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三年半，中日韩三国政府首脑会晤再次重启，会后发表了东北亚和平合作联合宣言，并且商定三国定期召开领导人会议并扩大经济合作。
三国领导人见面已经就是不小的进展，但是乍暖还寒，中日韩三国对于会晤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温差”。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开场白中便点出中日韩面临的历史与安全问题。在三国领导人见面前的最后时刻，这些“结构性”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历史认识、慰安妇问题以及领土问题不会因见面而消除，但是三国应该有足够魄力和眼光让三边领导人会晤机制化，使之成为三国危机管控与安全合作的平台。不能不说，东北亚局势已经触底，三年多的僵局正在慢慢缓和，但是物是人非，不得不需要在新的基础上构筑东亚安全的基础。
借着三边会晤的机会，中韩、日韩以及中日三国领导人之间都进行了双边会晤。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韩国事“正式访问”，与韩国政府、立法机构以及工商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而安倍对韩国则是“工作访问”，没有受到期待中的外交礼遇。这也是日本与中韩两国关系的“温差”所在。
此次日韩首脑会晤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慰安妇问题。朴槿惠在访美期间就表示，会在与安倍举行双边会谈时提出“慰安妇”问题。而安倍在即将访韩之际还是顾左右而言他，只是说要同朴槿惠就包含这一问题在内的诸多课题坦率交换意见。言下之意，慰安妇问题并不是安倍最关注的问题。同时，中日关系的寒意未消，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等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双方愿意从青年交流等渠道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但无论如何，中日韩三国领导人能够坐在一起，就已经改变了东北亚外交的格局。
一年前，东北亚局势还处于一种“外交革命”的状态：中韩接近，而朝鲜则试图通过人质问题获得对日外交的突破，东北亚出现了很奇怪的外交景观。但中日韩三边首脑会晤机制的恢复意味着这一“外交革命”戛然而止，东北亚的国家关系似乎在回归到既有的轨道，尤其是日韩关系回暖，中朝关系也走过了冷淡期。
当然，这种“再平衡”并不是回到从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轨道，因为两三年之间，东北亚出现了非常具有“颠覆性的变化”：一是朝鲜已经事实上拥核；二是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变成了“普通国家”；三是中国已经成为东北亚第一大国。中日韩的会晤机制不得不直视这些变化，在此基础上构建地区合作与安全的新框架，逐渐“消化”东北亚地区的这些历史性变化。
此前，朴槿惠访美受到了美方非常高规格的接待，而朴槿惠也多次确认韩美关系的牢固性，在很大程度上，朴槿惠也是在安抚美国，消除美国的疑虑。在过去的半年中，韩国做了两件让美国不太放心的事情：尾随英国等西方国家加入了亚投行；参加了中国盛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阅兵仪式。对于韩国外交政策的“漂移”，美国的学界和政策界表达了多种忧虑，但没有对朴槿惠形成打压，这与日美关系有着很大区别。朴槿惠在没有触怒美国的前提下提升了与中国的外交水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朴槿惠的“模糊”战略使韩国得以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加入亚投行是在西方盟友普遍“背叛”美国的前提下，韩国的“从众之举”，而参加阅兵式则是在朝韩发生激烈危机之后，韩美重启联合作战指挥体系，且朴槿惠感谢中国在这场危机管控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即便朴槿惠有充分的理由来为韩国的政策辩解，还是需要到美国进行一场“安抚”。朴槿惠不断重申，韩美关系已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甚至提出，韩美同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核心支柱。如此表态似乎已经偏离了美韩军事同盟的既有轨道：美韩同盟主要是针对来自朝鲜的威胁，除此之外不能针对另外的第三国，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并不只是应对朝鲜核危机。笔者并不相信朴槿惠要修订韩国的同盟战略，将注意力从朝鲜半岛转移到亚太，但是朴槿惠“放空炮”的做法，也是为了迎合美国的心思。
