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基本上可以视为一种“灾难经济”。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此前曾透露，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能实现2%左右的正增长。在全世界来横向比较，中国是少数能实现正增长的国家，用官方的说法是“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不过，尽管与其他国家相比，2%的经济增长还不错，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与其他国家比高低。不可否认的是，2%的增长速度非常低，会在中国造成很多问题。
经济学家余永定先生在2020年12月的一次论坛演讲中，对于中国在低GDP增长率下的宏观政策选择，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分析，颇值得借鉴。他认为，中国要警惕低增长下出现的问题：
一是就业问题将会恶化。中国政府2020年设定的就业目标是创造900万个工作岗位。根据政府的统计，2020年中国创造了超过1000万个就业岗位，已经实现了就业目标。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仍然存在一些疑问。根据历史经验，创造就业和GDP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如果想要创造900万-1000万的新就业岗位，GDP增长率只是2%-2.5%是不够的。想要创造900万个就业岗位，GDP增长率至少要达到3%。如果以2%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00万个就业岗位的目标，其代价可能是就业岗位质量下降或劳动生产率下降。如果没有经济增长的支持，是没有办法创造高质量的就业岗位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目前的失业情况相当严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农民工返乡后未能返城就业等等都是证明。总之，中国必须争取实现一个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否则无法真正解决就业问题。
二是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将会恶化。根据中国政府2020年的财政预算，中国预算内收入在2020年是21.03万亿人民币，预算赤字是6.75万亿，占GDP的3.6%。根据这两个数据可知，财政部假定的2020年名义GDP的增长率是5.4%左右。也就是说，只有在实现了5.4%的名义GDP增长率时，2020年财政收入才会达到21万亿元。但这显然是不能的，2020年GDP的增长速度最多也就是2.5%。同时，CPI、PPI也都比较低，2020年11月的CPI同比增长是负0.5%，PPI为负1.5%。实际上，从2019年7月份开始到2020年11月份的PPI都是负值。
综合来看，2020年的中国经济轨迹是增速下跌和通货紧缩。余永定认为，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必须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否则，中国经济增速就会更低。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不得不扩大预算赤字，中国的财政状况就会恶化。如果想减少赤字，就要减少财政支出。但这样传导到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而且会形成恶性循环：政府支出减少导致经济增长下降，经济增长下降导致政府收入进一步减少；政府收入减少导致政府支出进一步减少。为了规避这个很糟糕的恶性循环，余永定认为，中国必须在经济增长和财政状况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或者说两害相权取其轻。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国的政府杠杆率必然会增加，最终可能造成财政危机，并演变为金融危机。如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近期曾撰文表示，“十四五”时期要合理确定政府债务规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要与相应的收入等相匹配。不过，当宏观政策难以兼顾多个目标时，就必须有的取舍。余永定认为，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速度过低而不是政府杠杆率过高。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经验显示，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杠杆率就会降下来。因此，不必过于担心政府杠杆率的暂时上升。根据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数据，至2020年9月末，中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政府债务/名义GDP）为44.7%，低于通行的60%的警戒线。这从侧面支持了余永定的观点。
实际上，早在2017年时，安邦智库（ANBOUND）创始合伙人陈功提出过类似建议。陈功当时认为，未来中国需要30万亿-50万亿的“大放水”政策。当时的宏观政策基调是收缩杠杆，实行“三去一降一补”，因此主张“大放水”的建议显得颇为“激烈”，且与中央给出的基调不符。不过，这一建议是理性分析了中国经济社会系统问题之后给出的建议，它充分考虑了多种条件：（1）中国的政策结构不会变，改革进展有限；（2）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比4万亿的时候要急剧放大（注：2017年时已超过80万亿），“大放水”力度要远大于4万亿。（3）“大放水”虽然会导致更加严重的金融后果（如债务扩张、金融风险等），但推迟了问题系统恶化的时间。（4）安邦预判，中国在地缘政治领域将遭遇严重困境，如来自美国的压力，这将导致中国无法获得新的外部市场空间，产能无法释放，债务将会堆积。（5）安邦预判，“互联网+”等创新对中国宏观经济无法起到刺激作用，相关的资本投入将会失效。（6）中国实体经济的市场萎缩将会产生严重的宏观压力。
站在2021年初回看近4年前的分析，上述对多种约束条件的判断，至今仍然有效（比如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地缘政治压力，中国的改革空间判断，互联网科技对中国经济的作用等）。但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中国改革的空间进一步缩小，中国经济面临的系统问题不断固化，出台“大放水”政策的时间窗口已经接近于消失，即使再出台同样力度的政策，也可能产生不了系统缓解中国经济困境的效果。
不过，余永定先生在2020年12月对中国宏观政策的建议，仍然具有建设性。大国经济在政府财政上的承受力较强，比如，美国政府在全世界负债最多，但现在美国并不为政府财政问题所困；现在日本国债与GDP的比例是250%，日本没有人谈论财政危机，相反，日本政府在“安倍经济学”之下还在增加财政支持，而日本并没有出现财政危机。为什么美国和日本都不担心财政危机呢？余永定认为，一个原因是目前两国的利率水平都是零（或接近于零）。实际上，并不是不需要担心政府债务率和企业债务率，而是因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是两难状况，任何政策选择都会有利有弊，如果必须“两恶取其轻”，选择扩张性财政政策辅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要比中国经济低速增长带来更多问题要好。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疫情冲击和地缘政治摩擦加剧之时，中国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发展环境。在外部，全球经济事实上处于灾难之中；在内部，中国各种结构性的问题不断固化，正在酝酿更大的系统性风险。我们不能忘记，当今世界所处不是正常经济环境，而是“灾难经济环境”。面对极为复杂的内外环境，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升GDP增速至相对安全的水平，这应该成为中国未来最重要的经济政策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