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的执政能力研究是对于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的深化，也是对于执政党的现代化建设理论的拓展。它从理论层面上回答了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要求之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推动自身的发展变革，如何谋大势、管好党、定好位、执好政，如何开展好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从现实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有效组织、领导和推动。而执政能力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有效领导、组织和推动国家和社会建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体现。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的执政能力面临的挑战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选择。
对于执政党建设本身而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战略抉择。同时，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中国国家建设、社会建设提出多方面新的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对于党的建设，尤其是对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
1.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从一开始西方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就扮演着主导者，乃至领导者的角色。时至今日，经济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依旧为西方世界所主导，世界上主要的全球性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依旧为西方大国所掌控。世界上所流行和通用的经济规则也是在西方大国的主导下制定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机遇和挑战并存就体现得更加明显。对于执政党而言，这就直接考验着执政党抓住机遇和迎接挑战的能力，也就直接考验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第一，经济全球化要求执政党提高驾驭经济发展的能力。经济问题是关乎居民生计的问题。而作为执政党，居民对于经济问题，对于生活问题的诉求就会直接反应到执政党本身的建设上来。他们会本能地将经济上的问题，诸如经济的下行、就业率低下归因于执政党的无能与腐败，而忽视了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原因以及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大环境。经济问题所导致的居民生活水平的恶化又会直接使得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凸显出来，从而导致更加严重的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不满，对执政党本身的不信任。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本身的发展就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挑战，它要求执政党更好的驾驭本国的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稳步前进。第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执政党的执政带来诸多挑战。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劳工的全球化流动、技术的全球化使用、资源的全球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在全世界范围内参与竞争。国际性的、区域性的经济组织、大型跨国公司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迅猛崛起。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国际性经济组织的崛起使得一国在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显得愈加的弱小和力不从心，而这种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力不从心实际上也就是执政党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的乏力，实际上也就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欠缺。
2.政治民主化的浪潮
根据亨廷顿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然形成了三波民主化浪潮[1]。在一波波的民主化浪潮之下，面对民众对于发展民主政治，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的合理诉求，对于执政党而言，只能是大力发展民主政治，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而民主政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发展奋斗的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己任，不断大力从制度层面、从实践层面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向着规范化、制度化、实效化的方向发展。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讲，随着国际上一波波民主化浪潮的涌起，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上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社会个体参政议政的能力提高了，参政议政的愿望也在不断增强。在这样的一种国际、国内环境的大背景之下，民主化浪潮的发展就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大力发展民主政治是中国国家与社会建设的现实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现实诉求和所必须肩负的使命责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成为了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验。它要求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的驾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既能满足社会大众对于民主政治发展的期望，又能够理性有序的走向前进，从而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向前拓展，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更加走上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
3.文化多元化的泛起
文化是民族发展的血脉。从“文明冲突论”与“历史终结论”背后，可以深刻地看出文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发展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社会思潮都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发展运用，各种社会思潮泛滥，一些青年人对于历史和传统缺乏广泛深刻的了解，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坚定，对于西方社会文化不加鉴别、盲目崇拜。青年人有激情、朝气和活力，他们对政治充满热情。同时青年人面临着生活、发展的巨大压力，容易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心理。而这种政治热情和对社会不满的结合所导致是对国家的不满，对政府的不满。而基于中国“党国同构”的这么一种治国理政的模式，对国家与政府的不满最终都会迁移到执政党身上，所产生的都是对于执政党的不满。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尤其是一些不良的社会文化思潮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冲淡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信仰和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冲击了社会生活的共同的文化底线和社会认同。它打着自由民主的口号，披着人权自由的外衣，实际上是对别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道路的指手画脚和粗暴干涉，实质是违背了民主人权的本质。同时，这也就对于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要求执政党加强对意识形态的引领，大力弘扬主流价值观，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对西方社会文化进行批判借鉴，抵制各类不良的社会文化、社会思潮的影响，形成独具魅力、独具特色的文化价值理念，引领社会的发展进步。
