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 1960年全世界共有101个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到了半个世纪以后的2008年，其中只有13个经济体成功地从中等收入晋升为高等收入，而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依旧陷在中等收入状态。这个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非收敛现象，被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自2006年世界银行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次被提出以后，迅速在国际商界、政界、与学界传播开来。 特别是对中国（大陆）而言，其人均收入2014年就已经达到7600美元，已经属于中等收入国家；GDP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已经于2014年12月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因此，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 中国会不会也像绝大多数的中等收入国家那样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采取措施以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这些问题，不仅在业界和经济学术界被广泛提及，而且在政策界也备受关注，比如中国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财政部长楼继伟都曾在重要的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明确提及这个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时至今日，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认同“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提法并承认该问题的重要性。这里确实涉及到不少技术性的讨论与争议。还有些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质疑该问题对于当下中国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这就难免会引起学术界与思想界的混淆，可能对该问题的学术合理性的“身份”产生怀疑，进而对相关学术研究的价值进行贬低。这甚至还可能会阻碍学术圈之外的商界与政界人士从“中等收入陷阱”的视角来分析探讨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与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从学术的角度试图为该问题“正名”。与此同时，笔者试图结合自己对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一系列的粗浅的学术研究进一步阐述可能会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具体的理论机制，并以此为例强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潜在的重要学术价值，尤其是对当下中国具有格外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首先需要明确，本文所讨论的“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是绝对增长速度的概念，而是相对增长速度的概念。 按照世界银行的Atlas方法划分标准，如果在2016财政年度的人均年收入 （GNI）在1045到12736美元之间，那么该经济就是中等收入经济体。所以若是按照绝对增长速度的概念，只要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大于零，哪怕只是稍微大于零，那么迟早会突破12736美元的大关。从数据上看，二战结束后，除了极少数国家之外，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的确都大于零，中等收入国家则更是如此，所以有些经济学家据此宣称“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不存在的伪命题。但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中等收入经济体是否足够快地向发达国家收敛，是一个相对增长速度的概念，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中等收入国家中有很高比例的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没有系统性地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在同等时段里的平均增速。按照这种相对增长速度的概念，有很多学者，包括笔者在内，都在相关学术研究中发现有充分的数据表明，的确存在“中等收入陷阱”这种非收敛的增长现象。“陷阱”并不是指绝对增长速度为零。
其次，必须指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与经济增长教科书中的“双峰”现象并不矛盾。所谓“双峰”现象，指的是，二战以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各国相对于美国的人均收入的概率分布呈现两个峰值，一个峰值出现在相对低收入水平，另一个出现在相对高收入水平。前者也经常被称为“低收入陷阱”，后者则是指主要由OECD经济体构成的富国俱乐部持续地保持富有。这种双峰分布的世界收入概率分布曲线在过去的六十年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形态。以往的经济增长的学术研究主要关注双峰现象，即为什么穷国持续地穷而非富国又持续地富？但是对处于双峰之间的中等收入国家是否向发达国家收敛，这个问题基本被忽略了，或者将其混同于“低收入陷阱”的问题。事实上，世界各国的收入分布，总体而言，与美国的相对收入差距基本保持稳定，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中等收入国家的确没有系统性地向发达国家收敛，这就是本文所要关注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再次，退一步讲，即便是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非收敛只发生相对比较少数一些经济体，比例上不像低收入陷阱那么高，但只要这些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和GDP在全球中的比例足够高，就依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重要现象。
