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从教育和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谈谈“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现在在中国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该分地区来看，上海已经跨越了(如果你把上海当做一个经济体来看)。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是中国的中西部，包括中国的农村地区，所以谈这个问题就必须有一个空间的视角。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高收入水平，毫无疑问要持续提高教育的水平，提高生产率，这其中就涉及在何地投入，在何地获得教育回报的问题。
Scott Rozelle教授(斯坦福大学教授)讲的问题我完全同意，改变中国今天的情况当然要提高中国农村孩子的教育质量，但是马上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Scott教授讲的是给定当前中国人口分布，必须要加强对农村孩子的投入，但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是让更多的农村孩子(特别是父母已经进城的6000多万农村留守儿童)在城市接受教育。另外，还有大约3000万的孩子是与他们父母一起进城的，这些孩子已经进城来了，我们让他在城市里面获得更好的教育还是让他们回去?现在一些政策思维是不让他们在城市里面接受教育，这样就可以减少城市的人口流入?Scott教授讲的问题是在农村增加投入，这里有一个哪里投入更有效的问题。同时，就算今天Scott教授讲的问题全部解决了，人力资本都得到提高了，你还要面临他在哪里获得教育回报，哪里获得收入的问题。如果农村教育的回报低，那么农村居民也没有激励去改善孩子的教育。在哪投入教育和在哪获得教育回报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空间的问题，我今天就要讨论这样的问题。
从教育回报谈起
我们先来谈教育回报。改革开放之初，多一年的教育水平对你的收入几乎没有影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回报率越来越高。中国在1999年以后，高等教育扩招，大学生数量从100万一年，扩张到今年600万到700万一年，大学生数量迅速增加。通常大家会想，数量提高了教育回报应该下降，因为量多价格必然会下跌，但是这个情况没有出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于教育回报的理解，没有重视它的社会回报。那么，什么是教育的社会回报呢?假设这个城市只有一个大学生，我们把一个大学生变成两个、三个、四个，当大学生数量提高了之后，有利于提高这座城市每一个人的收入。当你和有知识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的收入也可以提高。这种教育水平提高对全社会收入水平提高的作用，叫做“人力资本外部性”。
通过我最近一两年做的研究，如果一个城市人均受教育水平提高一年，可以对这个城市的其他人的收入水平带来多大提高呢?在我这里讲的完全是社会回报，我们已经把由于教育水平提高给个人带来教育水平回报的提高考虑过了。把个人的教育水平带来的回报考虑完了之后，城市教育水平高出一年的话，这个城市所有人的收入水平将平均提高21%。人力资本的社会回报是极其高的，如果在教育的个人回报里没有考虑社会回报，那么，个人教育回报一直提高，就容易得到理解了。因为中国现在仍在进行城市化，并且在城市化过程当中，越来越多人往大城市集中，大城市恰恰是人力资本平均水平比较高的地方，使得人力资本的回报可以得到放大的效应，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未来增长的持续性是非常重要的。
人力的资本外部性
具体的人力的资本外部性来自什么地方?我们很容易会产生一个误解，也是现在政策决策者非常严重的误解，大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以后，我们就只需要大学生不需要小学生了。可是问题在于，我们前面讲到人力资本外部性，哪怕是一个低技能的劳动力，呆在大城市的收入水平都可以获得提高，教育的回报都可以获得提高。在理论上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劳动分工。在任何生产单位里面，都需要同时有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相配套。比如在陆家嘴的金融街，除了需要高级的白领以外，还需要清洁工和门卫。生活中，人的收入水平越高，就有越高比例的收入用于消费服务，包括餐馆里吃饭或者请家政人员。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往往都是相对来说教育水平并不高的人，这个时候在社会产生一个分工效应，一个地方的社会分工效应越强，低技能的劳动者越会从大学生的集聚当中获得好处。
第二个原因，人力资本外部性，不要觉得只有大学生和大学生之间是相互学习的，其实大学生也会对小学生产生知识的外溢。比如说，在外国人多的地方，一些服务业里的从业人员有人会说点外语。
第三个原因，消费的外部性。这与我讲的劳动分工有关系，高技能劳动力集聚的时候，产生很多生活里面的服务需求，提供这种服务的往往是低技能劳动者。
三个方面共同作用之下，导致大学生的集聚会带来大量的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通常人们认为大城市好像不需要低技能的劳动者，恰恰相反，根据我们之前的研究，越是在大城市，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需求是越高的，低技能劳动者的失业率是越低的。
由于城市发展中存在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教育成为城市发展的原动力。在中国也存在跟美国一样的现象，就是高技能劳动者向高技能劳动者多的地方集聚。一个城市里大学生的比例越高，在过去30多年中，这个城市大学生人口比例的提高幅度越大。高技能劳动者的集聚会通过劳动分工效应、知识外溢效应以及劳动力需求的效应，带动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使得不同的劳动者向大城市集中。
