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迷雾中的中国养老金融事业，尤其是中国养老金融制度改革，如何探寻出一条正确的道路？社会各界对此有各种热烈的讨论。
众所周知，在中国，老人们如果过的不幸福，老人的孩子们就不会觉得幸福——这是我们中国人最传统的伦理观念。让金融的力量造福中国老人，让未来的中国不仅是年轻人的天堂，也是老年人的天堂，相信这是全体国人的共同理想，也是中国梦应有的重要内涵。但实现这一梦想，需要直面艰难的改革进程，需要突破无数“塔斯马尼亚岛”、无数思想局限，需要凝聚普天之下的智慧，因此必须为之不懈努力。——历史的责任很自然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很多人注意到，因持续供给侧宏调政策研究而闻名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会同华夏经济学研究发展基金会，联合天弘基金、长江养老、建信养老、瑞晖资本、《当代金融家》、《华夏时报》等机构，于12月9日在北京发起成立了“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其宗旨是要“打造养老金融领域具有高学术品位和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我们期待这个论坛能够讨论出真正有价值的有关养老金融制度改革的政策主张。
中国自2000年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龄化不断加速，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目前接近14%，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重将超过17%。此后中国将进入严重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60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30%，步入超老龄化社会，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不断加剧的老龄化趋势，使得养老成为全社会日益关切的话题，也对社会、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现代国家的标志之一是每位国民都老有所养，理论上，通过金融的力量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但在养老金融制度改革上，我们实际面对的困惑究竟是什么？
超老龄社会十大特征
超老龄社会是当今全球发展趋势，目前世界上已有14个国家和地区进入了超老龄社会，其显著标志之一是8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超过5%。日本在2006年已达到这个标准，中国大约在2035年左右达到。届时中国80岁以上老人将达到8000万，现在这一数值是2000万左右。其显著标志之二是老人需要的尿片数量超过婴儿，这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日本已出现这种情况。姚余栋、郭树强、甯辰、谭海鸣、郭若谷等一些学者研究发现，超老龄社会一共有十个特征，中国社会应当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要敢于看到严峻的未来，就像“王庆悖论”所言，我们知道了未来或者知道了风险就没有风险了，我们的最大风险就是不知道或者故意回避这个风险。
第一个特征，中国潜在增长速度会不断下降，老龄化是主要驱动之一。中国经济增速在“十三五”期间达到6.5%没有问题，但到2021年以后要再下台阶，2040年以后要想维持3%以上的增长速度可能都很困难。所以，中国从现在开始就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央领导层为此进行的一系列相关部署，就是为了避免像日本和欧盟那样经济几乎停滞的结局。
第二个特征，资产价格周期性波动，主要是一线和二线城市住房价格的周期性波动。年轻人到一线城市发现房价涨到一定程度住不起，就会到二线或三线城市发展。年轻就业者数量和住房价格就这样在一线和二三线城市之间波动。同时，三四线城市住房价格也会出现停滞的压力。
第三个特征，银发贫困广泛存在，特别是在农村。中国社会要面对的严峻现实不光是未富先老，还有未城先老。现在农民工进城的数量明显减少，除了农民进城务工意愿在减少，还有很多农民工已经老了，四十岁以上的农民工在城里思考的问题是，回乡还是留在城里。2035年超老龄社会来临的时候，中国将有一半的超老龄人口在农村，至少80岁以上老者可能有4000多万都是农民，他们还没有进城就老在农村了，而且银发贫困往往发生在农村。这一特征尤须给予密切关注。
第四个特征，普通居家和社会养老仍是主流。将来大约只有3%左右的中高收入阶层人群才能买得起高端品质的养老社区住房，大部分百姓还是普通社区居家养老。所以，一定要把普通社区居家养老做好，现在就应开始规划。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前副部长胡晓义最近说，未来可能6层住宅楼都要安装电梯以方便老人，也许住一层二层的居民会不愿意，那样的话住六层的老人上下楼怎么办？因此社会要形成共识，要意识到居家养老还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社会要尽可能为老者提供更多便利。
第五个特征，养老金长期来看存在巨大缺口。如果按照现在的制度安排，保守估计，2030年的时候，中国的养老金缺口4.1万亿元，2050年缺口6.1万亿元。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把部分国有资产划归社保，这种预先安排非常重要。早划老百姓就落袋为安，就敢花钱，一定要让老百姓支持中国消费，中国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一个最基本的力量。
第六个特征，医保缺口巨大，目前还没找到很合适的解决方式。经过测算，2016年就开始存在缺口，全国性的，包括新农合，都会存在缺口，医疗成本迅速上升。随着中国人口日益老龄化，医疗成本迅速上升，同时医疗技术有可能让人长期活下来，这个缺口会越来越大。我们看到美国奥巴马医改应该说比较成功，中国应借鉴包括奥巴马医改在内的全球性经验来思考自己问题的解决方案。
