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13年工业通信业运行报告的分析，我国6万余户大中型企业产能综合利用率基本低于80%，部分行业产能利用率不到7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期对3545家企业的调查显示，67.7%的企业认为，要消化目前的过剩产能，需要“3年以上”的时间，其中认为需要“5年及以上”的企业占到22.7%。化解产能过剩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从更长的时间区间看，中国也一直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顽疾”，每一次经济相对不景气时，都需要治理产能严重过剩问题，但越治理，似乎产能过剩问题越严重，产能扩张一直非常快速，而且产能过剩正在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向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产业扩展。有人感叹于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制造大国，中国生产什么，什么东西就过剩；中国出口什么产品，什么产品就降价。产能过剩似乎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绕不过去的“坎”。
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产业投资“潮涌”现象，也就是产业投资和上项目“一窝蜂”、“一哄而上”。过剩产能都是最近几年所在行业井喷式增长形成的，像风电、光伏制造业，从产能严重不足到严重过剩的时间跨度只有两、三年，期间无一例外的经历了如下场景：首先是中央出台政策鼓励某种产业发展，接着各地争相“跟风”，产业优惠政策纷纷出台，产业基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随后企业踊跃跟进，争相投资，产业迅速翻番，在不经意之间已经形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这种“一哄而上”式增长，因其来势猛、产能适度期短、大多数企业尚未来得及盈利，所以给企业造成的伤害更大、连带出的社会风险也更大。
本文试图从我国产能过剩这一突出的特征入手，分析其中“症结”，并以此为线索找出我国产能过剩的“病灶”。从而“对症下药”。
一、产业投资“潮涌”现象是发展中国家产业创新的困境
（一）产业创新与产业投资“潮涌”现象
产业创新往往伴随着投资的跟进，在一定条件下，会形成产业投资的“潮涌”现象。这种现象具体表现为，某些产业领域中，一旦个别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取得成功，相关产品和服务领域就会形成的可观市场前景，超额利润会吸引大量企业跟进，一旦跟进投资的速度和规模超出预期，就会形成产能过剩，价格下降，企业利润大幅回落，导致企业大规模退出市场，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一种类似于“潮涌”的产业投资“大起大落”现象。造成此种现象原因有二：一是创新的外部性，为潮涌现象的形成提供了动力基础。一项产业创新和新技术应用，需要大量投资，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然而创新一旦取得突破，其他企业则可以通过模仿，降低进入市场的成本和风险，这就为大量跟进投资的涌入提供了动力。二是市场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最终导致潮涌现象的形成。产业创新一旦成功，将形成可观的市场前景，从而激励大量企业进入到新市场，而市场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导致每个企业市场决策中，只看到市场前景，而难以预料到其身后跟进者的数量和规模，一旦跟进者规模超过预期，就会导致投资和产能过剩，使得企业盈利预期泡汤。
由此可以看出，产业投资潮涌现象的根源在于创新活动所固有的外部性和市场失灵，是一种与技术创新相伴生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即使在市场机制健全的发达国家，也可能出现。如美国在2000年前后的信息和网络技术革命中，也曾出现过大量投资过剩。在这些投资前，受到信息技术革命光明前景的鼓舞，每个企业都确信这个投资项目是个获利极高的好项目，大量的资金投向这些项目，结果导致整个社会的过度投资，出现非理性繁荣。等这些投资项目都完成以后，产能出现严重过剩，价格大幅下跌，投资回报远低于当初的预期，导致大量企业股价下跌乃至破产，最终造成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灭。
（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潮涌”规模更大、更加频繁
如上所述，产业投资潮涌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根源在于创新活动的外部性和市场失灵，可能存在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类型市场经济体。只不过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其自身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导致产业创新能力不足，潮涌现象被进一步放大，潮涌更为频繁，破坏也更加严重。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在世界产业链中处于链条内部的较低部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在世界产业链内部，沿着现有的各种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不同的产业台阶，由低向高逐级而上不断升级的过程，产业创新往往是通过对发达国家现有技术的模仿和消化实现的。这种产业创新模式，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剧了产业投资潮涌现象：