总之，关于“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的争议似乎主要因为不同学者对于相关概念所使用的定义和界定标准存在差异，使用的数据来源也可能有所区别。但是，过去的60年里，有些中等收入国家变成了高收入，而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仍旧维持在中等收入，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铁的事实，其实这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既然“中等收入陷阱”与“低收入陷阱”是共存的真实现象，那么导致产生这两种陷阱的原因和机制是否一样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低收入陷阱”才是需要加以认真学术探讨的真实现象，该观点实际上也在否认“中等收入陷阱”与“低收入陷阱”在理论机制上的差异。而这种看法之所以是严重错误的，关键在于没有正确理解中等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区别以及它们在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上的差异。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为了解释发达国家为何没有受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约束而得以保持长期持续的增长，所以内生增长理论主要强调的是导致内生技术进步的创新、研发、人力资本外部性等理论机制, 基本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而对于“低收入陷阱”的机制讨论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也已经非常久非常多，比如在1950年代就提出的“大推动”的经济起飞理论，强调协调失败等各种市场失灵，所以无法从传统的“马尔萨斯模式”切换到现代的“索罗模式”的经济增长，无法实现工业化。但是对于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与收敛问题，笔者认为相关的经济增长文献非常匮乏，因此是增长理论中的一片亟待开垦的沃土。
与低收入国家相比，中等收入国家已经逐渐失去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特别是在技术要求与附加值都比较低、且比较劳动密集型的可贸易产品/产业上的国际竞争力逐渐降低。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中等收入国家在研发创新能力方面通常不具备比较优势，在附加值较高的、技术与资本相对更加密集的产品与产业上又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打压”。 所以，从学术的角度，“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理论挑战在于如何解释这些中等收入国家能够成功跳出“低收入陷阱”，但却未能将成功进行到底，把下半场球也踢好。产生这种先成功后失败的转折的理论机制何在？该问题的理论挑战性可能要超过“低收入陷阱”问题本身。这也许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迄今为止，直接探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学术论文在主要经济学期刊上正式发表的还比较少。
下面笔者将结合自己最近的学术研究，重点介绍一个具体的可产生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机制， 我们称之为“三明治”理论，观点主要来自笔者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现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魏尚进老师一起合作的一篇学术论文。在我们的模型世界里有三个国家：进行技术创新的N国（高收入国家），进行技术模仿的S国（低收入国家），还有像三明治一样被夹在中间的M国（中等收入国家）。所以，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可谓后有追兵，前有堵敌。
我们发现，当S国的劳动生产率足够低的时候，该国对夹在中间的M国并不产生“追逐效应”，也就是说，此时当S国生产率提高，或者S国可以生产产品的种类增加时，都不会影响发达国家N国与中等收入国家M国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但是当S国的劳动生产率变大而处于某一段中间值的时候，“追逐效应”就会产生，即提高S国的劳动生产率会放大M国与N国之间的收入差距，换言之，它使得M国更加容易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当S国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变得足够大的时候，继续提高S国的劳动生产率则不会再影响M国与N国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但是此时若提高S国可以生产的产品的种类，则S国的“追逐效应”依旧存在，亦即它会放大M国与N国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发达国家N国对中等收入国家M国产生“压制效应”。只要N国的生产率提高，它与M国之间的距离就会放大，也就是说使得M国更倾向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不仅如此，当S国的劳动生产率足够大的时候，若提高N国产品数量的种类的创新，也将会对M国产生“压制效应”。我们利用跨国数据对这个理论机制进行了检验，回归结果支持了这个机制的现实有效性。
该研究启示我们，研究中等收入陷阱可能需要将其置放在一个贸易全球化的开放环境里去理解。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是否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政策与禀赋，还取决于外部的贸易伙伴国的特征与行为。特别地，中等收入国家随时可能受到“追逐效应”与“压制效应”这两个不同方向的挤压。为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该经济体就必须有效地提高已知产品的生产率并且积极研发以增加自己能够生产与出口的产品种类，否则就有可能在被低收入国家“追击”的过程中不断丧失产业和工作岗位，无法向发达国家收敛。举一个现实中的例子，比如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利用在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逐渐成为出口贸易大国，在国际竞争中后来居上，将原本属于墨西哥的很多出口生意“抢”走了，而墨西哥在促进创新和提高生产率方面又恰好没有很好地调整过来，所以，客观上讲，中国的“追逐效应”可能无意间对墨西哥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产生了促进作用。而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基本上被隔离于世界主流贸易体系之外。中国国内的各种混乱也使得自己的生产率非常低，所以当时中国作为低收入国家，对处在经济腾飞过程中的中等收入阶段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并未形成有效的“追逐效应”，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有利于这些经济体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如今中国自己也成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它是否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根据我们的“三明治”理论模型，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紧跟在中国之后的低收入国家（比如南亚诸国还有印度） 的“追逐效应”，以及来自美欧日的“压制效应”的强弱。
