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低生育问题越来越成为各国关切的课题，尤其是东亚社会。日本是东亚最先现代化的国家，也是最发达的经济体，但过低的生育率日益难以支撑这个庞大的经济体。从长远来看，低生育甚至会威胁到日本民族的生存。
根据日本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部所属“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估算，日本人口将在2053年跌破1亿，到2065年，日本人口将比2015年的1.27亿减少三成，减至8808万。
日本的少子化、老龄化现象异常严重。根据2016年的数据，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为26.7%；2015年，平均每名女性生育1.45，而如果要维持目前人口规模，则每名女性一生需要生育2.07个孩子。
低生育率与婚姻和性有关。根据日本2017年4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到50岁都从未结过婚的人口比率即“终身未婚者”中，在2015年男性为23.7%，女性为14.6%。这个数据比上次2010年调查时上升超过了三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男性约每四人中就有一人，女性约每七人中就有一人终身未婚。
更早的一份调查（2011年）则显示，在18岁至34岁的女性中，有38.7%还是处女，而同一年龄段中，男人还是童子身的比率也达到36.2%。报告还显示，18岁至34岁的女性中，没有男朋友的占到49.5%，没有过性经验的达到38.7%。而在35岁至39岁的年龄段中，有25.5%的女性和27.7%的男性从未有过性经验。
日本当然不是特例，东亚各个经济体都是如此。韩国、新加坡也都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即使曾经是人口大国的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也紧随其后。没有多长时间之前（或者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为人口众多而烦恼。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中国在1980年代开始了“独生子女”（即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
但在短短的30来年之后，中国开始出现劳动力紧张问题。低生育率也已经俨然成为一大趋势，在大城市情况更为严重。因此，中国政府不得不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低生育率的不仅仅是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更是一些“自然”因素所致。
根据一项研究，中国男性的精子数（即每毫升精液中的精子数目）从1970年代初的1亿个，大幅度下降到2012年的2000万个。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生活压力、污染、结婚及生育年龄的推迟、抽烟及喝酒等都可能导致这一现象的产生。
中国华中地区的一项调查显示，2015年在接受检查的男子中，大约18%的人具有足够数量的精液，可以符合捐献精子的标准，而这一比率在2001年的时候要高得多，是56%。无论精子数量的减少还是质量的下降，都影响生育。也很显然，这种现象也发生在东亚其他经济体中。
东亚社会的低生育危机几乎和18世纪末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所预测的截然相反。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核心就是人口的过度增长会导致人类生存危机。这一理论有两个前提：第一，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是永恒状态。
从这两个前提出发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经济学比例，即食物或者生产资料的增长与人口的增值之间的关系：人口的增值比生活资料增长要快，人口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活资料则只按算术级数增长。保持两个级数平衡的唯一出路就是抑制人口增长。
马尔萨斯认为，抑制人口增长分为预防抑制和积极抑制两种。预防抑制主要是道德的抑制，即考虑到无力负担家庭而不结婚或者推迟结婚；而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是积极抑制，即战争、瘟疫、繁重劳动、贫困、饥荒等等，灾难会缩短生命，恢复被破坏的平衡。
把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放置于今天上述东亚的人口现实中，没有多少人可以理解。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曾红极一时，并对很多国家的人口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那么为什么这个被视为科学的理论和今天的现实之间会产生那么巨大的差异呢？产生这种差异的因素可能很多，但资本主义则是关键要素。
在马尔萨斯创造“人口理论”时期，世界还处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他所理解的世界也是他所目睹的世界，即一个充满饥饿、病痛、贫困、瘟疫和战争的世界。
马尔萨斯大概没有想象到，他所经验到的经济制度在他死后不仅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生态，而且改变了人类的生育环境。或者说，资本主义不仅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把人们从瘟疫、繁重劳动、贫困和饥荒中解救出来，而且有效地制约了人们的生育动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生育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相反，资本主义对生育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制造着人类的生育危机。
资本主义如何影响人类生育