朴槿惠此次访美以及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机制的恢复代表着韩国外交政策的“漂移”暂时结束。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中韩自贸区已经落地，韩国先于日本进入中国市场的目标已经达成，李克强访韩期间两国达成的最重大的共识就是推动两国自贸区战略尽快落地生效。而TPP协议意外达成，韩国需要重新评估自己的自贸区战略，加入TPP只是时间问题。二是中朝关系出现比较大的调整，刘云山访问朝鲜，中朝关系的冷淡期结束，中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目标再次出现调整，由此带来的是，美韩军事同盟的必要性再次上升。朴槿惠虽然提倡半岛信任进程，但是对朝鲜政策比较强硬，且8月份的朝韩危机证明朴槿惠的强硬政策取得了效果。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发表的联合宣言中关于朝核问题的内容也更多体现了韩国的立场。三是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美日军事同盟升级，美国“撮合”日韩关系再次提速，韩国国防部时隔13年再次派军舰参加日本的海上自卫队阅兵式，而安倍则恰好“偶遇”美国核动力航母“里根号”，并且登上了美国航母。客观而言，朴槿惠在发展中韩关系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甚至说已经在既有的框架之下达到了极致。
回顾过去几年来东北亚地区的震荡，根本性的不稳定因素来自于日本，从钓鱼岛国有化开始，安倍借着外交的危机在提前大选中上台。为了追求日本“普通国家”的身份，安倍可谓马不停蹄地修订了日本防卫战略，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安保法案，最终日本获得了介入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改变了二战结束以来东北亚的安全结构。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就寻求战后的政治总决算，摆脱战败国地位，可以成为军事与政治大国。安倍已经实现了日本几十年来的夙愿，而修改宪法第九条近期无望，安倍已经实现了国家形态的“悄悄革命”，缓和东北亚局势也就提上了日程。另外，安倍已经在2013年参拜了靖国神社，第一个任期留下的遗憾也弥补了，近期内也不会再以参拜来挑动中韩等战争受害国的敏感神经。
除了日本之外，朝鲜核问题在过去两三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朝鲜已经事实上拥核，六方会谈的核心议题也从朝鲜不发展核武器变为朝鲜需要放弃核武器。伊核问题达成协议之后，朝鲜似乎比较焦虑，在不同场合召开记者会，宣布绝不弃核的立场。朝核问题已经陷入了僵局之中，国际社会的弃核要求得不到朝鲜的任何妥协，拥核已经写入了朝鲜宪法，而朝鲜的诉求则是得到拥核的地位，正式进入核武国家俱乐部。
为了得到这一地位，朝鲜从去年7月份开始了一系列的外交突围的尝试：先是与日本就人质问题进行磋商，但无果而终；与俄罗斯一度热络，但“爽约”普京的阅兵仪式之后，两国关系遇冷；对韩国的战争威慑失败，8月25日达成的共识几乎满足了韩国的诉求，朝鲜也暴露了自己“不战”的底线。可以说，朝鲜外交陷入了一种孤立，金正恩也示好于中国，如向志愿军敬献花圈等。随着刘云山访朝，两国关系也在“复归”。当然，中国还需要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做出的对朝制裁，“无核化”的原则还是要坚持，至少可以通过接触劝服朝鲜不要再次以核试验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这也是在化解当下僵局为数不多的无奈选择。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与调整期，新的开放战略正在形成，发展战略的融合与对接、国际产能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等新思路正在应用到外交实践之中。在此次会晤中，李克强提出三国开展产能合作的呼吁，中国愿意将工业体系完整、装备制造集成和施工建设能力强、性价比好的优势与韩日的高端技术相结合。这也可能是未来中日韩合作的新方向，更是建立互信的重要开端。
东北亚“外交革命”的因素正在慢慢消失，地区格局正在复归。然而，各国的身份与诉求已然发生巨变：拥核的朝鲜、拥有战争权的日本，以及正在构建“大国外交”的中国，这些新的因素和变量需要一种新的框架来重新框定。不断强化的经贸联系、人文交流是地区安全的“底线”，而大国之间的彼此博弈与试探也在走向一种新的均衡，但是更需要一种机制性的沟通渠道来管控危机、推进合作，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是不错的平台。但如果它只是附着于大国博弈之上的工具的话，就无法发挥这样的作用。中日韩领导人不能因为彼此出现纷争就不见面了，而是应该达成一种共识，让领导人会晤变成一种强固的制度，唯有如此，东北亚才可能在共同市场的基础上建立共同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