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是与财税和金融改革并列的三个最重要的改革领域，并且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财税与金融改革的进程。以下通过回顾国企改革的历史明确当前改革的目标任务，讨论大型国企业改革的思路。
三个阶段
从改革历史看，国企改革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84年开启的国有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改革。内容包括利润分成、企业在利润支配上的更大自主权和产出超额部分按市价出售等。但是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和财务状况在短暂改善后出现急剧恶化。造成国有企业在1986-1996年间亏损巨大的原因主要有：1.国有企业经理人经营自主权的获取使他们能够更容易地贪污、挪用公款和转移国有资产。2.经理人面临的软预算约束，从而经常做出草率的投资决策，投资失败造成的损失通常以银行贷款的形式最终转嫁给全社会。3.软预算约束使得国有企业长期以低于乡镇企业的效率运转。4.来自乡镇企业的竞争降低了国有企业的利润率。不断增长的不良贷款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1987-1995年公共部门平均赤字占GDP的比率为11.16%。其中三分之二由国有银行的补贴性贷款支持。1994年国有企业平均负债率高达80%，其中80%的企业负债率高达90%。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测算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高达48%。
第二阶段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开始。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了公司制改革，集团公司内部业绩好的企业成为股票市场上市公司。与此同时大量亏损中小型国有企业的股权则被出售给民营企业。1997年证监会15号文件提出“证券工作要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服务，要为国有企业增加资本金、收购有发展前景的、亏损的国有企业尽心尽力”，启动了股票市场功能的财政化。通过重组、上市和产权转让，国有资本得以收缩战线，留守并加强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产业的垄断经营，完成了战略调整和整体盈利。1999年政府启动对国有银行的资产重组。除了让国有企业上市融资填补长期亏损造成的资本金窟窿，避免继续拖累国有商业银行外，政府还从四大国有银行剥离了1.3万亿不良资产，通过压低存款利率对商业银行实施利差补贴。启动了国有银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融资。截至2006年，（除农业银行外）国有银行经过不良资产剥离、存贷款利差补贴、央行再贷款、财政注资、外汇储备注资和引进战略投资者等举措，完成了资产重组和上市融资的全过程，银行业整体稳健指标达到国际水平。另外，加入WTO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民营经济也得到快速发展。但是除了小数民营企业有幸在上市融资后做大做强外，民营经济的壮大主要表现为以低成本作为主要优势的中小企业数目的急速扩张。
当前，我们进入国企改革的第三个阶段。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口大幅度下滑，政府启动大规模投资项目刺激增长，造成了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王勇的研究指出国有企业利润70%来自行政垄断，30%来自各项补贴。国企垄断利润对下游企业经营活动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和敏感性。金融危机后下游企业经营活动急剧收缩，使上游垄断国企也难以幸免，出现严重的过剩产能和亏损。上述分析同样适用于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
两个基本事实
从产业组织来看，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竞争性行业民营企业无序竞争，出现了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等压成本的产业降级趋势。而国有企业则是行政垄断，软预算约束的盲日扩张和低效率运营。因此改革的背景大都是以国有企业不良资产和亏损大规模积累、经营活动难以为继为主要特征。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问题变得更为棘手。可见，国企改革都是形势倒逼的产物。
当前关于国企改革的已有思路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着力于市场准入和引入平等机制以改变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状态；一类是着力于国有产权制度改革以消除国企的软预算约束。
笔者的结构改革思路介于两者之间，或者是两者的综合运用。主要考虑了两个重要事实：其一，国有企业及国有银行即使处在上游行政垄断行业，但其产能仍然严重过剩，大都国企已不盈利或者其仍维持的微利更多来源于价格补贴。因此，民营资本以其盈利的假象进入只会导致更大的过剩产能。其二，国企的存在并不单单作为政府的执政基础，而且也是体现国家意志，实施国家战略的客观需要。因此笔者提出国企结构改革思路。
加强国企与民企协同发展的结构改革
我在此提出通过产业组织重构以实现产业增值链整体本土化的战略思路。这个思路由四部分构成：
1.加快竞争性产业的并购与重组，这需要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提供更多并购融资，也需要破除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现有大部分企业将面临重要的转型。一种是适应中国消费市场未来需求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小企业作出重新定位，在消费品细分市场寻找自己的位置，通过增加产品的技术和文化内涵，走出差异化发展道路。第二种是加入行业龙头企业领导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走专业化的配套加工道路。第三种是通过转让或出售退出现有制造业，进入消费服务业。
笔者建议，中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和行政管制制度的变革，激励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和协调。例如，中央相关部委可以制定产业重组指导细则，给出具有跨地区、跨行业和跨所有制的产业整合的基本要求，并将跨地区并购重组的绩效列入地方政府干部考核指标，同时提供相关税收激励或财政补贴。通过地方政府的协调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的两重作用，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可以通过并购、资产置换、换股和挂靠等方式对现有产品生产关系进行梳理，并在企业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促进企业间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的形成。
2.行政垄断型产业的国有大企业可以分拆和出让其分公司和子公司，实现产业链中的制造加工环节从企业组织内部向企业组织外部的转移，促进市场化协作分工体系的形成，原国有集团公司则可重点向研发、品牌培育、销售渠道建设和售后服务等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并进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全面促进国有大企业与民营中小企业的分工协作关系的发展，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双赢。中央企业更需要将发展的重点放在技术开发、对中小企业的技术指导和服务、海外销售渠道建设等涉及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和国际竞争战略的重点领域。这方面，国资委将发挥重要推动者的作用，明确给出国有企业瘦身计划和国有资本投资新领域的指导性意见。
3.在技术创新方面实施两条腿走路的战略：一方面集国家资本之实力在制造业的关键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另一方面加快发展风险资本市场促进民间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快速成长。
4.妥善处理国企瘦身过程中的员工安置问题。传统产业去产能和结构改革的一个重大障碍是企业多余员工的安置问题。我们建议国有企业集团公司实施员工再就业计划，结合本公司冗余人员的技术、年龄和性别特点进行再就业培训，然后设立不同类型的消费和生产服务公司，在公司正常盈利后出售给民营资本经营。原有央企可少量持股，为此类混合所有制企业提供政策与技术指导，提供信用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