那么，资本主义如何影响人类生育呢？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资本主义创造了劳动力市场。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转化成为“商品”，自由地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和买卖。资本主义很轻易地把男人和女人转化成为商品，投入到劳动力市场。较之其他市场，劳动力市场是资本主义的核心。
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劳动力的自由买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这和传统社会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传统社会，女性并不是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她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生育工具”，而这种“工具”也是被女性所接受的，不管是被动的还是自愿的。
第二，资本主义导致家庭的解体。资本主义不仅导致了社会共同体的解体，而且更导致了家庭的解体。男女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家庭解体的第一步。在传统家庭体制下，男女两性都面临巨大的生育压力。一旦家庭解体，那么生育就不会面临像传统社会那样大的家庭压力。这尤其表现在东亚社会。
传统东亚社会对家庭极为重视，来自家庭的生育压力巨大。例如中国传统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不过，资本主义为个人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经济和制度的条件。个人主义对人们的生育观念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资本主义导致了巨大的生活压力，也使得人们不敢生育过多，或者干脆不生育。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方方面面的竞争，不仅在工作场所有竞争，而且在家庭生活各方面都有竞争，例如小孩教育、社交生活等。竞争消耗了男女两性的精力，使得人们没有多大的精力来生育；而过高的生活成本更使得人们不敢生育。
第四，资本主义导致了女性认同的急剧变化。资本主义有效改善着男女两性的社会经济状况。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的自我生存和发展能力也迅速提高。在现代社会，女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甚至超越男性。
在传统社会，女性要依靠男性而生存；今天，女性完全可以独立地生存和发展。这种独立性使得女性可以决定生育或不生育。不管怎样，追求自由独立也是女性的天性。较之传统社会的自然生育，现代避孕技术的发展有助于女性追求这种自由。
第五，性的市场化导致的生育问题。随着男女两性性观念的变化，性市场以不同形式得以发展和发达起来。性观念变化促使男女两性视身体部位的商业化为正常。例如，传统带有歧视性的“妓女”概念，现在被视为是中性的“性工作者”概念，性市场的发达对生育有负面影响。
在传统社会，性主要通过家庭而获得，通过家庭而获得的性往往导致生育。但现在则不是，男女都可以通过不同形式的性市场获得性，而通过性市场而得到的性没有再生产（生育）功能。（尽管这种形式的性也会产生类似“私生子”的现象，但“私生子”这个群体的数量可以忽略不计。）今天，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更是加快了性市场发达，使得性交易更加简单。
道德因素和生育率的关系
从经验现象看，生育可能和马尔萨斯所说的“道德因素”有关。不过，这种关联并不是马尔萨斯所说的“抑制”生育，而是鼓励因素。在今天的世界，很容易观察得到道德因素，尤其是宗教因素和生育率高低至少在现象上的关联。在当代欧洲社会，尽管也经历了严重的生育率下降问题，但宗教的复苏仍然为人们的生育提供着动机，再加上福利社会等因素，生育率有所改善。
宗教和生育率的关系在伊斯兰世界表现最为明显。在伊斯兰社会，无论是发达社会还是比较落后的社会，生育率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实际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也在提高。再者，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效降低了伊斯兰社会的婴儿死亡率，提高人们的人均寿命。因此，这些年来，在世界各文明中，穆斯林的人口增加迅速。
比较而言，东亚社会遇到的麻烦就很大。正如本文前面所讨论的，这个地区的各经济体都面临着生育危机。尽管东亚一些发达社会也希望仿照欧洲的福利社会，通过改善家庭的福利来“刺激”生育，但至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找到任何有效的手段来改善生育。
一种解释是，通过诸如福利而得到的“刺激”机制，远不能抵消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巨大压力。另一种解释是，低生育率是一种文化，一旦这种文化形成，转化成为人们的观念，那么无论怎样的政府政策都难以改变这种文化。
不过，如果回到马尔萨斯，那么人们可以认为，影响东亚社会低生育率的主要是道德因素。东亚社会并非欧洲或者穆斯林那样的宗教社会，而是世俗化社会。传统道德是通过社会共同体和家庭制度而形成的。今天，随着家庭和社会共同体的解体，东亚社会已经没有任何能够产生促成人口增长的道德因素，包括宗教因素。
任何社会，人口是最基本的社会要素，所有其他的一切包括经济和政治，都是建立在人口这个基本要素之上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俘虏”了社会和政治，使得社会和政治都从属于自己，因此社会的重心从人类本身的再生产，转移到了经济要素的再生产。
这就表明，只要资本主义仍然是东亚社会的组织原则和意识形态，那么东亚社会的生育危机就很难得到缓解。今天人们的思考仅仅停留在表面，极其肤浅，例如如何用机器人来替代人工等。
如果不能超越资本主义，那么人口危机也即最深刻的社会危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不是可能性问题。即使就时间来说，任何一位人口学家也都可以精确地预测，每一个经济体的危机什么时候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