4.社会转型中的困境
社会转型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然不失为一个显见的问题。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以执政党的组织重构和组织化调控实现了对国家、社会的广泛介入和引导，并于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自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实现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不断凸显，新老问题错综复杂、相互交织。这些问题和矛盾是社会转型和变迁中的“成长的烦恼”，而这些烦恼的背后则是社会深层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变化。中国社会转型实质上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个体素质和能力提高之后，如何去满足社会个体成长发展的需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去建构一个现代社会，乃至现代国家的问题。而从中国现代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建设成长的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现代社会成长的主体力量，党领导人民建设国家和社会是中国现代社会成长、现代国家建设的真实写照。那么，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会转型困境的突破与现代社会的构建依然需要依托于执政党，依托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有效的组织和领导就体现为党的执政能力。社会转型的突破、现代社会的构建就要求执政党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有效引导社会发展，着力促进社会的自主成长，创造社会自主治理的空间。社会自主治理空间的构建实际是构建了执政党、政府与社会大众的缓冲地带，以此来更好的调解和化解社会矛盾。当然，社会自主力量的成长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执政党能够有序的退出非关键性的社会领域，能够让社会自主处理的就交由社会自主处理，能够由市场来调节的就尽量交给市场来调节。同时，社会自主力量的成长并非无序的“野蛮生长”，它依赖于执政党与政府的组织和调控，这本身也就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
5.生态政治化的凸显
当前，生态问题成为了一个全体社会成员广泛关注的问题，在国际社会与国内民众之间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是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生态问题不简单局限于“生态保护”本身，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日益的、逐步的演变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在国际社会，碳排放问题是一个关注度极高的话题，也是一个对全球生态环境变化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大问题，然而国际社会在碳排放问题上始终是各执己见。在国内，由各种PX项目所带来的“散步”、游行、集会，乃至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不胜枚举。近年来，由于国内部分地区雾霾问题日益严重，雾霾问题也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生态问题饱含了政治诉求于其中，而生态问题的解决又依赖于政治化的途径。从国际上来看，碳排放问题的背后有着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政治的考量。国际生态问题的解决实际上依赖于一定的外交手段，考验各国政府的外交能力，考验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从国内看，民众在表达对于生态环境问题不满的时候实际也是间接表达或者说是掺杂着对于政府的不满，而各类生态问题、生态矛盾冲突的化解又需要政府出面或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国内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也考验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生态问题的政治化就对党的执政能力带来了挑战，它要求执政党在面临国际生态问题中能够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并且积极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加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合作，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的进程。执政党要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有效处理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而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它实际上并不只是生态环境本身的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执政党树立生态环保的政治理念，在决策的过程中扩大公众的政治参与，完善生态责任机制，将生态问题上升到党和国家的战略高度。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范畴中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构成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只有作为先进性的力量存在，才能成为中国发展的推动力量，这是中国发展之理[3]。而党的先进性的体现之一或者说它本身就包括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水平，从党的角度来看则表征抑或可看作为党的执政水平、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党的执政能力概括为五个方面：“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4]这五个方面的内容是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所需要驾驭的问题和所应该具备的能力的精准概括。但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政党、政府、社会与市场关系的调试与重构，要求执政党以现代化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掌国家政权。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的执政能力与党治理国家的能力也是深刻同构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挑战的同时，也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要求与挑战并存的背景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形塑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结构，这一基本结构包括凝练治理目标的能力、革新治理理念的能力、建构治理制度的能力、改善治理方式的能力、形塑治理网络的能力、实现治理行动的能力。
1.凝练治理目标的能力
