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理说来，美国拥有不少历史悠久的大智库，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历年建立的智库体制及决策体系应该是科学合理的。然而，从1949年至今，中美战略博弈的结果却令人感到诧异。据美国报刊披露，美国国防部、中央情报局都已经公开承认过去美国对中国的一些重大决策、举措都作出错误的判断。情况何以如此，确实令人费解。笔者在此列举历史事实，并对中美战略博弈之得失，作一番简短的剖析。
1950年，美国政府认定中国志愿军不可能进入朝鲜。可是，中国志愿军居然入朝参与作战了。志愿军在朝鲜的人数最高峰达到一百余万。
1954年，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美国事先不清楚会发生金门炮战。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在睡梦中被副官叫醒才知道金门发生了激烈的炮战。
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美国认为中国不但企图进攻金门还要进攻台湾，所以美国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军力调动，在台海聚集了6个航母战斗群，然后派了一个潜艇支队、一个航空兵联队进驻台湾，最后北京公布对金门单日实行炮轰，双日停止炮轰，以利台湾军队“固守”金门。至此，美国方才发现毛泽东根本不想进攻台湾。
1962年，中印边界反击战时，美国估计中国正处在大饥荒年代，中国大陆又面临台湾军队随时可能在东南沿海发动反攻，在此情况下，中国大陆不可能出手与印度交战。不料，解放军在印度边境与印军发生激战并夺取了胜利。
1966年，文革爆发。美国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毛泽东发动文革，并且一下子发动了几千万红卫兵在全国各地夺权。
1969年，中苏两国在边界珍宝岛、新疆铁列克提爆发军事冲突。其后，苏联准备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并诉诸核袭击。起初美国认为是中国试图用武力把极左思潮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最后才改变了看法。
1976年，美国根本搞不懂四人帮会被抓捕。有一位香港文人表示，文革极左派的下场一定很糟，他引用了古哲所云“十者，数之盈也”的讲法，说明文革浩劫为时不会长过十年。美国却搞不懂。
1989年，天安门政治风波发生。美国认为如果选择镇压，中华民族就要面临重大危机。邓小平却还是决定出兵平息事态。后来中国经济连续上了几个台阶。
1996年，台海导弹演习，中国选择高雄、基隆两个港口外侧三四十公里的海面作为导弹试射的落区。对此，美国根本没有估计到。
2014年，中国在南沙群岛大规模填海造陆。美国一直没有反应。等到美国反应过来，对中国施加压力，却已经面临填海造陆的工程“即将完工”的既成事实。
中美战略文化背景的差异
过去美国对中国决策、举措作出判断时犯下失误，缘于中西战略文化以及决策环境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人考虑问题是直线式、跨越式的，而中国人考虑问题往往是迂回式的，所以民间有灰色收入，决策思维也有灰色地域。具体来讲，抗战期间国民党尤其是西北军有不少将领做了汉奸，自称是曲线救国。美国人对迂回式的行为，一般搞不懂。
第二，美国人不会进行换位思考或逆向思考。美国认为自己一家独大，总是怀着教训别人的心态，动辄指责对方站在“历史的错误的一边”，却从来不考虑对方的决策环境，不屑于换位思考。而中国不一样，会换位思考、逆向思考，事先考虑到美国政府、国会对某一问题会如何反应，美国国会与政府、白宫与国务院、军方的反应有什么区别。
第三，美国决策相对透明化。当然，美国实际上也是由五六个人决策，像美国打伊拉克也就是由五六个人决定的，这个决策环境也是不透明的，但是稍微大一些的决策范围还是透明的，是大国政府可以揣度、评估的，而中国的决策过程经常让对方摸不着头脑。
第四，美国定量分析比较多。因为美国技术手段比较强大，考虑问题尽量从定量分析入手，比较精确。而以往中国在这方面缺乏技术支撑，一般采用定性分析。实际上，大战略决策主要取决于定性分析，不需要定量分析，定量分析是下边情报部门的职责。基此，中国在定性方面的长处就可以得到充分发挥。
第五，国内的干扰程度不同。美国惯于做民意调查，走民主程序，人们有发表言论的空间。因此，美国考虑问题往往顾及国内因素。比如越南战争时，美国赢得了每一场战役的胜利，最后美国之所以决定撤出主要也是考虑到国内强烈的反对声浪，亦即在战略上输了战争。反观中国，尤其是在过去几十年，基本不考虑也无须顾虑国内持反对意见的群体的意见。