一是创新空间有限，潮涌力量更为集中，破坏力增强。发展中国家跟随式的产业创新路径，决定了在特定阶段下，产业创新往往只能集中于具有比较优势的有限领域，局限于产业升级阶梯的某一台阶之上，这就限制了产业创新投资的空间，导致发展中国家产业投资浪潮作用于有限的出口之上，使得潮涌更为汹涌，破坏力增大。例如，我国产能过剩的产业就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在上世纪90年代，产能过剩集中出现在服装、家用电器等消费品领域；到本世纪，随着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产能过剩开始转移到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等生产工业原料的重化工领域；近年来随着工业化进一步发展，某些新兴产业则开始出现产能过剩。
二是对发达国家成熟基础的模仿，导致发展中国家产业创新的市场前景更加清晰，加剧了潮涌投资的动力。由于创新目标产品的市场是已经存在、处于世界产业链内部的产业，在这一过程中，这个经济中的企业对哪一个产业是新的、有前景的产业很容易英雄所见略同。于是，在发达国家偶然出现一次的潮涌现象，在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很可能会像波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地出现。
三是模仿创新幅度较小，易于进一步模仿，便于投资跟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种模仿成功，跟进模仿往往不成问题，为大量产业投资跟进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使得发展中国家产能过剩往往具有“低端过剩，高端不足”的结构性特征。以我国为例，产能过剩就是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产能过剩，利润率极低，不少企业是赔本赚吆喝，但是高技术产品或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存在供不应求，产能不足。如在钢铁行业中，普通钢材如卷材、线材、普通板材早已产能过剩，但科技含量高的钢材产能不足，有的产品到目前为止国内还生产不出来需要进口。
二、产业结构和投资体制导致中国难以解决投资“一窝蜂”
产业投资潮涌作为一种与产业创新相伴生的现象，其存在并不必然导致长期性的和全局性的产能过剩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资本和生产要素流动性较强，对于“涨潮”时形成的过剩产能，会在“退潮”时快速退出，并转移到其他盈利前景更好的产业中。但在我国现有经济发展阶段下，潮涌现象与我国特有的产业发展格局和投资体制相结合，导致潮涌作用集中和“退潮”难，形成了我国产量过剩呈现出长期化和全局化特征。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根据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规律，我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重化工业化倾向，形成大量投资争相涌入各类重化工产业的局面，重化工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大，投资回收周期长，企业资产专用性强，生产设备一旦投入使用，就难以转向其他用途。这就决定了重化工业企业市场退出难度较大，一旦重化工领域形成投资潮涌，退潮难，企业往往千方百计的维持生产，强撑生存，从而在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领域，普遍存在过剩产能“垂而不死”的现象，使得市场竞争环境进一步恶化。加之重化工业企业产值较高，对地方政府GDP和利税贡献大，地方政府保护使得企业退出更加困难。因此，当前我国重化工业化趋势与产业潮涌现象叠加，导致我国现阶段产能过剩周期长期化，形成产业发展的“顽疾”。
在我国，政府对产业投资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产业投资和产业布局被深深地打上政府烙印，政府决策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产业投资的格局。相对于市场主体，政府决策更偏保守，为回避风险，往往采取“上边提倡什么，别人在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的态度，倾向于投入市场前景较为明显的领域，实施深度创新承担风险的动力不足。在产业政策制定和招商引资过程中，“上行下效”、“跟风投资”和“跟风引资”的现象泛滥成灾，导致地方产业结构雷同，加剧了产业投资的潮涌现象，导致产能过剩全局化。以光伏产业为例，在中央将光伏产业列为新兴产业大力扶植后，各地方趋之若鹜，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都把光伏产业列为优先扶持发展的新兴产业，300多个城市规划发展光伏太阳能产业，100多个建设了光伏产业基地。各地区重复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光伏产业产能过剩主要原因。
（三）行业垄断导致投资冷热不均，加剧了投资潮涌现象
在我国广泛存在各种“或明或暗”的产业投资壁垒，形成了普遍的行业垄断，社会资本可进入的行业领域有限，各种“玻璃门”和“弹簧门”，挤压了创新的空间，导致潮涌作用集中某些行业，特别是市场开放度较高的制造业领域，社会投资过度，产能过剩弥漫于各个行业，价格大幅下跌，企业全面经营困难；而另一方面，在行业壁垒高启的行业，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等能源产业以及金融、通讯等服务业领域，民间资本难以涉足，导致市场缺乏竞争，垄断性国企创新动力(310328,基金吧)不足，产品服务质次价高，生产要素的参与率和生产率明显低于制造业。根据国家外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551亿美元，相当于同期贸易顺差（1079.5亿美元）的51%。这一数据反映出在“中国制造”严重过剩的同时，而服务业等发展滞后，国际竞争力不足，导致严重的国际贸易逆差，拖累了国家整体产业竞争力。
（四）国资与民资的差别待遇，加剧了民间资本“炒作”倾向
