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下，人是不能随便动的。那时规划和计划都是很好做的，哪里去多少人也都是可控的。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这个因素松动了，生产力中人的因素活起来了，激发了巨大的生产力，也激发了普通人的自由，这都是正面的。但挑战是，人到底往哪里走，会落在哪里？我的看法是，我们现在整体对这个事情的理解甚少，所以我看过很多地方，包括北京、上海，规划的第一项就是测将来有多少人口。这种认识从基础上就打了问号，你根据什么测？根据趋势外推，推不出来，因为限制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不准随便流动，进来要办户籍，变成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进来。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人往高处走。现在交通成本很低了，人可以从很远的地方来。这个半径越长，如果你的相对收入高，那越是挡也挡不住人家要来。你收入高那么多，我上一代来不了，下一代也要去，人往高处走是不可抗拒的。
倒过来看，特大城市确实有承载的问题。我们的管理布局、基础设施都是给定的，凡是人去的地方，都是人仰马翻的。这确实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水、电、垃圾、空气，你问问市政府，他们也是挺愁的。我们光说把城门打开，人当然不高兴，觉得你们书生的议论脱离实际问题。
那怎么找平衡呢？这么几条。
一是要把城市里收入高的不正常因素去掉。我们中心城市收入高是一个分配的结果，就是公共财政不均等。我们自己当了几十年首都居民，讲老实话，在全国居民面前有点惭愧。没电先供北京、没水先供应北京，北京的医疗、教育、文化都是别的地方无法比的。如果所有公民得到的公共财政比较平等，这个诱因就会降低。
二是大城市的市场作用也会抑制人口，人的收入高是一方面，但是都来了以后，很多成本就贵。所以我们在城市的水价、房价这些所有价的控制上要当心，不要说我是首都，我就得控制得比别的地方更严格。你控制得越厉害，就等于有一个补贴，有了补贴人家不来才有问题呢。所以要把这些因素尽可能地削减。
三是过渡时期要选一些办法。像北京刚刚公布的积分落户，你完全不让人来也讲不过去，所以有一个积分制，看你给这个城市贡献达到多大点、持续多长时间。广州早就搞这个事情了，积累了这个经验。
四是很重要的，你看人的生活周期，他真正老了以后，不一定都待在城里，特别是年轻的老人。高龄人群化分为年轻老人、中年老人和老老人，老老人还得回到医院附近，年轻老人和中年老人还有一定的对流。我们说城市居民不能到郊区购买物业，这个要讨论，在重庆做的城乡统筹实验，就是在实验这个东西。年轻老人就可以离开中心地段，让更年轻的人进来打拼，这也可以缓解中心城市压力偏重。
当然，更根本的是城市要不断地进行更新，增加它的承载力，我们对这条现在普遍信心不够。一想大城市，就觉得已经人仰马翻了，其实人仰马翻跟我们很多的管理、设置、机制有关系，你想改善是可以改善得了的。你看我刚才给大家看的图片，就离这里3公里的北京，空空如也，那讲起来都是不能相信的，不是过密的现象。
所以要几方面共同努力。不过这么一个大的问题，任何一个简单的药方都是很难完全解决的，可能要从好多方面一起来。另外也不会一天就改善，人仰马翻的状况大概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