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再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大转型具有强烈的中国因素。今天的中国再次从全球意义上来看待世界，中国再次认为世界能够成为而且应该成为自己的经济领域，中国再次把世界作为自己无限广阔的市场，中国再次凭借自己的竞争力和创造力赢得中国的、区域的、也可能是整个第三世界的持续富足，唯一的条件就是整个世界成为中国的市场。因此，这次大转型，既是世界的大转型，也是中国的大转型，更是思想观念的大转型。
世界的大转型
资本的急剧扩张是世界大转型的主要特征，资本力量的集聚速度超过了其他因素，整个世界很可能因此回到过去，回到一百多年前的镀金时代，也就是说我们身处2014年，但资本的复兴又把我们扔回了1914年，而这又与西方社会的关键八十年（1834-1914）密切关联。对这种前景的担忧让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的严肃学术著作《21世纪的资本论》变成了一本畅销书，就连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对其赞誉有加，美国的保守主义阵营出面声讨此书所揭示的“资本的复兴”，但并不成功。正是资本的复兴带来了整个世界进程的大转型，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力量的大规模反思，都可以说是这次大转型的伴生物。
我们先来看一下皮克提所分析的世界历史的大转型到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也就是克鲁格曼反复提及，而保守主义者无法否认的基本事实，即资本的力量在最近几十年再次回到了100年前的状态，并表现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在社会财富、收入分配上出现了两极分化，收入最高的10%的富人、1%的富人、0.1%的富人的力量在最近这几十年又再次回到了历史顶点。这样的结局是由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空间的大胜利，世界经济的历史终结了，经济自由主义获得了全球性的支配地位。
斯蒂格里茨在卡尔·波兰尼《大转型》的2001年版序言中指出，经济自由主义并未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彻底成功。拉美从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变成了反美主义、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本营，英、法等欧洲国家内部也出现了对工业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反思，同时也是对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的反思。
资本复兴的结果是社会退回了100年前，最富有的10%的人占有了50%—60%的社会财富。这样的收入分配格局必将导致政治上的反应，这种社会反向运动不再表现为法律或政治框架内的常规反应，而表现为一种政治上越来越极端化的反抗姿态，这种反抗也是从美国开始的，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北非、乌克兰、台湾、香港也可见这种彻底的政治不服从。这样一种进程，我愿意将它称为贫富分化或两极分化的全球化。
皮克提的《21世纪的资本论》大概是对资本力量的最新同时也是最深刻的反思。而这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转型，与其说是一种进步，倒不如说是一种倒退。七十年前，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这本书中就看得非常清楚，这种大转型是英国圈地运动的总体性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后果。波兰尼说，两百年前，从1814年开始直至1914年，西方出现了罕见的百年和平，但前二十年还是有内部战争，因此，最关键的只有八十年，从1834年到1914年。
在这关键的八十年中，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英国工人阶级在三个方面诞生了。一是在政治上，被剥夺了投票权。二是在社会政策上，被剥夺了接受福利救济的权利，他要自食其力，要出卖劳动力。三是在社会上被解体了，不再有完整的伦理共同体生活。人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不再拥有社会、文化、教育、经济等整全的主体性，完全变成了经济客体。由此，英国市场经济的最后一步，即劳动力的市场化彻底完成，人本身以及整个人类社会都因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第一次在人类社会变成了常量，政治经济学由此得以形成，社会由此得以发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三大思潮的争论由此得以展开，这些放在一起，就是西方19世纪文明同时也是20世纪文明的全部实质所在。
