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及引领新一轮全球经济发展潮流的基本途径与战略选择，这已成为全球各国或地区政府的共识。低碳经济以其“低能耗、低排放和低污染”的优势受到世界各国政府所青睐，将其作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速经济快速复苏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发达国家凭借其低碳技术和制度创新优势，在政治、经济、技术、贸易和金融方面构筑全球新的竞争格局。中国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也为全球气候变化作了积极贡献。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将绿色循环低碳经济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内容，纳入到国家气候变化行动方案实施计划之中，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据最新数据统计显示，以2005年为基准，2014年我国单位GDP能耗和CO2排放分别下降29.9%和33.8%，“十二五”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可如期完成，已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但是，我国当前面临经济下行和应对气候变化双重压力，全球低碳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影响不容忽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为此，厘清全球低碳经济发展趋势、影响以及给我国所带来的挑战，不仅对协调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保障能源供应安全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推进人类共同发展重要担当。
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竞争日益激烈，其发展趋势表现为国际政治、经济、技术、贸易、金融等方面构筑新一轮全球竞争格局。
趋势一：在政治上，抢占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进程领导者地位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以“低耗能、低污染和低排放”为特征的全新经济发展理念，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人类生产消费方式变革的更高级、更进步的生态文明，这一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生态价值观已形成全球共识。今后，低碳经济发展必将成为世界潮流，谁将引领低碳经济发展，谁就将占领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然而，世界低碳经济发展速度取决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为此，发达国家竞相抢占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进程领导者地位。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入后京都时代，欧盟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的实际主导者，但美国奥巴马政府已开始向欧盟全球气候战略主导权发起挑战，日本也不甘示弱，迫切抢占全球气候变化主导者地位。
趋势二：在经济上，谋求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领跑者
人类发展至今，历史上共经历了以蒸汽机、电力、原子能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三次工业革命，前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人类生产方式呈现几何数增长的同时，也带来生态环境恶化、自然资源和能源过度消耗、核灾难威胁，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等日益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棘手问题。过去曾经以追求人类物质财富增长为傲的经济发展模式，忽视了人类生态环境保护，已不适应当前人类转向生态文明的生态价值观要求。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破解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缓解能源日益短缺等问题，人类未来应走向以“新能源、新材料、新环境和新生物”为标志的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新能源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标志，将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方向，其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为此，欧盟、日本继续保持新能源战略的强大优势，美国奥巴马政府也积极调整新能源战略，力求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领先者。
趋势三：在技术上，追求低碳技术的制高点
低碳技术是低碳经济的核心与动力，对提高和节约能源具有关键作用，也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保障，决定了低碳经济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发达国家非常注重低碳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基础和先导性作用，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激励低碳技术创新，力求抢占全球低碳技术的领先地位和制高点。英国投入巨额资金致力于开辟新的清洁能源，发展海洋风能、海藻能源等绿色低碳技术，使得英国清洁能源技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德国实行气候保护高新技术战略，致力于气候保护技术研发，抢占全球气候变化技术垄断优势。日本通过“新产业创造战略”计划推广太阳能发电、节能电器等低碳项目，保持在节能电器技术先进地位。美国凭借其先进的制造技术、酶催化剂技术、白色生物技术、原材料研究等四项绝对领先技术大力发展生物能源，追求新能源领域的领跑者。
趋势四：在贸易上，追求WTO规则下绿色贸易优势
