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COP21）在巴黎召开。本次气候大会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能源署共同发布的关于国家自主贡献预案（INDC）的报告指出，目前其涵盖的146个公约缔约方（包括公约内的所有发达国家和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的自主贡献，已使得2010年至2030年碳排放增长比1990年至2010年减少约三分之一，并且到2030年全球碳排放预计可减少40亿到60亿吨，各国在全球碳减排方面已达成普遍共识。公约缔约方均需要在“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下，依据各自的国情，在具体减排措施的形式、内容和数量等方面自主决定，体现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
尽管碳减排已成为各国共同的目标，但气候谈判各方的分歧有增无减，谈判的成果不容乐观，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各国对国家碳排放责任的界定存在巨大争议。
在还未达到全球统一的气候政策的背景下，只有少部分国家参与的碳减排只会造成气候政策的无效率。有效的全球碳排放政策需要全球的参与，而这只有建立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公平的碳排放责任的基础上，才可能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挪威奥斯陆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CICERO）高级研究员乔纳斯·卡斯滕森（Jonas Karstensen）指出，在全球视角下，责任划分原则的改变所造成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甚至比改变温室气体计量对象或者选用的数据库所造成的影响还要大。因而，各国所提交的自主贡献预案中的目标、措施与评估，必须建立在一套完整的“碳排放核算原则”之上。因此，能否顺利开展全球气候政策与能否建立有效的碳排放责任原则密切相关。
国家碳排放责任是该国按照一定责任划分原则需要承担责任的碳排放。目前国际气候变化制度对各国碳排放责任的划分，采用的是生产责任原则，该原则规定，一国需对其境内生产产品和服务所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负担全部责任。
生产责任原则的优势在于其较强的可操作性。然而，生产责任原则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在全球化背景下，生产责任原则将诱使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或扩大进口的方式减少本国的碳排放责任，造成碳泄漏。其次，按照生产责任原则，国际运输业碳排放由于发生在国际公共领空或海域，不计入任何国家的碳排放责任，这部分碳排放约占全球碳排放的3%，随着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这一缺陷必然越来越凸显。第三，生产责任原则的公平性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在现有核算机制下，处于国际分工低端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其经济结构和出口产品多以能源密集型为主，承担更多的碳排放责任；而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贸易从发展中国家购买高碳排放的产品，得以减少本国的碳排放，发展中国家为此承担了大量的碳排放责任。这种不考虑整体减排效果和发展中国家客观情况的衡量准则显然有失公平。第四，这种碳减排划分原则可能对气候变化协议效力的执行产生消极影响。
基于此，近年来学术界又相继提出了消费责任原则、收益责任原则和共担责任原则。
为了解决生产责任原则存在的诸多问题，丹麦能源学者杰斯珀·蒙斯卡（Jesper Munksgaard）与其合作者克劳斯·阿尔斯泰德·彼得森（Klaus Alsted Pedersen）于2001年最早提出采用消费责任原则来核算一国碳排放责任。消费责任原则与碳排放足迹的理念相似，都将消费者消费的最终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所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全部考虑在内。
与生产责任原则相比，消费责任原则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优点：首先，消费责任原则下的责任分配框架可以避免碳泄漏和碳排放转移；其次，丰富了全球气候政策措施，比如鼓励清洁生产发展机制与国家排放清单的结合运用；其三，同生产责任原则相比，消费责任原则的出现改变了气候政治学，降低了气候谈判中的政治阻力，更能鼓励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提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水平；其四，可以提高消费者的减排意识，通过对消费责任原则的研究让消费者意识到消费行为和消费选择是如何影响碳排放的。
然而，消费责任原则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可行性上，部分由消费引发的碳排放发生在行政管制之外的地区，这就造成消费责任原则下的责任范围超出了行政范围，削弱了消费原则的可操作性。在有效性方面，生产者在消费责任原则下缺乏直接的减排动机，可能会放弃使用更清洁或更高效生产方式，采取消费责任原则的碳排放政策有可能会削弱全球减排效果。另外，既有研究中提出的假设也增大了不确定性，比如用单区域投入产出法来核算消费者的碳排放，需建立在“进口同质性假设”下，简化技术系数选择带来了较大的误差，即使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投入产出表本身的不确定性也为消费型碳排放的核算带来了困难。
