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在形态上作为一个层级结构的行政管理系统。事实上，大学本质上更是一个培养人才、研究学术、创造知识以及传承文化的学术机构。现代大学的核心文化是学术文化。关于学术文化，按照美国学者伯顿．R．克拉克的观点：“能够维系人们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共同价值观、行为规范（科学规范）、利益和信念称为高等教育系统的学术文化”[1]。大学存在的本真意义在于它的学术文化的维系作用，这是探索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重要切入点。当下大学内部不断滋生的“泛行政化”倾向、学术浮躁、创新乏力等，无不是大学内部治理偏离学术文化的折射。因此，为推进现代大学制度转型发展，高校应着眼未来，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回归大学本质，强化学术文化管理，实现学术系统与行政系统的和谐、优势互补，建立长效机制，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大学是学者自我管理、以自由为基本价值的一种组织，它的主要活动与学术密切联系。从中世纪起始传承至今，学术自由内涵不断拓展，包含了教授在其专门领域不受外来控制的教学自由以及学生学习的自由。随着19世纪早期以研究为导向的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建，学术自由内涵进一步阐释为教学自由、学习自由和研究自由。总之，综合有关学者以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等经典对学术自由的界定，一般认为，学术自由是指教师与学生在学习、教学和学术研究过程中，排除外部世界不合理因素所带来的影响，积极主动地开展交流与探索等学术活动的自由。但是，在追求学术自由的同时，必然摆脱不了外界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大学自身的诸多限制，比如，一个崇尚社会公平、正义、自由的文化氛围有利于促进大学学术自由的实现，而狭隘的个人主义、集体体制的文化氛围则不利于大学学术自由的实施。由此决定了学术自由不能泛化，在大学的实践中，要因势利导地发挥学术自由的作用，从而为培育学术文化创造氛围。大学自治是大学对于校内事务具有相当的决策权、执行权和奖惩权，正如布鲁贝认为：“自治是高深学问的最悠久的传统之一。无论它的经费是来自私人捐赠还是国家补助，也不管它的正式批准是靠教皇训令、皇家特许状，还是国家或省的立法条文，学者行会都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他还强调，“失去了自治，高等教育就失去了精华”[2]。
大学自治的具体表现是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正常运转取决于大学自治的保障作用。大学恰似一个学术场域，一方面，大学自治也要遵循教育规律以及有关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大学自治受社会和政府以及现实与历史所形成的各种情况的制约。由此可见，大学自治也不是“大学独立”，大学自治的内容是相对的、动态发展的。
对于大学的学术中立，应当着眼于大学产生、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应当着眼于学术中立是否符合大学的本性，同时也丝毫不能忽视大学的政治责任。追求高深知识是大学逻辑的中心原则。由于大学知识的高深性，所以大学的知识与现实社会不存在直接的同一性，当大学面对社会的现实状态时，总会有不满的地方和超越性的要求，使得大学的中立成为可能。
总之，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以及学术中立是体现大学学术文化的核心要素，回归学术本位的重点在于彰显探索科学知识、追求真理的现代大学精神。
大学追求真理、弘扬倡导批判精神、对未来开展研究和探索等责任自然地落实到学术文化的身上，学术文化发挥作用既得益于形成的学术氛围，又离不开履行义务的学术权力。大学发展最终依靠的是学术。回归学术本位，关键在于明确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在大学中的实际运作。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作为大学章程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确定大学最基本的权责分配、日常运行和管理制度，能够保障大学按照学术逻辑和教育规律办事，防止大学学术研究受到外界干扰，尤其减少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的有关干预。无论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两者关系处理得比较均衡的英国，还是行政权力强于学术权力的美国，或者是学术权力一直强势的德国，各个国家大学治理中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两者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构成了大学治理的主要内容。而学术权力都是自大学组建伊始就一直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大学学术性和学术权力是学术文化的主体性，同时，要利用行政权力的有效性对大学内部进行服务和管理。
在大学的发展历史中，先后出现了中世纪大学模式、英国大学模式、德国大学模式和美国大学模式，这四种大学模式有一个共同点，都强调学术本位，认为大学的一切工作应该围绕学术工作展开。虽然随着巨型大学的出现，组织机构日益庞大，组织内管理工作不断扩大，大学的行政和科层属性日益显现，但是学术属性依然是现代大学的本质属性。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基本任务归根结底都需要通过发展学术来实现。因此，发展学术是大学内部决策的根本目的。即使决策实践中存在各种类型的行政决策事项，但其归根结底都是为更好地发挥大学学术性职能服务的。可见，学术权力是大学的自然权力，是大学的核心和内在逻辑要求。由于学科专业的特点，科研工作人员和教师群体对学术权力所追求的是以学科知识为载体的学术权利，研究内在规律、探索客观真理。因此，学术文化依据知识的逻辑结构传承和创新知识，在实践中运用知识探索真理并服务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借助学术权力所建构的现代大学制度和机制体系达到对大学的治理模式。进一步说，不重视学术文化的治理模式是缺乏理性的指导策略，建立在学术文化之上的大学治理模式回归了大学的学术本质性，体现了大学内外部关系规律以及大学功能性的内涵需求，是大学治理及发展的灵魂所在。
