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为以深化改革为核心内涵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实现机制转型的系统工程。我们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八双、五并重”：“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减少行政审批）、“双扩”（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投资规模）、“双转”（人口政策逐步转向适当鼓励生育，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双进”（国有、非国有经济共同进步实现共赢）、“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双配套”（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金融配套改革）。“五并重”是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对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宏观调控“需求管理”为主实践经验的反思与“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努力，已引出了对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供给管理”调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当前阶段，迫切需要建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显然,传统的需求管理“三驾马车”框架下，其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分别认知，只有联通至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有可能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其中蕴含着由需求侧“元动力”引发的供给侧响应、适应机制，即其相关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动力机制的优化问题，这些又必须对接十八大以来全面改革和全面法治化的通盘部署。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后，决策层已明确表述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和“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的指导方针。
我所在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多年来努力进行了供给侧研究。供给侧动力机制带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与需求侧指标的均质、可通约明显不同，供给侧的产出千差万别，作为指标不可通约的产品和服务以及以各种特色为表现的必须具体设计不宜简单照搬的制度供给，其优化会产生“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巨大动力和“解放生产力”的巨大“引擎”与“红利”效果。总体由市场“优胜劣汰”检验的“物”的供给能力的竞争，也相应地呼唤着与之匹配的“人”的利益关系视角上的制度供给优化。只有通过上述这种对需求侧“元动力”作出响应的供给侧结构性动力机制的优化构建，我们才能促使经济增长的“动力体系”浑然天成又升级换代。
我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下的转轨，首先是作为一种制度供给，支持了中国前面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但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务又异常艰巨。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是我们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须解决的、实质性的供给侧创新的“攻坚克难”。支持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的要素，所谓“动力源”，在理论上分析主要是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制度。主要的国际经验都表明，各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面三项（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比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一般经济体在发展过程的初期与起飞阶段，强调所谓“要素投入驱动”，体现为粗放发展，是和这有关的。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面两项即制度、科技和管理创新方面，可能形成的贡献会更大，而且极为关键。时下热议的所谓“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就是指后面这两项能够给予的新支撑。所以，中国新时期的增长动力构建，实际上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加上政治文明概念下的民主法治化的发展过程。经济生活中的供给侧五大要素，需合乎规律地优化构建混合动力体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几大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来化解制约，特别是使后两项要素更多贡献出对前三项要素的动力替代效应，进一步释放经济社会微观主体的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也即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落在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上。
原来长期侧重刺激需求的中国为何此时要转向供给侧
新近举行的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必然要求。当前，按照新常态概念看，经济运行中“新”显然已明朗化，但是“常”还没有实现，需要在运行中完成探底，在整个经济企稳后对接“增长质量提升”，而且尽可能长久地形成中高速增长平台。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需要考虑“怎么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实践来看，我国在“反周期”总量调控为主的需求管理轨道上，继续可用的调控手段和作用空间已明显受限，亟需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正确地把握和改善环境、机制，更加强调“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为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在广阔的国土上积极稳妥推进农业产业化，配合新型工业化、合理城镇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十三五”这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决胜阶段，实施扶贫攻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举措需要大量供给端的支持。考虑到新常态下对应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了有效促进这一转变，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科技创新又需要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打开其空间——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支撑全面改革，包括垫付必要的转轨成本。另外，在区域协调发展、国防建设等方面，我们仍然需要投入可观的供给侧要素。所以，在我们已经形成的现阶段宏观政策搭配的基础上，应该在坚持适当扩张需求的同时很清晰地在供给侧发力，有所区别地对“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深化改革等问题，加大要素投入力度，促进机制创新改进。这种供给管理是加强我们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加国民经济中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而且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的客观需要。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只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平衡状态，只会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下一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
