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人民币有可能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计价一篮子货币的议题变得非常热门，如果这一设想能够实现，人民币将进入全球重点储备货币的行列。
创立于1969年的SDR，是世界可调整钉住汇率体系的遗产，在这一体系下，各国央行须维持流动性储备，这一储备在当时主要指黄金和一些被普遍接受的西方货币。仅仅几年后，第一次石油危机导致可调整钉住汇率体系的瓦解，当时主要货币汇率恢复了自由浮动。这一新情况，以及全球流动性的增长，削弱了央行维持外汇储备的动机，对SDR的需求也不如以往。
在亚洲金融危机等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后新兴市场国家开始大幅增加外汇储备，此时，SDR几乎与国际储备资产这一属性分道扬镳——当前，SDR仅占全球外汇储备的2%。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实现了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和灵活的汇兑机制，但是SDR计价货币篮子中的货币种类却越来越少（从20种削减到现在的4种）。对SDR兴趣阑珊的典型要数瑞士法郎，尽管瑞郎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据了0.5%的高份额，但瑞郎并非SDR计价货币。
由于中国出乎意料地寻求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一度沉寂的SDR体系又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中国央行对SDR兴趣浓厚，以至于自今年8月11日以后开始允许人民币贬值，这引起了不少分析人士的关注。人民币贬值的决策可被理解为寻求汇率自由灵活性，以迎合IMF对于纳入SDR一篮子货币提出的标准。然而，为了获取SDR篮子货币地位而对汇率政策做出如此出乎意料的巨大调整似乎并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对于人民币贬值来说，我们更应该从其他角度理解。中国工资水平猛涨导致的竞争力下降，以及新一轮美元牛市周期都是解释人民本轮贬值更重要的因素。即使获取SDR地位的重要性足以使决策层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或者是中国政府的“政绩工程”，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疑点。也许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对中国确实能形成长期的利好，但我仍认为这一需求不是即期的，更何况，SDR计价货币的身份并不能真正帮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对于中国来说，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重要好处之一是可以对外发行以本币计价的债务。美国就是这么干的，但中国似乎对此没有太大需求。中国决策者善于制定长远规划，他们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中国的储蓄可能不足以满足其国内金融需求。中国终将重复美国现在的道路，通过吸引外国资产来为本国的庞大债务融资。然而，这一切仍不是短期事件。中国所面对的事实是：中国的资产仍在不断增长，而世界总体债务水平则在上升，直到中国老龄化的水平开始影响国内储蓄之前，这一趋势无法逆转。中国在成为债务人之前，恐怕还将继续承担全球债权人的角色很多很多年。
因此，在可见的未来，中国无法享有“自由借贷”这一人民币全球储备货币的主要红利。获取SDR计价货币地位可为人民币获取声誉，但无法促使各国央行持有更多的人民币资产（除了SDR货币篮子中规定的必要数量以外）。
对于央行以外的全球投资者来说，情况更是如此。投资者对人民币的需求取决于：1.人民币在中长期内维持其购买力平价。2.在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特别是货币市场需进一步对外资开放。如果中国能维持其经济竞争力，那么达到第一个条件并不难，第二个条件的达成则需要中国决策者做更多的工作。实现这一目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正如成为储备货币也不会给一国带来触手可及的利益。但中国似乎在这一议题上面对IMF以及（可能的）美国方面诉求时，显得比较被动。总的来说，我认为关于获取SDR地位问题有很多过于八卦的讨论，这些讨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要么无关紧要，要么过于飘渺。然而，如果从政治动机甚至是满足虚荣心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可能会得出一些不同的结论。
（第一智库网初步翻译，仅供参考）
原文链接： http://bruegel.org/2015/10/chinas-quest-for-sdr-much-ado-about-not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