我国投资体制改革不彻底，投资决策缺乏透明性，同一产业中，国有资本享有优先权，可以保证获取利润丰厚的大型优质项目，民间资本只能涉足向中小型项目，这就进一步压缩了民间资本投资空间，加剧了短期套利为主的投机行为。前些年的浙江人投资小水电的热潮以及温州人“炒煤团”和“炒房团”仍然历历在目，批评之声余音未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热炒现象背后的重要原因在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大量民间资金（据不完全统计，温州流动的民间资本已经达到6000亿，而且每年以14%的速度快速增长），由于缺少正规的投资渠道，只能“剑走偏锋”，进入门槛较低的“小水电”、“小煤窑”和“房地产”等投资领域，在庞大资金助推下，由于这些项目容量有限，投资过剩形成炒作，导致资产泡沫，不仅扰乱了经济秩序，造成了生态环境破坏，更招致社会对民间投资的“妖魔化”。而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收紧，又是这些小项目首先遭殃，先于国有项目被清除出市场，形成相关领域的“国进民退”，而民间资本遭受损失后，不得不转移战场，如此循坏往复，导致“炒作”之声此起彼伏。
三、反思以行政调控来解决产业投资问题
在我国，解决产能过剩的主要手段是依靠“宏观调控”，实则是一种以审批为主的行政调控，通过设定一系列经济和技术标准，对企业市场准入和设施设备准入加以严格管理，以期控制产能供给，淘汰落后产能，解决产业过剩。事实证明，这种手段在解决产能过剩上是一把“双刃剑”，在有利于缓解重点领域产能过剩的同时，难以从根本上消除产业投资的潮涌现象，并可能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在实施产能调控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产业投资潮涌现象在我国现有经济发展阶段下的必然性及其对产业创新升级的促进作用，避免频繁使用行政手段，扭曲市场；同时对于必要的产能调控，则应制定合理的准入标准，避免对不同主体的差异化待遇，防止形成新的行业壁垒，导致政策失灵。
（一）正确认识产业投资潮涌现象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避免频繁使用行政手段扭曲市场，阻碍产业创新
我们要看到，产业投资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是发展中国家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一种普遍现象。某种程度上讲，存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往往正是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的领域。发展中国家正是在产业投资潮涌中，大浪淘沙，锻炼企业市场竞争力，最终形成有竞争力的行业。产业投资潮涌带来的激烈的市场竞争，可以淘汰管理和技术水平较低、产品不符合市场需求、营销模式滞后的落后企业。而管理和技术水平比较高、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具有创新型营销模式的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之后，将浴火重生，最终使得行业焕发出勃勃生机。以我国彩电行业为例，在1990年代中期同样经历过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但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了一批竞争力和品牌效应较强的骨干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产品多样化水平不断提升，最终使得彩电行业逐步进入到成熟期，成为我国国际竞争力较强的行业。如果对产能过剩过于敏感，频繁运用行政手段加以调控，则会抑制企业创新，阻碍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对于固定投入较高，资产专用性较强的重化工领域，过剩产能一旦形成，难以依靠市场机制实施有序的退出，将造成严重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加之地方政府的行业保护冲动会进一步扭曲市场，加剧产能过剩。这种情况下，中央实施统一的、适度的行政调控可以作为行业“减压阀”和“紧急制动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产能过剩造成的损害。但同时应当充分注意到不合理行政调控标准，会造成市场准入的差别待遇，形成新的行业壁垒，导致政策失灵，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的规模。政策失灵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行政调控可能造成在位企业和新进企业的不平等待遇，客观上保护在位企业，人为抑制新进企业创新空间。同时，行政调控还可能导致市场准入预期不稳定，由于担心失去市场准入机会，怕“过了这村，没有这店”，企业更倾向于“一窝蜂”涌入市场，从而加剧市场波动。二是以产能规模为标准行政调控手段，造成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差别待遇，在抑制中小企业创新动力的同时，进一步导致产能过剩恶性循环，即所有的企业都力图扩大产能，因为规模大、高产能的企业会受到保护，而这种努力最终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三是国有企业往往对产业政策具有较强影响力，少数国有企业和重点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消除产能过剩的政策出台，导致清理和化解产能过剩在政策上主要是针对民营企业，从而限制了民营资本投资空间。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我国产能过剩调控效果并不理想，往往陷入“越调越多”的怪圈。以钢铁产业为例，2006－2012年共减少粗钢产能7600万吨，但同期新增粗钢产能4.4亿吨，新增产能是淘汰产能的近6倍。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在实施产能调控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如下问题：一是加强产能调控的可预期性，避免产能调控频繁使用和调控标准的“朝令夕改”；二是实施兼容性的市场准入，兼顾大、中、小企业的需要；三是提高产业调控政策的客观性和合理性，避免产能调控政策被国有企业和大企业绑架。