现在，中国经济下行中最主要的矛盾确实是大家已经在担心的通货紧缩压力。但我们只有注意区别对待“有效供给”，把供给管理摆在长期视野中，才能增强国际综合竞争力和发展的后劲，才能在防范通缩的同时打造引领“新常态”的经济升级版。所以，必须更多地对供给侧结构问题加以强调和优化。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为以深化改革为核心内涵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实现机制转型的系统工程。
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八双、五并重”。首先是以改革统领全局, 以“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转、双进、双到位、双配套”引领我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具体为：
“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
“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对于消费的提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和重视程度的明显提高，但是对于投资这方面的进一步认识，我们认为也需要强调，所以放在“双扩”概念之下来体现)。
“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从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向逐步适当鼓励生育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
“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潜力。我们非常看重国际上已高度重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寻求共赢，应该是最基本的认识视角)。
“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
第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定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
第二，“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积极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
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
第四，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
第五，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关于“十三五”及更长一段时期改革的侧重点，我们主要强调五个大的方面，也是结合供给侧五大要素动力源分析形成的一套看法。第一，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口资本战略。第二，积极审慎地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第三，应该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第四，切实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的活力。第五，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培养高水平的人才，有效建设创新型国家。以上这些，还需要与行政、财政、国企、收入分配、价格、投融资等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结合起来。
如何在供需政策调控的转变过程中取得动态平衡
首先，我们需要从指导政策的理论层面，打通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这里绝不是相互排斥、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与实际调控对应性的认知仍不够清晰，我们需要在反思与创新基础上把中外所有的实践启示打通，理论联系实际，形成提升经济学水准的认知框架。我们必须承认需求的原生意义，但是人类历史一步一步走来，真正区分出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是供给侧变革。世界和中国面临的问题是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要求人们必须加强对供给侧中复杂变量的分析和认识。人们已有所了解和看重的主要还是美国供给学派给我们的启示，即通过减税激发供给方面的活力，但中国处理供给侧问题要远为开阔、复杂，特别是要加上一个非常重要而前人讨论不足的制度供给问题：制度供给的同义词就是改革，而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困难重重。中国的供给侧发力，涉及应对打造升级版过程中资源环境矛盾压力的调控，以及走向现代国家治理必须面对与解决的结构调整、收入分配等相关制度建设的一系列挑战。
我们认为，应该从人、物的角度打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认识，要把所有经济学的认识成果和我们探讨的包括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认识，提升到需求侧、供给侧打通的经济学框架体系。
在这样打通的经济理论框架指导下，我们的调控思路首先必须明确：中国当下的改革，就是要把“让市场充分起作用”作为政府的哲理。具体表现为，只要经济在可接受运行区间内，政府绝不贸然启动短期刺激方案，这一点非常必要。中国前面两次应对危机有非常多的值得肯定之处，但政府大规模总量强力刺激的同时，客观助长了“政府万能”倾向，更凸显了我们的改革滞后。现在按照全面改革取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只要在可接受的就业水平之上和物价之下，就应让结构调整在市场力量主导下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政府约束自己的作用、推进放权这样的改革，事实上会受到很多阻力与困扰，但坚持这一要领事关全局、事关长远。
大家都意识到经济运行中矛盾凸显，而化解矛盾特别需要做的是，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结合后，在供给侧区别对待，突出经济手段为主的机制，这个机制要作系统化的创新。一方面，不是绝对的不采取刺激政策，在经济下行曲线较为陡峭时，合理范围内的需求管理措施是必要的；另一方面，采取需求侧刺激政策时，一定要特别注重结合供给管理，综合考虑供给侧效果，如我们所倡导的“聪明投资”，即选择性的有效投资，这样就能将供需调控有机结合，更多从供给体系改进方面发力、从而实现动态平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能够顺利实施，将会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从而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追求“追赶—赶超”式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在政府职能方面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相互紧密结合，特别是把理性的供给管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应当特别注重制度供给，在新时期以全面改革为核心，促进供给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以此生成经济社会升级版所需的有效供给环境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这是续接和有效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一招，也是从要素投入、粗放增长转向供给升级、集约增长，引领市场潮流而创造需求，得以实质性联通“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式结构调整的主要着力点。
总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来到一个非同寻常的关键时期和历史性的考验关口，仅仅依靠短中期调控的需求管理已经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应当及时引入以制度供给为核心，以改革为统领的“新供给管理方略”。针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应“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共收疗效。为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突出问题和矛盾，须从微观市场主体（即创业、创新、创造）层面，释放经济社会的潜力和活力，托举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促进总供需平衡，加快转变增长方式，这样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扫清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