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日发生的“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和8月12日天津港爆炸事故，是近年来我国发生的两起最严重的公共危机事件，不仅为国人关注，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面对此类特大事故，我们不能只简单地去追究事故关联者的责任，而应站在有效维护公共安全的更高层面上，从如何加强公共危机管理的角度来进行深入反思。
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经济发展及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诸多公共安全问题不断涌现，由一些重大突发与意外事件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正在成为一种“常态”，各级政府及社会各阶层，都应从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新安全观”出发来面对现实挑战，树立公共危机管理意识，不断完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抓好公共危机方面的先期教育、进行周密的预案准备，加强危机预警及专业力量建设，不断完善危机管理机制和进行必要的专项训练等，提高全社会的公共危机应对能力，有效遏制公共危机，并竭力减少危机事态对社会的负面冲击。
公共安全危机通常是指因自然环境、社会变迁或人为原因引起的，对公共领域的安全和社会成员的生存具有严重威胁，需要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部门进行动态决策的、具有高度危险性和广泛破坏作用的紧急事态。
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急速转型的时期，随时都可能遇到突发性危机事态，树立良好的公共危机管理意识，对公共危机进行有效管理，应当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议题。
重大教训可从一个侧面唤起人们的公共危机认知。从诸多安全危机事件中可以发现，人们往往都是在经历一些重大安全事件之后才追悔莫及。缺乏公共危机管理意识几乎是一种社会“通病”，它反过来也警示我们，要避免悲剧重演，首先就是应让全社会提高对公共危机安全风险的认知。
积极救援只能算是公共危机应对的“非优先”选项。公共危机管理，通常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行为。在此过程中，政府或其他社会公共组织，一般通过监测、预警、预控、预防、应急处理、评估、恢复等措施，防止可能发生的危机，或处理已经发生的危机，以减少损失，甚至将危险转化为机会，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以维护社会和国家安全。如果因缺乏危机管理意识而忽视了危机的先期防范，即使危机“事中”应对得再好，也难以消除危机可能导致的重大损害。
以上仅是众多有关公共危机管理认知中需要明确的两点。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和社会上对公共安全问题重视不够，以至于面对一再出现的公共安全危机事件，基本采取的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触发式”危机管理模式，这显然不能“治本”而只能“治标”。我们需要从深刻教训中警醒，让危机风险及其管理意识在头脑中扎根，以期“防微杜渐”。
对于各级政府与行业管理者来说，对公共危机管理的认知更为重要。只有具备了基本的公共危机管理理念，才能将公共危机管理的行为落到实处。同时，这也将从另一个侧面检验各级官员或企业管理者，是否真正地做到了“执政为民”或“一切为民众着想”。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和理念，各项危机管理举措就会形同虚设，一旦遇到特大公共危机，就会漏洞百出，难有成效。
不应有的疏忽与过失会埋下公共危机的重大隐患，而不健全的公共安全管理制度则会削减公共危机应对的成效。健全的公共危机管理制度，是有效应对公共危机的重要前提条件。尤其是在应对救援难度大、风险高、专业性强的公共危机事件时，更需要通过建立健全搜救应急响应机制，来解决危机应对中的迅速、有序、高效的问题，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过往的种种公共危机事件表明，公共危机管理的制度不能形同“虚设”，而应将每项都落到实处。面对诸多惨痛的教训，我们必须认真反思，在彻底查明事件根源的同时，尽快健全与落实公共安全危机管理的相关制度，坚决杜绝类似悲剧的重演。
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公共危机日趋常态化，原有的一些举措已经很难适应公共危机管控的要求。而且，一再出现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也在倒逼我们加快完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这既是公共危机管理本身的需要，也是提高政府公信力，以及各级组织、各行业管理部门和民众自我危机管控能力的需要。
有针对性地做好公共安全危机的先期防范公共危机种类繁多，各有特点，但几乎都有突发性强、可预警时间短、公共危害大和社会关注度高等共性，这要求危机管理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得当的方式合理应对。
前移公共危机管控的重心。把危机发生后才竭力应对的“滞后”危机管理模式，变成在危机尚未发生前就积极预防、有效遏制的“超前”危机管理模式。具体包括：加强公民的公共安全危机教育与培训，使之树立公共安全风险意识，掌握必要的公共安全危机防范常识；促成各级、各行业真正落实公共安全危机管理制度，并制定切合自身实际的公共危机应对预案；完善重要风险区域或地段的公共安全危机监控系统，提高公共危机的预警能力；建立公共安全危机管理问责机制，把公共危机管理纳入各级政府及企业的日常工作职能范围，并注意检查落实相关责任。