根据上述分析，产业投资潮涌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产能过剩，是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过程中，由于产业创新能力不足而导致一种普遍现象。某种程度上讲，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是伴随着一波波的产业投资潮涌，不断实现的。在我国，由于处在重化工加速发展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价值投资体制不健全，导致产业投资潮涌的规模更大，周期更长，频率更高，导致长期性和全局性的产能过剩问题。因此，解决产能过剩不单单是要“堵”，而是需要加快体制改革，加速产业创新能力，提高产业整体素质，实现“疏堵结合，以疏为主”。
（一）打破行业壁垒，放松民间资本进入管制
进一步推进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各项改革，打破各种行业投资壁垒，落实“36条”（《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精神，提高基础设施、能源、电信、金融和军工等行业的开放程度，拓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改变当前民间资本投资领域有限的不利局面，疏解现有领域内投资潮涌过于集中的压力，降低产能过剩的风险。通过放宽投资限制，赋予民间资本平等待遇，有助于激发社会投资和创业热情，增强市场主体发展信心，释放企业家创新能量，激发行业活力，提高行业整体素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投资开放度最高的产业，如纺织、服装、家用电器乃至机械制造行业等，往往正是我国产业创新最为踊跃、竞争力最强的行业，通过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必将有利于创新能力进一步扩散，从而释放体制红利，带动相关行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二）通过竞争，增加行业的集中度
行业集中度的增加，一方面有助于企业创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减少过度分散市场主体之间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消除产业投资潮涌的根源，缓解产能过剩现象；另一方面行业集中度提高，还可以避免企业内耗，有助于集中资源，提升行业国际竞争力。但是这种行业集中度提高，不同于行业保护和行业垄断，必需建立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以最终有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为标准，否则行政主导的行业集中将导致创新动力下降，最终弊大于利。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赶超过程中，通过市场机制形成了若干民营的大企业集团，这些集团在推动国家产业创新，实现技术赶超中起了主导作用，同时集团化经营和内部协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产能过剩，并使企业可以集中资源进入国际竞争，成就了一批具有国家竞争力的知名企业集团，这对我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三）加强自主创新激励，提高创新的广度和深度
解决产业投资潮涌现象的最终需要激励创新，引导企业创新模式由模仿转到自主创新上来，提高产业创新的广度和深度，破解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创新困境，只有通过多领域全方位的创新，才能拓宽产业投资盈利的空间和通道，减缓投资潮涌的冲击力，降低潮涌的频率，从而在根本上缓解产能过剩问题。这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为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企业家创造良好的社会和产业氛围，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加快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改革国家科技创新战略规划和资源配置体制机制，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强科技创新统筹协调，加快建立健全各主体、各方面、各环节有机互动、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
产业投资潮涌形成的过剩产能，并不必然构成落后产能，而且实际情形往往相反，这种产能过剩的行业正是存在创新的行业，只是由于创新外部性和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投资的过度跟进。因此，对于这种行业，不能“一棍子打死”，简单地从供给端加以控制，而是应当辅以需求端疏解。通过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为过剩产能开拓市场，缓解国内产业发展困境，并为国内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提供缓冲。这就要求加快对外投资体制改革，下放对外投资审批权限，建立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确立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加快国内企业“走出去”步伐，带动我国的产品、技术、标准、服务出口，转出一批过剩产能。二战后美国援建西欧的“马歇尔计划”，以及上世纪80年代日本推动传统制造业向亚洲“四小龙”、中国和东盟转移的成功经验表明，产业转移是缓解产能过剩的有效途径。同时，产业转移必须和产业升级相结合，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推动创新，要依靠创新驱动，促进产业有进有退，由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跃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