第七个特征，中国社会总的杠杆率不断上升。现在日本的杠杆率是500%，中国大约250%，每年大约上升4%。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有一条就是去杠杆。如何去杠杆，这是中国社会不能回避的问题。
第八个特征，延迟退休与老年就业将成为普遍现象。目前中国平均退休年龄52岁，延迟退休与年轻人就业有个平衡问题，要考虑到各个方面，可采用渐进式延退等方式，但一定要让延迟退休和老年就业、创业成为社会文化。老年人就业和创业，实际上也是给中国的社保和医保做贡献，这或许应该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第九个特征，老年社会普遍存在塔斯马尼亚岛现象。人到了老年往往与外界沟通就少了，这样离社会就越来越远。日本有本书叫《无源社会》，说的是老人去世了，人们却找不到其亲人，于是只好直接将其拉到火葬场，连个告别仪式都没有。日本社会这种现象很多，中国一定要避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果未来中国既是年轻人的天堂，也是老年人的天堂，这样的中国梦可能就更好一些，中国社会对老人应有更多的人文关怀和尊重。
第十个特征，阿尔兹海默症即老年痴呆症大量出现。按日本的规律，85岁以上的老人60%存在不同程度的智力衰退，以前老人痴呆了家庭能管，后来日本证明不行，这是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香港中文大学高琨教授晚年不幸患阿尔兹海默症，全香港媒体停用“老年痴呆症”，改用“老年健忘症”，建议内地也应改用“老年健忘症”。
预见未来，尽管有些冷酷，但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客观、更具前瞻性地应对超老龄社会的来临。
养老金融关系社会长远福祉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在“十二五”期间不断深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成并轨，社保基金（主要是养老基金）入市已成定局。除此之外，中央政府连续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产业若干意见》等相关文件支持鼓励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刚刚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也提出，要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探索建立长期的福利保险制度，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通过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增加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这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养老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当前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着诸多缺陷和问题，养老金体系改革在路径选择上仍面临多种制约。
养老涉及到为年老储蓄金融资产，提高老年服务品质，发展养老产业等多方面内容，核心问题之一是社会成员如何在生命周期合理配置其年轻和老年期间的生产消费——这离不开金融的媒介融通作用，由此产生了养老金融。养老作为中国的大课题与城镇化同等重要，从空间与时间角度看甚至比城镇化还重要。养老金融是为满足社会成员养老需求而建立的金融服务体系，包括养老金制度安排和资产管理，为养老产业提供投融资支持等。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认为，养老金融是金融业与养老产业的融合，亦是养老产业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关系到未来整个金融业的发展方向，意义十分重大。他并透露民生银行零售业务现在进入对生命周期的研究，这反映出金融界对养老在金融领域服务体系、服务产品多样化问题的重视和思考。而如何通过资本运作，创新金融经济，发展养老金融业，不仅关系一个国家全体公民老年的生活、生命质量问题，也关系到一个国家虚拟经济，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的健康问题。在中国面临迅速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必须通过大力发展养老金融来预防老年期的各种风险，提供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金融产品，开发养老金融业将是一项重要的金融战略，也必然关系到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长远福祉。
中国目前正在建立多层次养老服务市场，与此同时，也应该建立多层次养老金融服务市场，关注社会各阶层的金融养老需求。养老金融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它包括围绕社会成员的各种养老需求所进行的各种金融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等三大体系。养老金金融的对象是养老资金，目标是通过制度安排积累养老资产，同时实现保值增值。英国学者大卫·布莱尔首次提出养老金金融这个概念，认为养老金金融主要研究对象是养老基金，投资于金融资产、衍生工具和另类投资。中国未来可能会有大量的专注于养老金金融的机构应运而生。中国养老金融市场潜力巨大，前景广阔，相信伴随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步伐，伴随社会对养老金融的认识不断深入，更多的银行、券商、保险机构、信托机构、基金机构，也会对此形成共识，抓住历史机遇，积极推动养老金融发展。