大学治理的目的在于促进学术的发展，有文化渗透的学术才能充满生命活力，学术因文化而繁荣，大学本真得到了弘扬。从教师的角度看，大学教师凭着对学科专业的忠诚，履行学术权利和权力，积极投入到教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实践中，教师等科研人员的主体性得到了彰显，从而形成了一定的学术文化，但学术权力的正常运行从客观上会受到来自学校内部的不同权力因素的影响，如高校日益膨胀的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产生挤压，大学教师的理想诉求得不到实现，行政管理者俨然成为大学学术事务的主宰者，将教师视为改革的障碍，官僚化的行政文化笼罩着大学校园[3]。这两种文化的不断冲突造成了学术行政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对以学术为本的大学教师学术生态具有较强的侵蚀作用，成为良性教师学术生态发展的桎梏。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大学里各种文化的存在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积极功能和消极功能同样在学术文化与行政文化之间存在着。力量制衡、制约与监督是体现行政文化与学术文化冲突的表现形式，彼此相互促进，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同时推进各自的利益共同体进一步发展，使有关人员执行各自职责的意识更强、更自觉。由于现代大学组织内部的学术和行政人员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作为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员以追求学术为目标，以学术成果为导向，以培养人才、服务社会为已任，而行政管理人员以履行份内的事务、出色完成工作为责任，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自然就产生了各自的出发点和向往的目标价值。随着大学行政权力的不断加强，行政人员的权力不断膨胀，形成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对峙的局面，深刻地影响了大学的学术文化，改变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以学术自由、学术自治为基础的大学学术文化的特点，使学术文化具有了某种行政化的趋势[4]。
四、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培育学术文化，推进大学内部治理长效机制的可持续发展
现代大学制度是以实现大学使命为目的、以适应社会发展为核心、以协调内外部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大学各种制度的总称。现代大学制度是规范性与自主性相统一、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制度。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要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从根源上仍将是呼吁一种大学治理模式的“三权分立”。所谓“三权分立”就是指政治、行政和学术三权之间的分离和制衡关系。“三权分立”就是政治上的党组织建设、党的政策的贯彻和执行是一条线，行政上政府的行政法规要落实是一条线。学术需要独立，政治和行政应该尽可能少去干涉其自由。当然，这样的“三权分立”不是完全的独立，不是各管各的一块，乃是有一个中心的，这个中心就是学术。即行政和政治要服务于学术[5]。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让大学学术运作逐渐摆脱人为的行政干预，形成一套合理的学术机制体制，充分保障大学学术自由，从而为弘扬大学健康发展的高深学问研究、树立科学的各类评价体制作出应有的贡献。
从大学的发展历程以及社会进步看，大学是学术和教育的结合体，自然应当按照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进行治理，而不管是在教育方面，还是在学术方面，大学应该强调教授对于学术权力的掌控，让教授处理学术事务，促进大学知识创造和学术水平的提高。行政权力要为学术事务发展服务，维护大学的学术独立和知识功能的发挥。教授才是最有发言权和决定权的人，治学的主体应当是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群体，因此，大学制度设计应当尊重和保障教授的学术权力。教授治学有利于平衡“三权分立”，能体现大学的学术本质性。在基层学术组织中充分发挥教授的带头人和影响力作用，培育学术团队，从而形成尊重知识、探究真理、坚持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传统价值，保持具有发展潜能的大学学术文化，引领高校其他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大学内部治理的逻辑。
大学文化所呈现的市场化与功利化归根于学术文化与行政文化之间的冲突，这种现象使得具有活力的大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学术文化的核心，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命脉。大学内部治理只有从本质上把握这种特性，遵循教育教学规律，践行科学的办学思想，发挥现代大学制度的先进性，指导大学内部的各项改革，才能对大学的发展有引领作用。因此，在强调管理的民主性和科学性的同时，更要以学术文化为统率，指导和化解大学内部治理出现的各种利益冲突以及有关思想观念不一致等问题。实践表明，学术文化核心力量的综合性主要体现在学术信念、学术立场、学术能力以及学术人格等方面。大学学术性灵魂的形成是大学文化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淀并经大学人所认可、行之有效的精神理念。
参考文献：
[1][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
[2][美]布鲁贝.高等教育哲学[M]．郑继伟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1．
[3]王英杰.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冲突解析——一个文化的视角[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1):55-65．
[4]吴立保．大学组织的冲突与整合：文化的视角[J]．中国高教研究，2011，(10)：16-19．
[5]王传言．探寻现代大学制度的中国模式（N/OL]．[2010-12-08]．http://guancha.gmw.cn/2010-12/08/content_1445722.htm.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现代大学发展的学术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2YJA880011）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