近年来，国际贸易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对外贸易摩擦不断。因国际贸易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产生重要影响，导致全球污染转移和变化，因此，世界贸易组织许可基于环境保护目的采取强制性或资源性标准(除“这些标准会产生国际贸易不必要的壁垒”以外)的“绿色贸易技术壁垒”。发达国家或组织为保护自身贸易优势对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采取以保护环境和消费者健康为托词的严格技术“绿色贸易壁垒”。自上世纪90年代起，欧盟就不断在产品标准、贸易及投资规则方面制定欧盟指令，甚至给全球制定诸如汽车尾气排放指标“欧Ⅲ”、“欧Ⅳ”等欧洲版的能源效率标准，试图与美国主导的“国际质量认证标准体系”相抗衡，力求成为全球标准体系规则制定的领导者。
趋势五：在金融上，寻求新金融体系下新话语权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京都议定书》不仅制定了全球温室气体承诺减排中长期目标，还制定了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行机制(JI)和排放交易机制(ET)三种碳交易市场机制。碳排放交易限额将是未来新型的一种生产要素，蕴含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市场空间，其对应的结算货币随着全球碳交易市场的蓬勃发展迅速成为国际通行的结算货币，就可以在国际结算体系中与当前通行货币结算美元分庭抗礼。欧盟经过多年的内部磋商谈判和苦心经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也是全球第一个跨越国界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其碳排放限额交易总额也位居世界首位，该碳排放交易体系明确规定碳排放交易结算货币使用欧元标价直接结算，无须与美元挂钩，显示摆脱美元倾向。
低碳经济作为以“低能耗、低排放和低污染”为特征的一种全新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将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经济结构，能源结构，贸易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低碳经济是一种高效率、高效能、高效益的全新经济发展理念，注重清洁生产和和谐消费，将低碳思维贯穿于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中。清洁生产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全程污染防治监控，减少环境污染风险，提高生态效率，使生产过程既满足人类需要又合理节约和消耗自然资源，以求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清洁生产对低碳清洁技术要求极高，是一种富有创新型的生产方式，是未来人类生产方式的主要发展方向。此外，低碳经济不仅带来人类生产方式的改变，也对人类生活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使生活消费转向理性和科学低碳消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保护消费观念，摆脱以往高碳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
(二)低碳技术使经济结构产生根本性变革
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低碳技术的创新，脱离低碳技术的保障，低碳经济发展就成为空谈。低碳经济反映在经济结构领域就是要求经济结构绿色化、信息化、低碳化、轻型化，需要全球各国加大低碳技术研发投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由以往的“高消耗、高污染和高排放”的“高碳”经济发展方式转向“低耗能、低污染和低排放”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在重工业化过程中，注重投入要素、生产过程、生产产品等轻型化，减少工业化过程中物资循环比重，实现传统重工业的转型升级。
(三)能源结构将告别“高碳”时代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迫切需要减少对化石能源消费与需求，降低化石、煤炭能源在人类一次能源消耗比重，加大对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力度，加强与人类生产密切联系的交通、建筑产业领域节能和清洁能源技术的科研攻关研究，尤其是加大以“风能、太阳能、核能、生物能”为代表的可再生新能源的技术研发，改变当前全球对煤炭、石油等碳基能源依赖的“高碳”能源消耗结构。新能源高效利用及总能源消耗比重大小是低碳经济的重要特征，全球海洋水能源、风能资源极为丰富，地球的70%由海洋组成，海洋风速大，对海洋风能利用潜力也大，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
(四)国际之间的碳博弈异常激烈
随着全球低碳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贸易的绿色壁垒将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全球各国竞相抢夺低碳技术的制高点，形成相对比较优势，从而引导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可见，国际之间的碳合作与博弈异常激烈，将影响未来政治、经济等全方位的世界格局。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的签定，再到“巴厘岛路线图的”形成，以及“哥本哈根会议”的召开，这些协议及会议的达成无不体现国际间的碳合作与博弈，也是相互之间妥协的结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碳合作与碳博弈将不断的持久下去，直到双方力量相均衡达成一个稳定的协议为止。
三、低碳经济发展给中国所带来的挑战
(一)低碳经济相关法制建设滞后
中国是《京都议定书》缔约方国家之一，协议所承诺的具体减排目标对我国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我国政府需要健全节能减排等低碳经济相关法律法规，确保依照协议执行国际碳减排义务。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低碳经济发展领域应做好榜样，依据低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碳减排标准。在中国，虽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相关低碳领域法律法规，但各法还未健全，存在粗条规划，执行力不强的弊病。目前，当务之急是需要厘清法律法规体系，制定详细统筹低碳经济发展的纲领性《低碳经济法》，以求中国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有法可依。