治理的目标是治理的一种愿景，是对于治理效果的描绘。凝练治理目标就要收集社会民意、凝聚社会共识，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通过协商与合作，形成一致的社会的治理的愿景。一个良好、科学、理性的国家治理的目标，是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达成的，是对于未来国家治理状态的合理表达，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具有巨大的促进和鼓舞作用。执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轴力量，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具备凝练社会治理目标的能力。第一，汇聚民意。政党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汇聚社会民意，进行群众的利益综合。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现代政党，具有现代政党所具备的基本功能。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除了具备现代一般政党所具备的基本功能之外，还具备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基本功能和属性。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它是一个人民型政党。人民是执政存在的基础和根基，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目标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二，发挥民智。毛泽东曾说过，“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5]。人民群众是最好的老师。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有着强大的首创精神。治理目标的形成要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引导其参与到治理目标形成的决策过程中来，搭建人民群众参与决策的制度化的平台和组织化的渠道，使群众的智慧得以充分的展示和实现。第三，凝聚共识。达成共识是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共识民主”也成为当下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社会共识是社会成员对于某些社会问题所形成的一致的看法，凝聚社会共识是政党的基本功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务求推动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凝聚形成社会共识就会显得愈加重要。
2.革新治理理念的能力
治理理念作为国家治理的宏观理论指导，对于国家治理的实践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作为执政党而言，就要求不断的推动理论创新，革新治理理念。治理本身就是对管理的突破和超越，是一种理念上的与时俱进。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野下，执政党必须不断革新自身的治理理念，推动治理理念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直在推动着和实现着治理理念的与时俱进。“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都是党的执政理念不断与时俱进的深刻表现，也是执政党治国理念不断与时俱进的深刻表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不断推动治理理念的与时俱进。一是树立服务理念，推动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的转型变革。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导向，推动政府自身的发展变革。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夯实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二是树立民主的理念。列宁讲：“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6]。民主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种内在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身就要求正确的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间的关系，推动三者间关系的民主化。树立民主理念就要求推动民主管理、落实民主决策、夯实民主作风，政府不断向市场和社会放权。三是树立法治理念。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必须树立法治理念。在社会营造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纳入到法治化的轨道，用法治来调解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四是树立科学理念。国家治理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树立科学理念，协调国家治理各方面之间的关系，努力形成合力，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3.建构治理制度的能力
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讲是要用制度来治理国家，发挥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和效能。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中轴结构[7]，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是制度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即制度的破与立[8]。执政党作为国家政权的执掌者，运用制度治理国家是对于执政党本身的基本要求，建构治理制度的能力也就成为了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治理制度的能力其实质就是运用制度来治理国家，不仅仅是建构治理制度本身，还包括对于既有制度的完善和整合。一是完善既有的制度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制度体系，要继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使它们能够更好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既有的功能和效果。二是建构新的治理制度。制度是一个不断变迁和演变的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人们逐渐从达成契约到形成制度来管理各类事务。国家治理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就必须在动态的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不断去建构新的国家治理的制度。三是对既有的制度进行整合。不同的制度机制所针对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但同一个问题却可能牵涉到不同的制度机制。人大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都涉及的是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问题，但是人大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都关乎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推动既有制度的整合，以制度的整合实现原有制度的功能开发，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4.改善治理方式的能力
国家治理依赖于一定的途径、方式和方法。执政党的执政活动，实际上就是执政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活动，执政党治理国家的活动依赖于一定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执政党治理国家的方式。在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改善执政党治理国家的方式就成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从世界范围看，治理方式主要包括：全球治理、多层次治理、互动治理、元治理、智性治理[9]。从中国的角度看，在治理方式上，主要存在“运动型治理”、“典型治理”、教化治理、制度化治理等方式。改善治理方式主要是要跳出传统上的运动式治理、典型治理等治理方式，不断开发和挖掘新的治理方式。一是软性治理。所谓软治理是和硬治理相对的，硬治理更加强调的是刚性的约束条件。而软治理所强调的是在治理的过程中，采取适度的软性措施，保持一定的制度弹性。软治理更注重发挥不同的社会主体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更加注重国家治理的民主化。二是法治治理。福山认为：“中国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但这个国家不受法治限制，也不受负责机构的限制，中国制度中唯一的责任只是道德上的。”[10]走出教化治理等传统的治理方式，实现法治治理就显得更加重要。将社会的发展纳入到法治发展的轨道，运用法治来规范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运用法治来化解各类矛盾、打破利益樊篱、调解利益纠纷，提高国家治理的效能。三是互动治理。国家治理是一个全方位的、动态化的过程，需要各方主体力量的多重参与。政府、市场、社会等都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要求实现主体之间的有机互动，同时也要实现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有机互动，在有机互动的过程中创造有效治理。