从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充分发挥养老资产管理机构的专业价值，使他们参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职业年金在内的广义的养老金的资产管理，有助于从金融服务的供给端发挥养老金作为资本市场稳定器的作用，推动养老金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提高养老资产投资运作体系的效率和质量，确保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加快中国社会养老财富的持续积累，促进内需和消费，更好地实现金融服务民生、服务社会发展的目标。
“董克用设想”、“水皮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金融体系中养老金融体量非常大，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金融市场之所以体系完整、发展顺畅，就是因为有养老金融在支撑。所以，建立和完善养老金融体系非常重要，中国资本市场的稳定有序发展，需要有养老金这样的长期资本的支持。此外，发展养老金融也有助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国几亿老人消费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产业升级，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前院长董克用教授提出了关于建立和完善中国养老金融体系三个支柱的设想。“董克用设想”对于中国养老金融制度改革走出正确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养老金融体系三个支柱：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第二支柱，职业养老金；第三支柱，个人退休账户养老金。中国当前的养老金融体系中，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一枝独大，第二支柱职业养老金发展滞后，第三支柱个人退休账户养老金尚未建立。
比较中美两国养老金融体系，我们看到，2014年，美国养老金融体系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有2.8万亿美元，第二支柱职业养老金有15万亿美元，第三支柱个人退休账户的养老金有7万亿美元。三者相加约合25万亿美元。中国截至2014年的基本养老保险存款3.1万亿人民币，企业年金结余较小，个人退休养老金账户还没建立，如果加上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的3万多亿人民币，也就约合6万亿人民币，折合一万亿美元，是美国的1/25。我们从中可见中国与美国现代养老金体系的差距之大。
OECD国家养老金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相当于GDP的比重，加权平均一下，荷兰最高，约为77%，排名最后的是希腊，几乎为零，它完全依靠了第一支柱，最后撑不住，所以希腊破产的时候养老金问题是它的重大问题。中国这一数字是5.1%。与此同时，中国第一支柱缴费率很高，是28%，约为OECD国家第一支柱、第二支柱缴费的总和。
当然，中国城镇养老金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个功绩不可磨灭。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实现了制度全覆盖，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这么快、这么全面地完成这件事。中国还建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模式，这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改革到了现在，1997年的模式到如今不能一成不变，应该适应形势的变化，适应收入水平的变化，适应工资市场化的变化，再加上中国基本养老金制度已经并轨，应该适度调整思路，以现代理念来改革完善中国的养老金融体系。简而言之，就是第一支柱应当回到政府责任，保证公共养老金；第二支柱就是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然后推动第三支柱的发展。三支柱连起来是一个稳定整体，它形成了现代养老金制度，这是发达国家已有的现实。
养老金融是一个涉及多个部门，多个行业的复杂领域，即便是美国，有人做过统计分析，在2006年《养老金保护法案》出台之前，美国的401(k)等制度运行也算不上成功。建立和完善中国的养老金体系的确存在各种难点，因此需要各方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尤其通过金融创新提供支持。在一些资本市场发展时间比较久，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养老金是非常重要的资本市场参与者，可为资本市场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
同样，一个长期稳定的资本市场也对实体经济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中国资本市场落后的一个原因，是缺乏真正的长期资金和长期机构投资者。养老金的市场化管理需要有良好的制度设计和监管环境，并且要有稳健的长期投资理念和配套的考核激励导向。
如果说中国股市最缺的就是长线资金，包括养老金在内的社保基金，会不会作为长线资金，在未来成为机构投资者的榜样力量？《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对此充满信心。水皮甚至建议，加大国有企业股本划转的力度来充实社保基金，并提出可以考虑组建相应的基金或专业养老金机构，专门从事一级市场的投资，国家政策提供便利和优惠，然后再选择二级市场的长期运作。他认为这种设计会把风险降到最低。
“董克用设想”与“水皮建议”，都是现代养老金融的思维，突破了中国传统的社会养老保险的局限。若由此开始，中国养老金融制度改革终于走上正确的道路，应很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