如果你看美国，你会发现那里的大城市里大学生和相对来讲比较低技能的劳动者共同聚集的现象。中等技能的人高不成低不就，既无法和大学生竞争，又不愿意从事脏乱差的工作，这部分人较少向大城市集中。但是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我跟梁文泉一起做了一个分析，把中国分为大城市和小城市，相比而言，中国的大城市的确有更高比例的高技能者，但是大城市的低技能者比重，明显比小城市的低技能者来得更低。美国的大城市劳动力的教育分布是两头高中间低，我们的大城市是排斥低技能劳动者进入的。一方面高技能者的进入会带来大量低技能的需求，但是从劳动力供给来说被限制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大家在大街上会看到沿街的商铺贴着很多招工广告。限制低技能劳动者的进入，同时又有大量的需求，这就是劳动力短缺。你进一步想，既然量短缺了，就涨价了。现在在上海恐怕保姆的工资都比刚毕业的大学生高，这就和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关系有关。
留守儿童问题待解
把教育和城市之间的关系讲清楚，再来谈留守儿童就简单了。如果在城市里存在着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同时又要控制人口，这是无法两全的。如果通过在教育里限制外来人口的孩子上学，而他们的父母又是在城市里有就业需求的，那么，结果就是，父母并没有走，走的就是孩子们。这样的政策就是造成留守儿童，甚至导致留守儿童不断增加的原因。
最近关于留守儿童的问题得到越来越多关注以后，社会上有很多争论。有一种声音是，现在农民工只顾挣钱，不顾孩子，这种批评是不负责任的。这种思维方式得到的政策就是鼓励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回家，如果在城市打工的父母回家工作的话，留守儿童的问题不是解决了吗?让留守儿童的父母回家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可能使得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当他们回家的时候，收入成倍地下降，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可能是更差的。既要发展城市，满足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农民收入，还要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要实现这样多赢的目标，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们进城。不仅要让他们进城，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教育的投入，让他们能获得跟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这才是最终能解决问题的出路。
这些孩子长大以后，总要成为劳动力，前面Scott教授强调了基础教育，其实学校教育之后，劳动力还可以慢慢获得成人教育，可以进行培训，来增加人力资本。培训是什么情况?根据我们的数据，东部的外来劳动力比中部和西部更多，几乎是两倍于中部，三倍于西部。但是你要看培训人数，在大量的人口往中国东部流动的时候，东部的技能培训机构数量和培训人数，没有多于中国西部太多。我们对于培训机构的投入和劳动力流动的空间分布是有脱节的。
当劳动力流动障碍存在的时候，人力资本回报会怎么样?原来我们希望看到当欠发达地方的人流入到发达地区之后，低技能劳动者和高技能劳动者形成技能互补，如果你控制人口流入的话，就会导致低端劳动力流入不足，使得产生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技能互补机制受到负面的影响，会削弱人口流入地的城市竞争力。一个比较现实的直觉，你会发现在特大城市里面，其实可以由高中或者技校毕业生从事的技能岗位，实际是由大学生在做。当低端的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时候，这些工作必须有人做，导致相对竞争力较弱的高技能劳动者去补充这些工作岗位，减少了他们进行大学教育以后的教育投资回报，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样对于城市的竞争力和高技能劳动者教育回报都是不利的。
三个政策建议
我想总结一下我想讲的政策含义，我们既要有更多的人力资本投入，同时，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还是要更加注重空间的因素，对人力资本积累本身，以及获得人力资本积累以后如何获得回报，从空间角度出发，我提出如下三个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中央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但是除了增加投入总量以外，要让中央投入的基础教育资源变成可携带的。换句话说，中央加大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但是钱在哪里花也要考虑，既可以在原地花，也可以由劳动者在流动过程中带到工作地来花，同时可以解决人口流入地觉得这些都是当地的财政负担的顾虑。在这个基础上，努力促进人口流入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化，逐渐让随迁子女跟本地的孩子获得同样的公共服务。
第二，多种渠道增加教育资源总量。不要说民办学校的教育质量不好，就关掉。对于民办的学校特别是专门针对农民工子弟的学校，质量比公立学校差一点是正常的，问题是差到什么程度?如果设定一样的标准，只要低于本地的公办学校质量就关掉，还不如允许存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差的。我跟安徽的企业家接触，安徽企业家就提出，我们在特大城市有那么多安徽籍的务工人员，如果政府允许，安徽籍的企业家愿意给他们出钱建学校。
第三，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快实现进城务工人口的安居乐业。一方面，对于外来人口来讲，他可能觉得这辈子绝大多数时间在这里度过了，他们就会愿意为自己长期从事的工作而接受技能培训。另外，人口流入地政府会觉得，这些人已经纳入本市的居民，就应该投资他们的技能培训，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不断产生的劳动力需求。在企业方面，由于劳动力定居了，流动率就会下降，企业对员工的技能培训就能获得长期收益。只有这样，劳动力自身、政府、企业等多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方的激励就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从人口大国逐步转变成人力资本大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注：本文根据作者11月12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的“安泰·问政(10)——迈向人力资本大国”上做的演讲整理，经作者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