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制度经济学家，一直困扰着诺思先生的一个谜团是：为什么经济落后的国家总是落后？不同国家之间长期经济绩效的差距为何一直存在而且还不断扩大？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他写道：人类历史的核心疑难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历史变迁路径中的巨大差异。那么，不同社会的差异是如何发生的？
不同社会的绩效差异甚大的原因何在？从标准的新古典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这一差异会更加令人迷惑不解。因为根据这些理论，不同经济经过长时间的商品、劳务和生产要素交易后，会逐渐趋于一致……但过去几千年的主流特征却是：世界逐渐演化成为了许多在宗教、种族、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迥然不同的社会。富国与穷国之间、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一如往昔，可能还更甚于以往了。如何解释这种差异？
也许，同样重要的另一个问题是：导致差异不断扩大，或产生趋同的条件是什么？这个谜团中还包含了更多的疑问。如何解释一些社会所经历的经济福利上的长期停滞或绝对衰退？而根据阿尔钦（Armen A. Alchian，1914－2013）于1950年提出的进化假说（evolutionary hypothesis），无处不在的竞争将剔除低劣的制度，而使那些能更好地解决人类问题的制度得以留存下来。
在《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中，诺思写道：“在讨论社会秩序的不同模式时，一个未受充分重视的议题是‘穷国为何始终贫穷’。”而这正是他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1857-1929）和康芒斯（John R. Commons， 1862-1945）以及现代产权学派不同，诺思提出了关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完整的框架性结构。他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shape）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或者更简单一点说，制度为人们的互动提供结构，从而减少人们在日常交往中的不确定性。
制度由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的有效性三部分构成。其中正式规则包括政治（和司法）的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对非正式约束进行描述要困难得多，包括行事准则（codes of conduct）、行为规范（norms of behavior）以及惯例（conventions）等，或者可表述为“声誉、普遍接受的行为标准，以及因重复交易而产生的惯例。”实施可以是自我实施（self-enforcing），也可以来自于对方的报复，或者来自于第三方（比如国家）的强制实施。
用十字路口红绿灯的例子，可以形象地解释以上三者。正式规则是指人为制定的：红灯等待，绿灯行。这个规则为人们的互动提供了结构，提供了对别人行动的保证，减少了互动中的不确定性，从而提高了人们出行的效率。但是这个正式规则的有效性依赖于：一，这必须是一个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也就是说，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二，非正式约束，在一个行人习惯乱穿马路的社会，这一正式规则的有效性便得不到充分保证；三，实施机制的有效性，比如是否能对闯红灯者实施严格的监督和处罚。作为共同知识的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制度。
与康芒斯等许多制度经济学家不同，诺思十分强调非正式约束的作用，他认为非正式约束本身就是重要的，而并非只是简单地作为正式规则的附庸。同时非正式约束无处不在，正式规则虽然是非正式约束的基础，但在日常互动中，它们却极少是形成选择的明确而直接的来源。
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他引用了罗伯特·阿克斯劳德（Robert Axelrod，1986）的例子来对这一点做生动说明：“在即将与艾伦·布尔（Aaron Burr）决斗的前夜，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坐了下来，写下了所有他不该接受这个挑战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当然是：他可能会被杀掉。但就算是他有不去决斗的充分的理性基础，他还是觉得这种决定会使自己在公共领域的威信受到重大影响，因为，决斗是绅士们解决争端的公认方式。在这里，是社会规范左右了选择，而不是正式规则。”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何同样的正式规则，加诸不同社会，往往得到不一样的结果；也才能理解为何制度变迁是渐进的，甚至在规则完全改变了的情况下，原有社会中的许多东西还是能够存续下来；也才能理解为何诺思认为现实世界的制度变迁不能从新古典经济学和博弈论模型中，而只能在非正式约束的语境中才能得到解释。
非正式约束来自于社会传递的信息，并且是我们所谓的文化传承的一部分。长久以来，文化一直被作为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剩余变量”来处理，而诺思则对文化信念、信任、认知以及意识形态等与一个社会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这使经济学理论模型能够更贴近现实。因为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场景中实现的，或者说，都与一个地区、族群、国家和社会的特定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信念密切相关。因而，如果经济分析忽视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文化信念和文化精神，当其试图解释该社会的经济发展的原因时，总是会遭遇各种无法解释的问题。
诺思认为，对包含在非正式约束中的信息进行文化处理，在长期意味着：它在制度的渐进演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是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根源。文化特质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并且大部分文化变迁是渐进的。同时，从文化中衍生出来的非正式约束不会立即对正式规则的变化做出反应，因而，已改变的正式规则与现存的非正式约束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导致的后果，对理解经济变迁的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
非正式约束从多个方面影响经济绩效，弗朗西斯·福山（1998）在其著作《信任:社会道德和繁荣的创造》中指出，虽然百分之八十的现实经济能够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有效解释，但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则需要文化层面的因素来做出补充。而文化对经济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来传导和表现。信任能够直接影响经济实体、组织以及交易的规模，并且还能够影响非生产性寻利（profit-seeking）行为的规模和强度。基于上述机制，福山认为，信任能够直接影响甚至于决定经济的效率。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我们考察了中国各省区社会信任水平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信任对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影响为正向显著，中国的省级地区社会信任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将提高0.0445个百分点；其次，社会信任水平还与地区投资率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并且在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程度越小的地区，信任对于投资率的作用将越大。我们还在中国几个代表性省份做了问卷和入户调查，试图研究文化信念（比如“因果联系信念”：你是否相信通过自身努力一定会得到回报？）与经济绩效、企业家数量之间的关系。
作为诺思先生两本著作的中译者，本人从其对非正式约束与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强调中得到了很多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