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2011年的33年中，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9.8%，一直处于持续的高速增长中。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减速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这种减速，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一时的减速，而是将有可能持续十多年的状态。所以，把我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称之为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我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增长转变为今后10多年的中高速增长，符合经济增长规律、三次产业演进规律和我国的实际情况。为了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更好地适应新常态，积极地引领新常态，就要把握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首先，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的阶段性是由其内在条件决定的。因此，先从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需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行分析。
从投资需求看，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产业的投资相对饱和，而基础设施投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投资和“互联网+”的投资则潜力巨大。这种投资内容的变化，是形成经济增长阶段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消费需求看，进入新常态以来，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由温饱不足到小康的飞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提高到2013年的26955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2013年的8896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增长了11.3倍和11.9倍。相应地，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13年的35%和37.7%。[1]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使消费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2年和2013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5.1%和50%，2014年上半年，进一步上升至54.4%。[2]与此相适应，过去模仿型、排浪式的消费阶段基本结束，而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消费成为主流，追求产品的质量、安全和绿色消费，满足新的消费需求的产品比重日益扩大，这是形成我国经济增长阶段性的另一个原因。
其次，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主要靠要素投入向主要靠技术进步转变，是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实现的。进入新常态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有限，再靠强化要素投入实现高速增长已难以为继，而必须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之路，这也使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显现出阶段性。
再次，我国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总量不大，经济增长的基数较小，每增长1%的绝对量很少，经济增长潜力较大，因此容易实现高速增长。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2亿元，每增长1%的绝对量为36亿元；201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56.88万亿元，每增长1%的绝对量为5688亿元，是1978年的158倍。因此，当我国进入新常态，经济总量庞大以后，每增长1%的难度要比以前多大得多，相应地，经济增长潜力就相对变小了。据测算，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在进入新常态前为10%左右，“十二五”时期为7%～8%左右，[3]这也是我国经济增长形成阶段性，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国际经验证明，部分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都经历了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转变。例如，1959～1969年日本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10.4%，而1969～1979年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为6.3%；1978～1988年韩国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10%，1988～1998年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为7.6%。[4]
在新常态下，虽然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却会提高。在新常态下，应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由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30多年高速增长的巨大成就，但为取得这种高速增长而付出的代价，如结构失衡、产能过剩、效益低下、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却不容忽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2年进行的预测表明，20世纪80～90年代，我国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的8%。2005年以来，这一数字虽有所下降，但至2011年仍然高达4%左右。如果扣除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只有5%左右。[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①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1995年，平均为2.3；第二阶段是1996～2011年，平均为3.5。第二阶段比第一阶段上升了52.2%，增量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益下降了一半。同时，与处于相同阶段的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明显偏高。例如，日本在20世纪50～70年代，其增量资本产出比基本上维持在2的水平上，此后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日本增量资本产出比的经济效益比我国高50%以上。[6]
在新常态下，为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使我国的经济增长成为创新驱动型增长。党的十八大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经验，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了把这一发展战略落到实处，中央又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国际经验表明，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科技进步取得的。目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左右。可见，创新驱动型增长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必由之路。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相当于GDP一半的高投资及接近GDP10%的净出口支撑的，[7]这就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成本位居世界前列。因此，在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从要素投入型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型增长。
工业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工业是创新成果最多的领域。只有不断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把工业的发展转移到创新驱动的轨道上来，使我国的工业产品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转向中高端，才能实现质量与效益型增长。为了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着力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着力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
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要不断地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截至2013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是：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为10.01%，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为43.89%，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为46.1%。[8]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概括地说，就是加强第一产业，提高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所谓加强第一产业，就是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使农产品在数量、品种、质量方面都能与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需要相适应，与国民经济加快发展的需要相适应。为此，就要保障粮食安全，把我国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1万亿斤，相应地，就要守住18亿亩耕地这一红线。
所谓提高第二产业，就是要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着力淘汰过剩的和落后的产能。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产业，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其快速发展。为了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制定和实施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8%左右；到2020年，力争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5%。[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很快，2011年我国制造业的规模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并已形成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但目前我国只是世界制造业大国，还不是制造业强国，制造业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因此，优化产业结构，必须认真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推动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
所谓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就是要解决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问题。2013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6.1%，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的服务业比重(平均为72.5%)，而且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服务业比重(平均为53%)；[10]我国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也不尽合理，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保险、咨询、技术服务等行业规模过小，所占比重过低。因此，优化产业结构就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使服务业的规模和结构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对服务业的需求相适应，尤其要积极发展金融保险、信息网络、计算机软件和科研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挥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使其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1978～2011年，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增长是以工业为主导的增长。1978年，第二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2.3%，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只有27.7%。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23.9%上升到46.1%，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8.2%，首次超过第二产业46.5%的贡献率。[11]也就是说，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开始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唯因如此，在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条件下，每年我国的新增就业总量才能高达1300余万人，比此前以工业为主导的增长时期每年新增就业量还多出300余万人，其原因就在于服务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吸纳的就业人数较多。今后，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都将向着70%以上的目标逐步提高，成为新常态下促进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的第一大产业。这是服务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为取得高速增长在资源与环境方面付出巨大代价。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单是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就相当于GDP的8%。2004年，按当时汇率计算，我国GDP占世界GDP的4%，但却消耗了全球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炭。[12]根据2005年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最新“环境可持续指数”，我国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133位。[13]进入新常态，资源与环境约束强化，这就要求今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必须向绿色、低碳、循环转变，花大力气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使我国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成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增长。