5.形塑治理网络的能力
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11]。传统型国家是管理型模式，政府在其中发挥着单一核心作用，现代化国家治理强调的是多元共治，政府、市场与社会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三大主体。对于执政党而言，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建构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共治、协同治理的国家治理的网络就成为执政党所肩负的重要任务和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而建构治理网络的核心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一是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合理化。社会调节可以减轻政府在应对当前各类公共事务中的压力，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发挥缓冲作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全面主导社会建设，社会缺乏自主发展的空间。马克思在论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时候，他认为要建立社会共和国，社会要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12]。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合理化强调的重点在于政府向社会放权，发挥社会在国家治理的功能和作用，创造社会自主发展的空间。二是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合理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国家治理网络的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就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避免政府对于市场的过度干预，该由市场来调节就交由市场来调节，按客观的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实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合理化。三是社会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合理化。市场调节往往是冷漠无情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所致。因此，在注重市场对于资源的调节和配置的同时，要注重发挥社会缓冲器作用，强化社会的调节功能，实现社会对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弱者的救助；强化社会的包容能力，为社会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
6.实现治理行动的能力
国家治理中的治理目标的凝练、治理理念的革新、治理制度的建构、治理方式的改善、治理网络的塑造都需要和依托于一系列的具体的治理行动。国家治理行动既是宏观的也是具体的，它是对于国家治理总体设想的落实，从实际运行上来看，国家治理的行动就体现为各类政策，包括经济政策、文化政策、社会政策等，它们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实践中发挥的是一种工具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制定国家发展的各项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政策的过程，也就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过程，实现治理行动的能力也就成为了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强化政策制定的顶层设计。国家治理的政策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国家治理的政策设计就必须站在国家治理的全局，从全局出发来把握政策设计的脉搏，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从广度上做到全国一盘棋，从深度上做到上下相通。第二，强化政策设计的基层创新。具体的政策只有在基层落地之后，才能看见实际的效果。基层的一些良好的做法和经验应该得到重视、吸收，一些非常好的做法甚至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第三，将政策制定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结合起来。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又要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宏观指导[13]。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是政策设计的两面，将政策制定中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结合起来，既要注重从宏观上把握政策设计的整体过程，也要注重要从基层吸取经验和教训，使得政策设计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的执政能力提升路径
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国家治理也赋予了党的执政能力以新的内涵。执政党前所未有的肩负了更多的使命责任，不断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也就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执政党建设的重要任务。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的执政能力提升，关键还是要从执政党建设的本身出发，打造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1.思想价值的引领
邓小平曾指出：“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14]思想建设要立足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智慧与经验的总结。中国的国家性质和国情决定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推动执政党建设，来推动国家和社会建设，来创造有效的国家治理。二是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共产主义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未来方向的描绘。强化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思想建设必须将理想教育放在首位，强化共产主义的理想。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激发个体的成长，激发党员群体投入国家与社会的建设中。三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人民服务是执政党的根本宗旨，执政党的思想建设必须强化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牢记自身的使命责任，将执政党投身于为人民服务之中。
