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国有企业改革，有一个问题其实一直没有说清楚，那就是我们对事实的判断好像还存在模糊的地方，比如国有企业到底是不是有效率？最近不少研究似乎表明，国有企业正在变得更加有效率，中国人民大学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第一句话就讲国有企业生产效率越来越好了；宋铮和谢长泰的研究也发现，基于对国有企业生产率的估算，这次改革后，继续保留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效率在改进和民营企业之间的效率差距正在缩小。
但是，这些研究结论可能需要进一步澄清一些问题。比如说，人民大学报告的第一句话似乎就把两个概念相混了，前半句话讲的是生产率，后半句讲的是利润，等于把效率和效益混在一起。大家知道这是两个概念，利润高、效益好，并不必然表示生产率就一定高。因为如果利润本身隐含经济租金的话，学术界对国有企业生产率进行估算的一些研究，在估算过程中也遇到了困难。我们知道，现有的估算方法很难把价格因素对生产率的影响彻底剔除出去。譬如，许多研究都假定：所有的企业都是价格的接受者。如果这个假设前提在现实中成立，当然没有问题，由此，生产率的估算不考虑价格因素也是准确的。然而，国有企业，尤其是处于上游产业或上游环节的国有企业往往具有垄断地位。这就导致前面的假设不成立，它们不是价格的接受者，而是价格的制定者。如果要更加准确地估算国有企业生产率，就必须设法把定价因素考虑进去。比如说，国有企业的生产要素的投入上，它们能够容易得到一个垄断低价；但是在下游市场上，它们又能卖出垄断高价。这个生产要素的低价和产品的高价对生产率的估算就必然带来偏高影响。我们要判断国有企业生产效率到底高不高，恐怕要借助一些新的计量模型或手段，通过更加细致的研究才能给出准确答案。
即便在剔除不了价格影响而导致可能高估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情形下，已有一些研究得到的结果依然认为，相比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明显要低。譬如，根据朱晓冬等人的一项研究，19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生产率仅仅是民营企业的1/3-1/4。
因此，当我们讨论国有企业改革时，需要把一些基本事实测算清楚。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能进一步讨论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方向，包括具体的原则、策略和措施。
我们现在讲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方向，或者说改革目标，往往特别强调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最近中央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是讲要“做强、做优、做大”。这个目标是否合理呢？如果说国有企业正如我前面所分析的，它是一种相对缺乏效率的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那么，按照十八大所强调的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国有企业真正参与市场竞争的话，因为它们整体上的缺乏效率，结果必然是竞争失败。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它是没有办法做大做强的，市场竞争的结果只能让国有企业做小、做弱。如果我们过于强调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是让它做大、做强，而依靠市场机制又实现不了这个目标，那么，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各级政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不得不换个方式，赋予国有企业更多的行政特权，让它得到更多的优惠资源，为它设立更多的行政垄断门槛，换言之，尽可能缓解市场竞争对国有企业所带来的竞争威胁。
按照这样的逻辑，过于强调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很可能把国有企业改革引入歧路。因此，笔者建议：与其强调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不如强调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国有资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嫁接到不同的企业组织形态上去，可以和民营企业嫁接，也可以作为独立的国有企业形态而存在。进一步，如果国有企业确是一种低效率的组织形态，我们就需要考虑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到底应该怎么“混”。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试图鼓励民间资本参股国有企业，让民资参股国企这无异于让有效率的资本嫁接到没效率的企业组织形态上去。那到底应该是这样，还是应该鼓励国有资本去参股民营企业，让国资参股更有效率的企业组织形态呢？ 我想恐怕后者——而不是今天所强调的让民资参股国企——才是更合理的政策选择。如果让民营资本参股国企，从全社会来看，烂苹果越来越多而好苹果越来越小，显然，这不是一个合意的政策结果。如果政策目标是要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那么，最好的办法是让国有资本和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组织形态结合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策略上需要强调两点：第一、政府要切实地将管理对象从管国有资产（企业）转变为管国有资本，现有的国资委要逐步转变成国际通行的国有资本管理公司。第二，下一步地方国有企业改革试点的具体办法中，还是应该要有所调整，要从去鼓励民资参股国资，转变到让国资参股民营企业。将来，地方国资委变成国资管理公司后，可以把国有资本投向最有效率的企业，通过资本形态的转换，在资本市场上最大可能地实现其保值增值。
和到底应该强调“管国有企业”还是“管国有资本”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党的领导地位不能被削弱，这一点毋庸置疑。关键是怎么发挥、以一种什么形式来发挥这种作用？对此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国有企业里面设立党委会，强调党委会作为一个机构在企业组织内部发挥作用，这种企业组织形态在全世界可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这种发挥党组织作用的方式，它到底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提高国有企业（或者将来更准确地说国资公司）的效率呢？在经验意义上，答案似乎倾向于后一种可能。退一步讲，这个问题也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我们知道，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个有效率的企业组织往往都建立起了一整套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也正因为如此，从十五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也一直强调要在国有企业建设现代公司制度。
如果继续强调“管国有企业”，那么，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就容易简单化为在企业内部设立党组织；如果强调“管国有资本”，那么，加强党对国有资本公司的领导就可以转化为另一个问题：即如何通过国资委（或者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这个平台，让党的领导更好地体现在国有资本公司董事会成员的选任上？国资委或国资运作平台可以将党的政治领导的要求，体现到董事候选人的政治考察上面，在要求董事必须具备较高业务能力的同时，也对其提出政治纬度的要求。那么，以这种方式加强党的领导，就使得国有企业或国资公司的治理结构，又重新回到全世界普遍通行的、规范的、能够体现效率的现代公司架构，从而促进国有企业往前发展。
以上方面都是在讨论国有企业的微观组织效率。最后，我想稍微讨论一下宏观上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问题。我们知道，2008年以后，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运转失灵、经营亏损严重的僵尸国有企业。根据王勇的数据，到2008年以后，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往下滑，其中很大一部分国有企业是亏损的。这些国有企业为了维持运转，不惜在金融市场上通过支付高额利息成本的方式来获取金融资源，导致全社会宝贵的金融资源又进一步流向了这些僵尸企业，从而给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带来了非常可怕的后果。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在下滑。按照最新公布的2015年第三季度宏观数据，中国经济增长率已经滑落到7%以下。尽管增长率本身并不值得过分强调，但是，我们要清楚，宏观上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已经对增长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阻碍作用。如果要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中国经济要能够平稳走出目前的回调时期，就需要做一件工作：把资源从国有僵尸企业里面解放出来。如果不解放出来，甚至如果让资源进一步流向没有效率的国有僵尸企业，那么，中国经济最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恐怕还没有来到。
如何让国有僵尸企业退出市场，让它们把资源转配给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这是下一步国企改革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对于这些国有僵尸企业，到底是让它们尽快改制为民营企业或是让它们破产，还是直接被民企接管，可选的方式很多。总而言之，目前政府必须通过改革找到一条让国有僵尸企业退出市场的办法。不如此，不足以让国有企业改革能够取得真正的成功，不足以提高中国经济的增长效率，也不足以让中国经济走出困难时期、迎来新一轮发展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