我国经济学界对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前景，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难以实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只能实现6%左右甚至更低一点的增长；另一种意见则认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是可以实现的。作者同意后一种意见。
应当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实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从必要性来说，按照国家确定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年平增长率达到7%左右。从可能性来说，进入新常态，我国的潜在增长率②预计可达到7.6%左右。[14]具体地说，在新常态条件下，我国之所以能够实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其理由和根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战略机遇期为我国在新常态下实现中高速增长提供了有利的国际与国内条件。
从国际机遇看，主要是：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从而有利于我国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经济。
从国内机遇看，经过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与建设，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全方位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共赢正在深化，国内外需求潜力巨大，全面深化改革必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些都会有力地促进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第二，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一方面，我国已经建成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这就为实现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奠定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方面，为了最终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任务，在新常态下必将继续进行各方面的投资建设，由此引致的强劲的投资需求将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第三，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城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2亿人增加到2013年的7.31亿人，城镇化率由17.92%提高到53.73%，平均每年提高1.02个百分点；城镇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15]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对我国3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我国制定和实施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是一条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即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相协调，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道路。按照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目标，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解决好“三个1亿人”的问题，即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16]到2020年，我国的城镇人口预期将达到8.5亿人左右。[17]
从上述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与发展目标中可以看出，城镇化对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四化同步”发展的城镇化道路，由于能更好地发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化的作用，所以必将有利于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发展。
二是“三个1亿人”问题的解决，使转移到城镇的农民真正转变为市民，从而必将使他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显著提高，消费需求的强劲增长必将会拉动经济快速发展。
三是“三个1亿人”落户城镇，必将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住房建设和相关产业的发展，这种强劲的投资需求也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第四，区域协调发展将会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高速增长的成就，同时也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区域发展中尤为明显。为了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基础上，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大发展战略，大大激发了区域经济的活力。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日益增强，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目前，四大区域的发展状况可概述如下：
首先，拥有2亿人口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技术基础好，地理条件优越，积极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率先实现经济快速发展。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地区的经济总量超过全国的40%，[18]发挥引领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其次，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经济实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再次，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12年来，焕发出蓬勃生机，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综合经济实力大为增强，资源型城市经济的转型取得新进展。2003～2013年，东北三省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7%。[18]
最后，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以来，经济发展加快，总体实力进一步增强，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和高技术产业基地以及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三基地、一枢纽”)的建设加快，产业结构得到优化，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初见成效。
综上所述，四大区域对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四大区域各自经济实力和活力的增强，必将有力地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二是到目前为止，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大区域仍存在明显的发展差距。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东部地区人均GDP为55722元，中部地区为32427元，西部地区为31357元，东北地区为46024元，③若以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中部地区为0.56，西部地区为0.54，东北地区为0.8，随着区域间协调发展的推进，区域差距将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潜力，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将为国民经济的增长贡献更大的份额。1978～2005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比中部地区快1.9个百分点，比西部地区快2.1个百分点，比东北地区快3.1个百分点。2007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高达14.6%，首次超过东部地区14.4%的增长速度。2008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全面加速，西部地区的生产总值增长12.4%，东北地区的生产总值增长13.3%，中部地区的生产总值增长12.1%，均超过东部地区11.1%的增长速度。[19]2008～2013年，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增长速度连续6年超过东部地区，扭转了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增长“东快西慢”的格局，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重大的历史性变化。
第五，“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为我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2013年9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访问期间，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战略构想，简称“一带一路”战略。2015年3月28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标志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已进入实施阶段。“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惠及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沿线各国，覆盖60多个国家，涉及50亿人口，影响重大，意义深远。就我国国内而言，“一带一路”核心区域有16个省份。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宁夏等西北5个省份，重庆、四川、广西、云南等西南4个省市，以及新扩围的内蒙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包括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东部沿海5个省份，以及新扩围的山东省。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盘活国内生产要素，为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服务等生产要素的通畅流动创造条件。二是优化区域经济空间格局，更好地挖掘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促进中西部地区更快地发展。三是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为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拓展更为广阔的空间。“一带一路”东起势头强劲的东亚经济圈，西到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连接起一条横贯东西的巨型经济带，从而更好地促进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第六，党的十八大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将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不竭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存在，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改革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政治体制改革是要改革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将会促进这两对基本矛盾相适应，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
注释：
①增量资本产出比是衡量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
②潜在增长率是指在一定的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和生产力提高速度下，一国经济在没有周期性失业和明显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所能实现的GDP增长率。我国的潜在增长率1995～2010年期间平均为10.3%，据预测，“十二五”期间，平均为7.6%。
③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年鉴2012年。
参考文献：
[1][8][9][10][11][15][16][17][18][19]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M].北京：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5.
[2][4]王保安.准确把握新常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J].求是，2015(4)：31-34.
[3]王一鸣.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J].求是，2014(22)：40-43.
[5][6][7]李扬.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J].财贸经济，2013(11)：5-12.
[12][13]张卓元，十八大后经济改革与转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4]蔡昉.把握经济走势坚持稳中求进[J].求是，2015(1)：37-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