需要澄清的是，以上这种“三明治”理论机制并不是说“中等收入陷阱”只取决于外部因素。在我们的论文中，还同时分析了面对不同的外部环境，被夹在中间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最优的发展政策该如何作出调整。比如，当追在后面的低收入国家的生产率足够低还不足够产生“追逐效应”的时候，该中等收入国家的最优策略就应该大力提高自己在现有生产与出口的产品上的劳动生产率，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差距，这要比继续从发达国家学习增加所能生产的产品种类更加有效。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当面对与亚洲四小龙类似的外部环境时，拉美很多中等收入国家却没有能够有效地提高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生产率的差距，在国际竞争中输给了日本与亚洲四小龙，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常言道，幸福的家庭是类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中的不幸的国家，我们或许不应该指望只存在唯一的理论机制。比如，在另一篇与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的合作研究中，我们刻画了产生“中等收入陷阱”的另外一个可能的理论机制。在那篇文章里，我们强调的是在中等收入国家中的处于上游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入壁垒将如何影响该经济体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以及从低质量制造业向高质量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讨论的重点是中等收入国家的面临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抽象掉了从低收入阶段从农业转向工业的结构转型过程。限于篇幅，我们此处就不具体展开了。
总之，“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机制缺乏系统性研究的现状，对于学术研究人员而言恰恰是千载难逢的理论创新的大好时期，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探索，而且这种探索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地分析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内在经济结构，明白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性差异，所以经常需要建立多部门的增长模型加以讨论。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体量最大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是否将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显然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真问题，好问题，不得不问的问题！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中国目前的发展问题，就迫使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低收入陷阱”问题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不同之处，就迫使我们必须思考如下问题：以前的那种依靠廉价劳动力积极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长模式是否可以继续下去？以前的那种依靠发挥调动各地方政府追求GDP的积极性的地方竞争模式是否可以继续下去？以前的那种各级政府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以开发房地产业为主导的政府投资模式是否还可以继续下去？以前那种主要依赖技术模仿与“干中学”的技术进步方式是否还可以继续下去？以前的那种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的非包容性增长模式是否还可以继续下去？以前的那种忽视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人口结构、医患矛盾、土地制度扭曲的增长模式是否还可以继续下去？……
这个单子可以列的很长很长，因为中国有太多的制度需要改革，太多的扭曲需要消除。但最核心的，归结起来就是如下问题：未来十年最有可能成为遏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瓶颈约束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瓶颈约束没有有效地放松，那么中国经济将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必须同时回答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因素在过去的35年的高增长中没有成为瓶颈因素？同时，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就必须对现有的各种潜在的不利因素的重要性和切迫性做一个排序，而要这样做的前提就是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各种主要问题之间的内在制度逻辑有全面而深刻的宏观把握。笔者曾经就这个相同的瓶颈约束问题请教了将近二十位研究中国经济的最一流的专家，结果得到的问答五花八门：金融体系、土地制度、收入不平等、上游国有企业垄断、房地产泡沫、户籍制度、法律体系等等，不一而足。甚至还有些经济学家，比如姚洋与张军，认为遏制中国高增长的瓶颈约束根本就不存在！而支持这种乐观看法的一个经济学逻辑是中国的“倒逼式”的经济改革会在未来继续及时地发生。当然，还有不少经济学家对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前景比较悲观，认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高。
这些专家学者们对中国未来经济前景判断的差异性，诊断报告的多样性，政策建议的分散性，这一切恰恰说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同时也恰恰说明这个学术问题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当今的中国，要面对贸易与金融的全球化，面对经济结构转型从早期的工业化逐渐过渡到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去工业化”，要面对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与城市化，面对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业逐渐升级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业的产业升级，要面对从“双轨制”改革到彻底实现市场化单轨之间的距离，要面对大众百姓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关注环境、健康、民主权利的需求结构的升级，所有这一切变化也都在共同说明一点，那就是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都和以前低收入阶段时截然不同了，不能再自欺欺人地刻意回避甚至否定“中等收入陷阱” 问题。不夸张地说，中国现在面临的所有具有一阶重要性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都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不仅是学术创新的客观需要，也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