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之中，以思想的大解放、以思想境界的提升实现个体的自身素质的提高，实现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一是以人为本。人是社会存在和发展进步的主体性力量，马克思讲未来理想社会是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15]。无论是从作为政党的共性，还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特殊性来看，以人为本、服务大众都是其基本的属性和要求。思想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夯实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增强社会公众对于执政党的认同感，本身也是党的执政能力的体现。二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要打破习惯性思维的束缚，从历史上来看，解放思想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思想的解放促进人们对于党的建设、对于国家的发展有了更加明确、清晰的认知，从而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三是实事求是。思想建设不是凭空，理论的创新也不是平白无故的，它必须依托于一定实际、依托于一定的世情、党情、国情。理论创新需要与实际相结合，思想的解放也需要与实际相结合。思想建设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标准，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四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理论品质，思想建设需要不断地与时俱进，跟上甚至超越时代发展的步伐，走在时代发展的前沿。不断推动理论的创新，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实现党的思想建设更好的服务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更好地体现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2.组织治理的变革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的政党，在成立之初，共产党显得相当弱小。而共产党的优势就在于强化党的组织建设。在党组织的设置上，共产党将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了一支区别于旧军队，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新式武装力量。同时，共产党还将党的支部建立到乡村，直接打通了执政党与社会最底层的沟通渠道。由此，政党具备了直接动员社会大众，吸纳社会资源的制度、平台和途径。在党组织的运行上，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既充分发扬民主，又能够有效集中，既能集思广益又能确保党组织的战斗力。在成员的发展和管理上，共产党有着严格的党员发展标准和组织程序，确保了党员质量。
国家全面主导社会的背后存在的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被党的组织网络化的社会，无疑是国家全面主导社会的重要社会基础[16]。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之下，执政党的组织建设亦面临着一个组织转型的问题。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要求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执政党，执政党建设的核心要件是执政党的组织建设，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是执政党开展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要以执政党的组织建设为依托，推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转型，以执政党的组织建设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一是组织建设的调适性。党的组织建设、支部设置是有着既定的规定，党的中央组织、党的地方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各不相同。对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章规定：“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17]党的组织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有党员的地方，都应该建立党的组织，在农村的田间地头、工厂的流水线上都应该建立党的组织。二是干部选拔的客观性。“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8]。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环节就是坚持干部选拔的客观性原则，选好干部，用好干部，管理好党员，保证党的纯洁性。三是民主集中制的完善性。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组织生活中的运用。民主集中制既能保证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也有利于营造风清气正的组织生活。民主与集中是民主集中制的两面，必须坚持和实现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统一，二者不可偏废。
3.作风治理的改进
执政党的作风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外在体现，作风建设是关乎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一是作风体现执政党本身的政治形象。一个政党有着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就会体现出什么样的政治形象。好的作风是树立好的政治形象的内在要求，也是好的政治形象的外在体现。二是作风治理的好坏直接关乎民众对于执政党的政治认同。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19]。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由党的先进性所决定的。但是，过去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以前选择不等于现在选择。作风所体现出来的是执政党本身的一种行为、一种工作方式，执政党作风的好坏直接关乎民众对于执政党本身的看法，直接关乎民众对于执政党的政治认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1949年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两个务必”的主要内容就是搞好作风建设，继续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形成的良好作风。在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的执政党以后，党的干部和党员在政府中大量任职，掌握了国家权力，掌握了大量的国家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党员干部的作风如何，作风变差了，也就影响党组织的战斗力，影响党的执政能力。通过改进作风来强化执政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现实选择。改进作风治理，一是把作风建设放到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作为一个政党来讲，作风如何关系到一个政党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关乎政党的生存和发展。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优良的作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基本标志，优良的作风也是人民群众对于执政党的期望和要求。将作风建设放到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以优良的作风保障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二是建立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作风建设不是一阵子，不是一阵风，而应该是长效常态。一阵风式的作风建设在改进党的作风上的功能和效果是有限的，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即在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上的功能有限，也有可能导致社会公众的反感。从认识上，将作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从机制上，建立作风建设的监督机制、保障机制，实现作风建设的长效化。
4.腐败治理的锐化
腐败被称之为政治的癌症。邓小平就曾讲道：“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稳健，更扎实，更快”[20]。一是腐败治理的问题事关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从历史上看，世界上的一些老党大党丧失执政地位，乃至被强制解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腐败问题。执政党本身由于腐败的侵蚀，而丧失了崇高的理想信念，执政能力弱化，无法有效执掌国家政权开展国家和社会建设，并最终为历史和人民所抛弃。二是腐败治理问题事关国家发展繁荣。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走向起飞的过程往往容易滋生各种各样的腐败问题，如果此时能够有效的治理腐败，它就能使经济建设、国家发展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一旦腐败问题得不到有效治理，它就会增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影响投资和贸易的增长，阻碍国家的发展繁荣。