(二)碳交易和碳金融体系亟需建立
碳交易是全球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产物，碳减排限额富余一国可以将其出售给碳减排限额紧缺一国，总体上可以实现全球碳减排总量目标，减少温室气体总体排放。将市场机制引入低碳经济领域，可以为低碳经济市场带来丰厚的资金。但是，目前中国低碳交易与碳金融体系还仍处于初级阶段，面临低碳领域投融资困境，在中国的低碳项目基本依赖政府的财政投入机制和国际机构的援助贷款，没有形成稳定的政府和市场投融资体系，尤其是直接融资、碳期权期货交易等一系列包括金融衍生品在内的碳金融体系几乎处于空白阶段，这成为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与壮大的最主要障碍之一。
(三)碳关税威胁我国的对外出口贸易
目前，发达国家欲将应对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挂钩，纷纷实行碳关税政策，这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带来了巨大挑战。依据世界资源研究所对中国各部门碳排放统计，我国出口产品所含碳排放量是全球最高的，如果发达国家一旦对进口发展中国家商品征收碳关税，逼迫发展中国家实行碳减排，我国出口贸易将蒙受巨大损失。当前，我国对外贸易能常处于顺差状态，归于我国的传统粗放的高耗能经济发展方式，加之我国建材、机电、钢铁和化工等高碳产业占据了我国出口部门的50%以上，为此我们可以预见，碳关税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将带来严重的灾难。
(四)能源结构的失衡阻碍低碳经济发展步伐
我国以煤炭、石油为主的能源消耗结构，是长期影响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中国“富煤、缺油、少气”的自然资源禀赋特征，以及我国新能源研发及清洁能源技术的滞后，决定了我国以煤炭、化石为碳基能源为主的消费格局仍将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维持。这种高碳能源消耗结构，在传统经济形态中，因其具有比较成本优势受到青睐。然而，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耗结构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技术改造和升级的枷锁。低碳经济是以“低排放、低污染、低能耗”为特色的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因此，当前以“高耗能”为主的消费结构与低碳经济的“低耗能”格格不入，日益成为低碳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
四、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健全低碳法律法规体系
由于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技术某种程度上带有公共产品属性，需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加大低碳技术的研发支持力度，制定健全的低碳法律法规体系，为低碳经济发展保驾护航。通过激励政策引导，优化投资结构，重点倾斜低碳相关产业项目，对高碳产业项目进行限制，低碳领域项目给予优惠的财政、金融等政策激励其发展。健全与低碳发展相关的低碳技术、交易、投资、融资、监管等法律制度体系，增强低碳法律制度的可执行性、可操作性、公平性、可持续性，使低碳经济发展顺利推进。
(二)建立碳交易和碳金融体系，探索低碳经济国际合作
市场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活力剂，金融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枢纽，碳交易和碳金融已成为盘活低碳经济发展的“两大法宝”，将市场和金融两大因素引入低碳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目前，中国亟需建立政府投入机制、市场直接投资机制、市场直接融资机制等体系建设，加大商业银行对低碳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为低碳经济发展解除资金瓶颈问题。中国是全球碳排放大国，也是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最大供应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交易市场具有重要意义，这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与发达国家碳减排合作提供重要了平台。
(三)构建绿色贸易体系，优化对外出口贸易结构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低碳经济发展势必与国际贸易相联系，国际贸易规则将在全球气候变化框架下有所调整，以适应未来低碳经济发展方向。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不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碳关税政策，迫使发展中国家实施碳减排，倒逼发展中国家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出口绿色产品，为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积极贡献。我国应适时调整对外贸易政策方向，限制含碳排放量高的产业发展，出口低碳能耗产品，走绿色可持续对外出口贸易模式，切实履行国际碳减排义务，优化中国国际碳减排合作环境。
(四)调整能源消耗结构，构建节能减排科技创新机制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共识，中国作为全球能源消耗大国，有责任有义务履行碳减排目标。为此，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走低碳环保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将低碳节能观念贯穿三次产业运行之中，在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推行低碳消费理念，优化能源消耗结构，摆脱以煤炭、化石为碳基能源消费依赖。中国要进入全球低碳技术创新先进行列，就必须将绿色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战略，健全节能减排科技创新机制，加强低碳科技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创新发展低碳节能环保技术，保障和促进中国低碳技术质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