波兰尼《大转型》对市场的扩张进程的理解，几乎完全是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反着来的。在《国富论》里，劳动力、土地、货币的市场化，从一个地方性市场变成全国性市场，再变成全球市场，这个进程能够带来欧洲社会内部的普遍富裕，而这正是自由主义的治理术的前提和正当性所在。市场的出现是自古就有的，但市场经济这个东西是以全国性市场为载体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全国性市场的确立意味着市场经济的真正形成。市场经济形成之后，就把商品交换的逻辑扩展到非经济领域，扩张到社会、文化、思想、政治、伦理等领域，这也是它的一个自然倾向。商品交换的逻辑取得对非经济领域的支配地位，就形成了市场社会。
但在波兰尼看来，市场社会并不是什么人间天堂，反而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这种后果可能是经济意义上的，也可能是环境意义上的，或是人本身意义上的，因其负面性太过强烈，必然影响到社会成员的生存，因此产生哈贝马斯所说的认同危机，认同危机很可能会演变成为整个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正当性危机。因此，必然催生一种反向的力量，也就是反向的社会保护要求，不同的社会群体，比如农民、工人、环保主义者等权益受损群体，都将要求政府做出法律和政策调整。
简言之，所谓世界的大转型就是市场力量的扩张和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之间的拉锯战，悲剧的是，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并没有取得成功，否则就不会有一战、大萧条和二战。而今日世界的大转型，只不过是又重新回到了两百年前，回到了一百年前。
追问“治理的合理性”
波兰尼有个经典论断，斯蒂格里茨在《大转型》的2001版序言也提到了，就是“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而计划经济恰恰是没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从分工、商品化、市场化的第一步到区域化、全国化和全球化的最终确立，每一步都离不开政府的干预。因此，市场力量的扩张和社会的反向保护运动这样一对矛盾，从政治经济思想角度来说，就表现为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这样一对孪生兄弟。这一对孪生兄弟的父亲就是“国家理由”或者说“治理的合理性”，我们的世界是自由太少还是自由太多，是治理过度还是治理不足？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为什么需要治理，治理的正当性是什么？
我们的议题在这里转向福柯的《生命政治的诞生》和《安全、领土与人口》。《生命政治的诞生》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阐释了《大转型》，不是否认波兰尼的思想，而是加强和升级。在政治思想史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是追问“治理的合理性”的结果。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被视为“自由主义”的治理术，在福柯看来，政治经济学就是讨论“经济的”政府治理的学问。这里的“经济的”是一语双关，一方面是关注政府如何管理经济、管理财政，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另一方面又关注如何实现节约、有节制的治理。所以“经济的治理”首先是“俭省的治理”，同时也是“安全的治理”。
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把“经济的治理”视为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合理性的开端。这个开端就是粮食的流通，由此规定了“市场的自然状态”。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流行的时代，西欧社会面临严峻的人地矛盾，而良心败坏的商人囤积居奇加剧了粮食短缺，自由主义用一种普遍主义的方式取代了自然灾难论和道德控诉论。粮食的自由流通不仅可以保障利润，而且被视为对抗食物短缺的安全机制，这种完全自由的粮食市场的流通，允许小范围的饥饿，却可以实现大多数社会内部的粮食供给，避免整个社会出现大规模饥荒。这就是整个自由主义的市场理念的源头，一切都让市场说话，让市场做主。
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市场建构为一种具有正当性的力量。个体在市场领域可以做出任何他自己认为好的选择，这是一种自然的偏好，一种自然的权利，一种现代人在现代社会的“天赋人权”。这种被赋予神圣性的“天赋人权”的源头，是亚当·斯密奠定的，即劳动力自由出卖劳动的权利和雇主自由雇佣劳动力的权利。不过，对于这种自主选择权，斯密本人具有非常强烈的反思意识，他认为这种选择权把政治的支配转变成了政治经济意义上的买卖，把经济购买力转化成为对劳动也就是对人的身体的政治支配力，进而导致资本阶级必然剥削和压迫其他阶级。这一批判意识的弱化直至彻底消失，导致了人们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再也找不到一个“整全的人”，“经济学帝国主义”借助生物基因决定论走上了神坛，把自己变成了一种宗教。
