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你一直是新供给的倡导者，早在2011年就发表了题为《宏观调控应注重理性“供给管理”》等文章，提出基于总量调控的需求管理不足以包打天下,供给管理应进入长期视野。那么，什么是需求管理，什么是供给管理？
贾康：在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是同时存在的一对关系。总体而言，需求管理是总量管理，侧重于在反周期概念下，各个年度短期视野内调节经济生活中银根的松和紧、施行总量的刺激或收缩。供给管理更多地着眼于中长期和全局的发展后劲，考虑不同角度的结构优化，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协调匹配等。显然，供给管理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需求管理。
原本以需求管理为侧重点的理论和与之匹配的调控框架，现在需要引入更多供给侧的分析与认识，积极实行理性的供给管理。而供给管理范围内的政策设计内容相当丰富，也更具挑战性。我们强调，中国的供给管理还必须把“有效的制度供给”即如何完成经济社会转轨作为核心和统领。
日报：有观点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代替“三驾马车”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贾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代替”这么简单。
在当下的中国国情中考虑加强供给侧改革，具体而言就是，已讨论多年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技术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在必须进一步提升供给管理水平的同时，针对中国经济社会的转轨来解决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
“制度供给”就是改革，而目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期，面临着如何进行实质性改革、攻坚克难地推进全面改革。
在过去的需求管理理论中，掌握好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这“三驾马车”就认为可处理好经济运行的动力问题。
实际上，仅将“三驾马车”放在需求侧看待，这一认识并不完整。需求当然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元动力”。但需求是个可通约的总量概念。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进出口贸易需求的具体回应机制都是在供给侧，自然要引到投资的供给、消费品的供给以及进出口贸易对象的供给。实际上，这个动力机制已经自然而然地从需求侧转移到供给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新常态”，特别需要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实际上，供给侧的发展创新，还划分了人类社会在经济形态概念之下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时代，如信息革命在供给侧的创新(许多是“颠覆性创新”)带来了“第三次产业革命”。
中国经济正在打造升级版、正在爬坡，走上“全要素生产率”的新台阶，面临很多需求侧管理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一定要抓住供给侧改革的动力机制，解决总体可持续发展和升级发展的问题。
过去“三驾马车”的理论有局限性，但也不能简单否定它，而是要注意到从需求端延伸、对接到供给端，优化供给端的响应机制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
日报：新供给经济学的一个主张是大面积减税，在当前政府财税收入锐减的情况下，减税的空间还有多大？
贾康：减税是美国供给学派最核心的主张。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者认为，减税是必要的，但提出了更多、更全面的系统化建议，超越了原来供给学派以减税为主的主张。
减税实际上是在减少供给抑制，提升供给侧的活力与动力。当下，我国正在进行的结构性减税所提供的政策空间要用足，比如继续推进营改增、减轻中小微企业税收负担等。此外，还有一些需要关注的问题，比如，已过了个税起征点但收入水平并不太高的人群中，是否还有减税空间。这些都可以结合整体税制优化一起讨论。
但同时，我们更关注并且更应该强调的是，中国现阶段市场主体的负担，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负担构成中，更多的不合理的负担来自税外。目前我国正税税种只有18种，而一家企业只与其中一部分相关。正税还有什么减税空间，可以讨论。但正税之外的不合理收费、不合理综合成本等，才是当下很多企业不满和抱怨的最主要因素，比如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还有涉租寻租、“红顶中介”等问题。
日报：从需求侧到供给侧管理的变化，短期内会不会给经济带来下滑的潜在风险？
贾康：这一担心是不必要的。所谓从需求侧到供给侧管理，不是简单地管理转移，更不是以供给侧否定需求侧，而是把两者更好结合、优化处理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主张取消对需求侧的重视，而是应该给予需求管理必要的关注，进一步适当扩大总需求，释放新需求。同时，要特别注重创造新供给，打开需求潜力和经济活力释放的空间，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优化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就要更多考虑政府怎样深化改革，更好地用经济手段来促进市场优胜劣汰，从而促使结构的优化；政府如何发挥自己应该有的政策导向功能，促进增长点的成长发挥对全局的支撑作用；供给管理，一定要强调政府的有限资金对接市场机制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乘数效应，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