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理论普遍倡导，运作良好的制度和较少的政府干预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在审视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表现时，这一原则似乎出了问题。
为什么在看似单薄的制度和巨大的政府干预下，中国经济长时间迅猛增长，直到近年增速才显著下滑？答案是，中国的成功源于政府在塑造激励机制和促进地方竞争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但是也在最近几年导致了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
理解经济体运作的常用框架是基于公司在竞争性且非扭曲的市场中运作。增长取决于一国的资源禀赋、制度的质量和辅助性的政府政策。除了公共商品和服务，政府“适宜”角色经常被描绘为经济活动的监管者和促进者，而不是直接生产者。
通过一个个“五年计划”划定资源分配、国有企业在生产活动中扮演突出角色，政府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上的作用超出寻常。相比之下，各方对中央文件指示和人事管理制度在激励行政管理体系运作中重要且独特的作用则没有足够的认识。这帮助中国避免了扭曲的价格信号和“软预算约束”在前苏联等其他计划主导的经济体产生的问题。
理解中国政府的关键是，要认识到从县级到省级、有引导的区域竞争的作用。党中央设定经济目标、优先政策，指导地方行政单位，并任命所管辖地区之外的高级官员代行治理。
在这一体系下，地方当局非常积极地促进经济增长。高效率源于相同层级的不同地区官员为他们的相对排名开展竞争。他们也努力去建立新的制度，为中国走向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做准备。
这个激励竞争的体系中有两个要素：与业绩挂钩的晋升制和与官员有能力影响的商业活动挂钩的地方税基。这种激励体制对经济的总体效果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当政府和市场相辅相成时，竞争的结果是对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产生巨大推动，但在合理激励机制缺位的情况下，生态环境可能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系列事件叠加，开始扭曲政府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地方政府开始通过融资平台，更直接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由于地方政府被禁止直接借款或赤字，属性为企业的地方融资平台用土地做抵押来借款，从事商业性活动。在住房实质性私有化、土地可以出让后，土地成为可交易商品，各地政府被吸引到这一过程中，尤其在中央政府让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却并未给其足够的预算资源的情况下。
地方融资平台的出现，使得地方政府在与房地产相关的商业活动中，与企业直接竞争。他们在这项活动中具有竞争力，得益于他们能优先获得土地、能从国有银行优先获得融资，这也扩大了寻租的机会。从金融危机爆发直到近期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款开始施以限制，土地出让收入在省级政府收入中的占比最高达到三分之一。这期间，大部分资金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服务，但最终也导致过度的房地产开发和不可持续的债务累积。这是中国这轮增长放缓仍未触底的主要原因。
西方常用的分析框架并不适合拿来分析中国的治理结构。国家既不是一个单调一致的整体，也不是杂乱无章的、由很多主体构成的简单合集，而是一个在中央指令引导下、由多层的政府主体和企业主体（包括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组成的体系。
当其运作良好的时候，效果可以是令人惊叹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转型就是明证。但当激励机制错位时，结果则可能是不可持续的环境恶化、大量的腐败以及金融不稳定。是否能推进根本性的财税改革，使地方政府摆脱对土地出让的依赖，并减少其债务风险，是决定中国过往的成功能否继续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