（经济）自由主义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在福柯看来，自由并不是自由主义的治理术的目的，自由是自由主义生产出来的，自由主义无时无刻不在生产着自由，同时又管理和组织自由赖以生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安全。自由主义必须同时既生产自由又生产安全，才能自我维系。在这个意义上，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这样一对孪生兄弟，就转化为自由与安全的彼此依赖。
这样的批判与哈贝马斯有异曲同工之妙。哈贝马斯把资本主义分为三个时期，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干预式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晚期的资本主义。为了实现资本控制者的政治统治，三个时期都必须实现控制体系与认同体系的协调，用去阶级的方式来实现阶级统治，去阶级的方式就是要在市场领域保证自由，赋予经济人的自然偏好的最大化以最大的自然性和正当性。在政治领域，则有一套社会控制机制来实现安全，即它的法律体系或司法体系，例如侵权法、契约法、国际自由贸易法。
福柯和哈贝马斯都把自由与安全的双重生产，视为自由主义的治理术的合理性所在。福柯对自由主义的治理术的分析提出，除了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即亚当·斯密的“经济人”体系以外，还在德国产生了秩序自由主义，在美国产生了新自由主义。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实际也是一种新自由主义，但与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不同的是，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有秩序、有组织的自由主义发生了分离，自由放任被彻底抛弃，在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层面上被抛弃。
在欧洲历史上，社会政策服务于经济增长这个总体目标，就是要为个体提供生活所需要的消费品，并要保障最低消费品也即必需品的供给。新自由主义的最终目标也是要实现经济的增长，从欧洲经验来看，经济增长成为政治正当性的来源也不是中国这三十年来的新问题，恰恰是自由资本主义向有组织、有秩序、有干预的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所必须依赖的，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治理术的合理性。
对福柯来说，自由主义治理术最重要的发展是在美国。美国在一战前后也即所谓“进步时代”（1880-1920年），实现了经济自由和自由放任的分离，整合了社会的反向保护诉求。这种分离的一个制度结果，就是对高收入者征收没收性的高赋税，这被视为美国的发明，同时也是西奥多·罗斯福赢得人们尊重的主要原因。因此，现在很多美国人都在思考他们能否再有一个西奥多·罗斯福，能否再次实现经济自由和自由放任的分离。
美国式新自由主义的第二个进展是从小罗斯福新政开始的，经济分析开始扩展到非经济领域，比如贝克尔对于婚姻、家庭和人类行为的经济动机分析，经济分析取得了对非经济领域的支配性地位，经济学变成了一种“学术帝国主义”。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并不是由经济学提供的，而是自由主义无时无刻不在生产着自由，同时又组织和管理自由赖以生存的安全而实现的，这一切又是波兰尼所说的人类社会最为严重的两极分化的结果。
波兰尼把功利（自由）主义视为人类社会大分化的产物，中产阶层不是越来越多，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正在吞噬中产阶层，“新穷人”越来越多，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只有高收入群体、大富豪群体的收入所得、投资所得、固定资产在大幅增长，所有其他的小银行家、小企业主、工人、农民和其他靠工资和微薄的收入生存的群体，他们的收入都在减少，绝对意义上也许增加了，但与富人阶层的相对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学构想的橄榄社会，即中产社会，曾经有过，但很快就萎缩了。
民主化浪潮就是对这种两极分化的回应。美国的民主化高涨时期，女权运动、环保运动、黑人民权运动此起彼伏，两极分化的确受到遏制，特别是二战以后的1945到1968年这段时间，英法德美这些国家两极分化程度都降低了，收入最高的10%占有的社会财富比例从50%降到了20%左右，这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分配结构。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保守主义思潮开始反思民主化进程，反思民主化对美国法律和秩序的严重破坏，保守主义思潮逐渐复兴，在思想舆论、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层面获得了对美国政治体系的控制权，资本的力量缓过劲来，开始重新回到主导者和支配者的位置，其合理化理由就是要为美国恢复法律和秩序。