健全公共危机应对的机制。借鉴其他类型危机管理的有益经验，结合公共危机管理的具体特点和要求，加紧健全相关公共危机应对机制。具体主要包括：进一步加强政府对公共危机应对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将重大公共突发事态作为一项常态化的危机响应加以关注；通过分析近年来一系列事故的原因，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公共危机管理规定，并建立起应对此类危机的相关协调关系（包括政府与各行业危机管理机构间和不同危机应对力量间的协调关系）；及时出台更具针对性的公共安全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等。
进一步提高公共安全危机应对能力种种迹象表明，公共危机应对正在成为一种常态，需将其纳入国家安全危机管控的常规清单，建立有效的专项危机管控机制，并与其他安全危机应对和确保社会稳定的整体战略结合起来。具体须把握以下几点：
注重危机事态下的“第一时间”反应。“第一时间”，就是从发现危机先兆到采取针对性措施的最早时间。强调第一时间反应，对于增强危机管理者的责任意识，提高各级政府及行业部门的危机应对效能至关重要。要形成第一时间反应，就要求做到“三个第一”：一是第一时间警觉，即要从那些看似零星、琐碎或不相干的“小事件”中发现端倪，及早引起警觉，并及时感知到即将来临的危机；二是第一时间判定，即当获取的信息足以对危机事态做出判断时，决策者应毫不犹豫地对危机的性质及时作出判定；三是第一时间决策，即要在时间有限、信息不全、危机发展形势尚不十分明朗的情况下，排除各种干扰，在最短时间内拿出务实管用的思路和措施，以掌控事态的发展。
需要细化并落实好危机管控中的责任。公共危机管理是各级政府和各行业的一项基本职能，也是“执政为民”和“为员工着想”的一项责任，必须认真对待，而不是“可有可无”或“装装样子”。为此，应细化各级职责并抓好“三个落实”：
首先要抓好公共安全监管责任的落实。即应参照国家及行业有关公共安全管理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制定有针对性的公共危机管理制度，并明确各项奖惩原则和监管办法。各级领导和专门机构，则应担负起不可推卸的管理职责。尤其是上级部门及国家专门机构，应对下级部门和行业机构负起指导与督导职责，随时加强对涉及公共安全的事项及制度落实情况的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和加以整改。对各级官员的考核评价，也应纳入公共安全危机管理能力评价指标，采取“一票否决制”。对玩忽职守、官僚主义和不落实工作责任而导致重大公共安全责任事故者，须严格追责。
其次要抓好公共安全危机的“防”与“处”双重能力建设的落实。即既要舍得花财力、花精力，增强对敏感区域和地段的监控设施建设，实现各级组网、各行业重要预警信息共享，真正做到及时甚至实时掌握公共危机动态；又要在“国安委”的统一领导和国家相关部门及专业机构的指导下，建立以专门应急力量为骨干、多种机动应急力量有机配合的公共危机“一体化”处置机制，以快速、高效地作出公共危机的应急响应，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大公共危机带来的损失。
再者要抓好重大公共危机应对中的国际与地区合作机制的落实。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越来越多的人员和产业走向国际化，国内危机国际化或国际危机国内化的现象也越来越多，从而要求政府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以一种全新的理念来加强公共安全危机的管控，在一些重大突发事态的应对中，积极展开必要的国际与地区合作，以提高危机应对成效。比如加强重大危机预警情报的国际交流（长江恶劣气候的预警可借鉴台风与海啸预警中的有益经验），争取国际与地区组织在应对公共安全危机方面提供必要的资金与技术支持，以及开展相应的教育培训等。同时，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也肩负着向周边其他遭受重大灾难的国家提供应有的公共危机管理援助和支持的责任。
总之，公共危机管理事关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安全的切身利益，事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常言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公共危机管理的要旨在于“优先防患于未然”。过往的诸多事实一再证明，搞好危机预防是一种以“小”的投入换取“大”的回报的最佳举措。如果各级政府与行业管理部门都能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风险制定周全的公共危机应对预案，规范各项危机应对措施，并真正抓好落实，便可在各类公共危机应对中保持主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处理“6·1事件”中强调“人命关天，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我们应将此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和公共危机管理的价值取向，将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国家整体安全、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发展战略有机统一起来，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理念的创新融入国家治理之中，通过加强政府危机管理，提高领导干部及大众的危机应对能力，及时化解潜在矛盾，有效遏制危机或消除危机造成的负面冲击，真正确保“人的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