考虑有效推动产业结构由工业向服务业转型的政策，同时应对产能过剩行业潜在增长率进一步下滑带来的失业及企业破产等问题进行有效处置。
三、政策建议
首先，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放弃增长“点目标”、转向区间调控，制定政策应该明确宏观的归宏观、结构的归结构。在结构性和周期性原因并存的前提下，想要事前预测一个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非常困难。区间调控的上限是通胀，下限是失业，决策层应按照这样的框架来操作宏观调控，不应再纠结于某个具体的数字。目前的宏观政策目标太多，以前就有增长、就业、通胀、国际收支，现在则是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等等，应该避免赋予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太多的结构调整的使命。
其次，在接受增长速度逐步放缓的“新常态”的同时，适当地采取一些宏观反周期措施，尤其是财政手段，来稳增长。因为目前的增长速度还大致处在相对合理的区间，政府应该尽量避免采取过度的刺激政策。不过增长速度持续下降确实也已经影响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与市场的信心，最近汇改导致贬值预期上升、大量资本外流，归根到底还是投资者对中国政府掌控经济增长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因此，稳增长对于稳定市场预期至关重要。需要防范的是所谓的“断崖式”下降的风险。在目前情况下应该更多的依靠财政手段，特别是增加一些投资项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适当减税。
再次，政府支持创新、创业应该主要应该依靠市场机制，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和鼓励公平的市场竞争。“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在于产业升级，产业升级要靠创新创业，政府鼓励双创的思路是对的，但具体措施需要改善。政府要做的是支持基础研究，支持就业培训、教育，保护知识产权。如果企业最关心的是政府下一轮支持的是哪个行业，而不是打造自身的竞争力，那么产业升级很难完成。
最后，防范金融风险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而应对金融风险的最佳策略是增加透明度、加强市场纪律并加强监管。经济下行需要考虑风险问题。银行坏账需要关注，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的过程中，风险防范不容忽视。金融支持实体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政策要求金融机构短期内支持实体经济，以长期的金融不稳定作为代价，这个风险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