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扬言要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这引起了我的两位青年朋友的对话：“如果要在穆斯林移民和捍卫自由道德观之间作虎选择，”我问，“你会选哪个？”他们均否认了问题的前提。移民本身，他们认为，也许存在反动道德，但他们的孩子们生长在今天的英国、美国或欧洲大陆，会与父辈大不相同。但果真如此吗？
我的问题的重点不是伊斯兰恐怖主义，即特朗普爆发的表面目标，而是大规模穆斯林移民给我的青年朋友（以及大部分受过教育的欧洲人）视为理所当然的道德观所造成的威胁。暂且把恐怖主义放在一边，如果伊斯兰教日益对英国法律和政治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他们难道不会担忧吗？
这可不是假设的可能性。2010年欧洲穆斯林人口，为4,410万，或总人口的6%。2011年英国穆斯林人口为270万（总人口的4.8%），而2001年只有160万。从当前移民趋势以及更重要的穆斯林高于平均值的生育率（每户人家有三个孩子，英国平均水平为1.8个），穆斯林占英国人口比重在未来几十年中必然会不断增加。
大量欧洲地区都面临着同样的人口趋势。当然，人口学不属于精确科学：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关于年龄结构、生活水平、不平等性等因素的假设，而穆斯林生育率迟早会向全国平均水平靠拢。但那时穆斯林人口已有快速增长——可能占英国总人口的10—20%。这一变化有什么后果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自由派不担心民族人口，因为他们认为个体最终会认同东道国社会的规范。通常的观点是移民能充实东道国社会，他们与东道国社会不相容的特征都会留在母国。特别是，他们的政治行为将与大多数人一致。
果真如此的话，人口民族构成的社会政治影响应该是中立甚至积极的。来自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或土耳其的移民将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实现人生观和政治观的欧洲化。他们的宗教信仰将只是隐私问题，就像如今的大部分欧洲人那样，他们将在所有重要方面实现融合。
但在我看来，这一历史模式有一个关键前提，即移民规模小，并且在文化上与母国人口切断联系。（即使如此，同化的过程也绝非一帆风顺。）历史经验没有告诉我们，数量上大得多的移民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也没有告诉我们，战后来到欧洲的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的更加显著的文化差异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他们的不相容性要大得多。
问题的核心是当代欧洲文明是世俗文明，而穆斯林文明是宗教文明。在欧洲，宗教已经失去了凌驾于法律、立法、教育、道德和商业之上的权威。伊斯兰世界则尚未经历类似的过程。在伊斯兰世界，信仰和国家之间没有系统区分；家庭而非个人仍然是基本社会单元。现代欧洲政治生活的基本要素——个人权利和责任，以及人民对政府的问责权——在伊斯兰世界特别是阿拉伯中东是不存在的。
尽管存在一些世俗化努力，但穆斯林和西方世界观之间的距离在近几年越拉越大，在大部分穆斯林国家，宗教重新取得了支配地位。伊斯兰教法——其中最极端者坚持认定在西方早已不是犯罪的行为——比如通奸和同性恋——应该处以死刑——影响着地方规范。此外，在许多国家，绝大多数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法应该成为官方法律。
在欧洲，伊斯兰教是一个发展势头迅猛的宗教，而伊斯兰教法也渗透到了欧洲法律体系中。在英国，有一百家伊斯兰法庭裁决着离婚和其他家庭案件，促使内政大臣特蕾莎·梅（Theresa May）承诺要审查伊斯兰法庭“已决定它们是否与英国价值观一致”。
世俗化不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哲学家拉里·西登托普（LarrySiedentop）曾说，“世俗化是基督教给世界的礼物。”在西登托普看来，基督教所特有的特征带来了自由个人主义，这是世界其他大宗教所没有的。
反过来，世俗化带来的大礼物是宽容。尽管二十世纪的欧洲发生了可怕的倒退，但世俗化仍有助于钝化偏执，因为世俗理性不同于神启，不具有一锤定音的效力。
经济学家将移民视为个体追寻更好的生活的运动，支持用更多的移民来抵消人口老化或提供干“脏活”的工人。但这一对“经济人”的召唤没有考虑到移民的一个关键特征：人们在穿越政治边境时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我们不能认为经济成功会自动带来文化趋同。
这让我们回到了特朗普。不管美国发生了什么，未来几年进入欧洲的穆斯林移民仍将继续并有可能增加。光是叙利亚灾难就足以形成这一结果。对话和教育能够弥合移民和东道国社会之间的差异，应该不遗余力地去做。但有可能无法阻止宗教政治的回归——以及宗教偏执所带来的冲突。如果我们想要避免梦游着进入无比动荡的未来的情况，就必须认识到，融合失败，而不是恐怖主义，才是我们所面临的主要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