苏东剧变之后，“历史终结”之后，经济自由和自由放任的分离这样一个原则被放弃了，经济自由与自由放任的重新融合，这是克林顿政府以来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动向，遗产税被抛弃了，处在最高收入层面的人获得了最大份额的税收减免。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真正实现了波兰尼所分析的市场经济逻辑向非经济领域的全面扩张，真正确立了市场社会。这个政治进程与经济进程是同步的，最终让美国重新回到了一百年前。到了2007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富人重新拥有了总财富的50%。整个资本的力量或者说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再一次完成了逆转，无数人对此忧心忡忡，这就是皮克提《21世纪的资本论》风行于世的原因所在。
中国的大转型
人类社会能否从这悲剧性的倒退中突围，“整个世界成为中国的市场”之后会怎样，这是理解中国的大转型及其意义的前提。由此可以说把中国的历史进程分为三个三十年：从1919年到1949年，从1949年到1979，从1979到2013年，我们需要重新理解这三个三十年之间的关系。不太严谨的说，第一个30年是经济自由主义彻底压倒政府干预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政治结构不完整，国家构建非常失败，政治正当性也微乎其微，自由主义并未建立其自己的“国家理由”。第二个三十年是政府干预主义胜过经济自由主义，政府变成了无所不为的“全能政府”，社会主义的“国家理由”得到全面探索。第三个三十年则是经济自由主义胜过政府干预主义，整个国家成为一个巨大的体制、制度、机制实验室。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说，三个三十年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此消彼长。
那么，第四个三十年，中国向何处去？抉择又再次回到经济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之间的协调。目前看来，这两种方向都有可能，并因此引发了政治决策和法律政策层面的一些矛盾冲突，社会思想领域也出现了不同的设想。因此，理解中国的未来，越发不仅需要理解当代中国的第二、第三个三十年，也需要回到第一个三十年，理解中国革命及其世界背景。在1834年到1914年这关键的八十年里，西方社会内部实现了普遍和平和集体富足，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内部矛盾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转移到了外部，转移到西方社会在全球建立的殖民体系内部，并因此引发了第三世界的国家与社会革命。
苏东剧变以来，中国的大转型与世界的大转型是同步的，这就是自由放任和有干预、有组织的经济自由的融合，自由放任重新回到了影响决策的意识形态领域，自由放任这种博物馆经济学复活之后，带来的并不是普遍繁荣和集体富足，而是政府干预变得十分保守，意识形态上不断弱化，社会思想文化上产生巨大分歧，这种进程及其后果实际上是世界性的，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的问题。世界有没有更为光明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道路有没有新的可能性。我们当然不能用制造寡头的方式去重蹈苏东剧变的覆辙，同时，如果没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生态和伦理秩序、社会团结机制的再造重构，如果没有政治相对于行政、政治权力相对于资本权力、政府相对于市场、全国性政府相对于地方政府的高度自主性，中国也不大可能开创中国与世界的光明未来。
在已经过去的三个三十年当中，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进程紧密关联。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说中国与西方世界有两次遭遇战，第一次发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结果是西方占了上风。第二次发生在朝鲜战争，结果是中国人恢复了中国文明自成一体的自信和自觉。因此，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将取决于中国与西方世界谁能协调好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关系，取决于自由主义治理的合理性和社会主义治理的合理性之间的融通，取决于“为市场而治理”和“因为市场而治理”之间的平衡。
这些需要协调、融通、平衡的方面，都不完全是新命题，但无疑都是非常艰巨的大课题。无论是已经发生的三个三十年，还是正在发生的第四个三十年乃至更为长远的未来，所有问题都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所不同的是主次关系，曾经的依附者正在向着核心进发，曾经的主导者正在走向边缘。如果说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合理性是“为市场而治理”，那么，社会主义治理术的合理性是不是“因为市场而治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涉及中国与世界的大转型背后政治理论的激荡与扬弃，必然需要从“两个三十年”走向“三个三十年”，无论是向后看、回到革命的源头，还是向前看、探索中国的未来，都需要探究当代中国极端缺乏关注的社会主义的“治理的合理性”，需要思考我们需要 “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