第六，美国民众与中国民众对对方的了解程度不一样。现在，来美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年轻，英文讲得越来越好，而且对美国的情况也越来越了解。而美国大学生很少有人知道武汉、南昌、合肥在哪儿的，有的甚至连上海、北京的地理位置都不知道。美国55%的国会议员没有护照，他们从来不出国，而出主意时就对全世界事务发表意见，夸夸其谈。中国学生了解美国不足为奇，因为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就准备去美国留学，对美国的州、州府在哪里，周围有什么大学都清清楚楚，美国的学生却不一样。
第七，领袖成长过程相当重要。在美国，昨天还是参议员、律师或者教授，后来就做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国务卿了。位置变了，思维没变。而在中国，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大浪淘沙、硕果仅存的精英中的精英，凭直觉就往往可以做出正确判断。在美国，做领袖人物要讲民主程序，在成为总统之前没有什么经验。在中国，凡是能够做到部长以上级别的，最起码对公文的流转程序、跨部门协作的难度、要害等十分清楚，而美国人在做总统、国务卿之前对这些并不清楚。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62年周恩来接到各种情报汇总说，14个国家要联合进攻中国。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凭直觉就批示这份情报的内容是假的。因为如果十四个国家联合进攻中国，从计划的规划和协调到最后达成协议的过程会很漫长，情报早就泄露了，这样所谓的14国联盟早就解体了;而且美国政府是为大资产阶级服务的，只考虑本届政府的事，如果现在开始协调，对中国发起攻击和执行都是下一届政府的事，本届政府不会为下一届政府做如此周密的准备。何况，又是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交战，谈何容易。最后事态发展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
第八，决策层的专业结构不同。总体来看，位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者，不是国际政治学家就是律师，以律师为主，而中国的决策层在文革以后基本上都是工程师。问题在于，工程师出于专业范围，知识面窄，而国际政治学家或者律师考虑问题，是从大处着眼，作出重大决定时，一般说来，大方向不会错到哪儿去。
基于美国与亚洲的战略思维的背景不同，美国不但对中国的决策把握不准，对中国台湾陈水扁的思路也把握不准，对越南、对朝鲜也是如此，这主要由于东西方战略文化的背景差异所致。不过，随着第一代、第二代中国领导人一一撒手人寰，如今中国决策层的构成也在改变，也不完全是工程师了，双方的差距正在缩小。
不少美国专家评估中国战略规划的特点时，也有相当正确的一面。他们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人普遍缺乏危机感，居安思危的意识严重不足。美国则不一样，危机意识强，整天考虑未来的假想敌。两国的电影就可以体现这种差异。许多中国电影都是表述其内容经过虚构的古代宫廷故事，电视连续剧动辄几十集，不是情节曲折的宫廷内斗，就是拿刀拿枪的场面;而美国电影的主题往往着眼于未来的世界，设想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以后的事。
因此，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创造性确实比中国人强。中国主要从历史中挖掘资料，启发灵感;美国人不过分重视历史，而是着重未来。此其一。
中国不重视突发事件、重大事故的预防、预警。类似天津塘沽爆炸案的事情不只一次。比如1997年全国水利规划投资就是一个例子。文革以后，水利设施都老化了，7亿元人民币不足以解决问题。朱镕基说要大大增加，但是各部门都说没钱，到最后也就多加了7亿。1998年，长江大水灾爆发，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200亿元一步到位，从而证明这个钱是有的，可是在理性决策上无从体现出来。
为什么不能早点拿出来呢?早点拿出来就无需使用200亿，每年增加10亿，持续十年100亿，不但用不了这么多钱，而且危及半壁江山的大水灾根本就不会爆发，全国伐木工人也无需改行去“植树造林”。可见，当年钱没用在刀口上。据此，可见中国人确实不重视突发事件的预防、预警。此其二。
中国一旦发生重大灾害，政府利用一党执政的有利条件，调动全国资源，那就什么事都能做成。当初日本福岛核泄漏以后，日本航空自卫队派军队过去应急救援，飞行员不愿意去，陆上自卫队也是裹足不前，结果也没有军法惩处，因为自卫队不是军队，没有法源可据。
中国却完全不一样，总参谋部应急办公室处理重大事故，全国应急专业队伍有九万五千人，出动迅速高效，包括SARS病流行时解放军调动医生护士去小汤山，他们知道SARS病的危害性，可是接到命令就坚决执行。所以说，中国的救灾体制比日本有效得多，
可是，在预警、预防这方面，中国的决策机制却是一大短板。问题在于，中国决策机制的综合后果是成本大，后遗症也多，而且出事以后不吸取教训，以致事故反复发生。此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