收益责任原则由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学者曼弗雷德·伦岑（Manfred Lenzen）和乔伊·莫里（Joy Murray）于2010年提出，德国环境学者亚历山德拉·马奎斯（Alexandra Marques）等于2012对其理论来源和模型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消费者既是最终产品的需求者又是生产要素的供应者，位于供应链的上下两端。消费责任原则是站在“自下而上”的视角上提出，核算最终消费所“隐含”（embodied）的碳排放，也就是供应链上在最终消费之前的所有碳排放，因此消费责任原则又被称为上游排放原则。而收益责任原则是与消费责任原则互为镜像的“自上而下”的分配原则，考虑由生产要素的投入所“引致”（enabled）的碳排放，计量供应链中要素投入在下游产生的所有碳排放，因而又被称为下游排放原则。
与消费责任原则一样，收益责任原则有助于从更多角度考虑碳减排政策。收益责任原则驱动要素供给者考虑选择碳排放强度更低的下游生产者，从而刺激所有层面的碳减排。
基于应对和促进国际间气候变化谈判的需要，日本环境学者Y.Kondo等于1998年又提出采用共担责任原则来划分国家的碳排放责任。共担原则的含义是贸易碳排放责任由出口国和进口国按照一定的分担比例共同承担。
在公平性方面，我国台湾学者冯君君（Jiun-Jiun Ferng）和澳大利亚学者伦岑认为共担责任原则符合公平原则。在减排效果方面，荷兰莱顿大学环境学者若昂·罗德里格斯（Joao F. D. Rodrigues）等认为,该原则能够鼓励各生产环节相互配合改变其环境行为以减少碳排放，不但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而且在理论上具有较好的减排效果。对于共担责任原则的可操作性争议较多，加拿大学者凯特·麦柯利（Kate McKerlie）等认为贸易碳排放责任在多个主体间的分配不利于明确各方碳排放责任。另有学者认为，在气候谈判各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贸易碳排放共担责任原则更有可能成为妥协方案受到各方的支持。
目前，对共担责任原则的研究，仍处于理论建构阶段，实证研究较少，主要的难点有两个：一是如何构建贸易碳排放共担责任核算模型；二是如何确定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的责任分担系数。
总体来看，共担责任原则与生产责任原则和消费责任原则相比，该原则每个环节都充分考虑了全部环节的碳排放总量，因此激励生产者和消费者相互配合来减少整个生产链中的碳排放。另外以增加值为分配指标的共担责任原则的核算结果能够反映国家在生产链中处于的地位，进而为国家整体产业的升级提供压力和动力。挪威学者格兰·彼得斯（Glen P. Peters）等人从气候政治的角度考虑，提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应当共同承担碳排放责任，鼓励发展中国家在后京都时代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政策。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在全球贸易隐含碳排放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 。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来说，减排问题的本质就是发展问题，在限制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发展上的争论比在气候问题上所发生的争论还要严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经济体巨大的出口和碳排放，事实上为环境政策的制定制造了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能够充分利用比较优势通过贸易为世界各国创造经济效益，然而另一方面，中国等许多新兴经济体碳排放强度较高，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
清华大学教授齐晔等人认为，在现有的责任划分原则下中国承担了部分应该由进口国承担的碳排放责任，并指出消费者和生产者作为碳排放的受益者，应该共同承担责任。天津大学副教授王媛等人注意到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贸易碳排放的中转站或最终目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为发达国家的高碳排放买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者闫云凤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来科核算发现，中国2005年贸易出口隐含碳排放量（11.8亿吨）远大于贸易进口隐含碳排放量（4.5亿吨），认为出于公平考虑，应当主张消费责任原则。
当前，在全球气候谈判中，中国遭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指责和巨大的减排压力，中国要想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为国家的经济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要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强调消费者的减排责任，坚持用新的原则重新界定世界各国的碳排放责任，说明历史上中国只贡献了很少的碳排放量。虽然近些年中国总碳排放量比较大，但中国人均碳排放量是合理的。中国不应该承担或者是全部承担由发达国家所驱动的出口产品中隐含的碳排放责任。其次，在现行“生产者责任制度”下积极引进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比率。同时，致力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提升技术水平和调整能源结构方面作出努力，努力挖掘减排潜力。
总之，无论选择怎样的全球碳排放划分原则，中国应当坚定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低碳经济和生态文明发展道路，这样才可能最大限度减少碳排放，减缓气候变化进程，有效实现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生态五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