腐败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环节，对于腐败治理，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落实各级党委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主体责任。反腐倡廉是各级党委的工作职责所在，是各级党委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地方党委对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视不够、落实不够，重业务工作、轻党建工作，重组织工作、轻廉政工作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一些地方党委反腐倡廉建设的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特别是党委“一把手”对于反腐倡廉工作主体责任落实不够。一些地方的塌方式的腐败现象屡见不鲜、多发频发。二是强化纪律监察部门在腐败治理工作中的功能和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严格的党纪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标志。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理顺纪律检查机构的领导机制，赋予各级党的纪律检察机关更大的职权和责任，发挥纪律检查部门在腐败治理工作中的功能。三是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群众是党的执政基础，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强大动力。列宁曾讲到，“无产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和群众在一起”[21]。让群众参与到腐败治理进程中来，让人民群众来监督广大党员干部是人民群众所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四是发挥网络在腐败治理中的作用。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运用，互联网开始越来越多地改变着社会大众的生活。网络基于其时效性、隐蔽性等特点，网络在反腐工作中的作用不断凸显，并日益走上了反腐败工作的前台。
5.制度改革的完善
党的建设与中国政治建设的深刻关系，并非完全基于党对政治建设的领导，而更多的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国家之间的深刻关系，其基础是党领导人民建设国家与治理国家的长期实践[22]。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为了加强党的建设而进行的改革。从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功能和定位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首要的和基本的使命就在于建设国家，而建设国家的基本依托或基本表现就在于创造有效的国家治理。由此，从基本的理论的逻辑层面来看，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基本使命在于创造有效的国家治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要求强化执政党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发展的中心环节，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基本理路来看，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带有着历史必然性于其中，但是过去先进并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拥护并不等于永远拥护，因此作为执政党，必须结合时代的要求和政党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要求，不断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
制度建设是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执政党自身发展变革的重要途径。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就需要不断推动党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党的制度治理。从党的制度建设本身来看，从纵向的结构来看，制度体系的不健全、制度的执行不严、制度运行的不规范等问题是存在和时有发生的。制度本身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不强，部分的党内法规和文件甚至都落后于实践的发展。职责不清、职能重复、交叉、错位等问题，出现制度之间相互打架的现象。从横向的结构来看，一些与党的宗旨、党员要求不相符合的问题依然存在，党内生活的虚化，民主集中制贯彻不够，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一言堂”；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宗旨意识不强、服务意识不够、脱离群众，一些党员先锋模范意识不强、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够，甚至成为了反面典型，等等。完善制度治理，关键是完善党的建设的制度体系。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需要整体谋划、统筹安排、循序渐进、有效推动。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应该从党的建设本身出发，坚持统筹谋划、突出重点、解决难点、夯实基础，具体包括了党的组织制度改革、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干部管理制度改革、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统筹党的建设的各方面制度，做好制度之间的相互衔接，形成党的建设的制度体系。
注释：
[1]（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页。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
[3]林尚立：《中国之理：党的先进性决定中国发展前途》，《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求是》2004年第19期。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4页。
[6]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1页。
[7]郑吉峰：《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与层次》，《重庆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8]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9]臧雷振：《治理类型的多样性演化与比较——求索国家治理逻辑》，《公共管理学报》2011年第4期。
[10]（美）弗朗西斯·弗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社会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5页。
[11]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页。
[12]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8页。
[1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求是》2013年第22期。
[1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16]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
[17]《中国共产党章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页。
[1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6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72页。
[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7页。
[21]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页。
[22]林尚立、赵宇峰：《政治建设的中国范式：论党建在中国发展中的重要政治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4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