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区域经济发展也将表现出一系列的“新常态”现象。科学地判断形势，确立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战略思维，对于引领各地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原有的世界秩序正在向新的世界秩序转变。其中最重要的是，占世界人口1／5左右并居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极为重要地位的中国崛起已进入了最重要的历史关头。自此往后，一方面，中国国内各地区的发展还要继续“追赶”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一些地区已开始接近和进入经济发达地区的门槛。更重要的是，中国200多年来身处世界平均数之下的经济发展“洼地”，历经艰难苦斗，现在不仅越来越接近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不断有一些地区经济“高地”隆起，率先发展的沿海省市人均产出和收入已超越世界平均水平。这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建筑工程，已进入工程的“新起点”，未来将日新月异，更令世界瞩目。可以预见，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将深刻改观，其发展战略空间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同时，所面临的问题也将更为复杂。
一、中国崛起进入超越世界平均数水平阶段
21世纪中国必将实现中国崛起和中华复兴，对此，世人似乎已经没有很大异议。但何为中国崛起和中华复兴？特别是，世界对于中国现阶段所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无一致的认识。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规模总量是否超过美国已成为吸引世界眼球的话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显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2014年GDP为17.4万亿美元，而中国则达到了17.6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按照世界银行《2011国际比较项目发布汇总结果》的报告，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11年达到美国的86.9%，比2005年的43.1%提高一倍多；报告预测从2011年到2014年期间，中国经济规模将增长24%，而美国仅增长7.6%。据此，中国经济规模会在2014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如果按照实际汇率计算，美国2014年GDP为17.4万亿美元，中国为10.4万亿美元，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很大。
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182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6.6%，GDP占世界的32.9%，中国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人均GDP为90.0（世界平均＝100）。1952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下降到仅为4.6%，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人均GDP仅为23.8.1978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为4.9%，而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人均GDP更下降为22.1.也就是说，中国人均产出和收入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左右。
经过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和超速增长，中国从一个贫弱的国家迅速壮大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已没有人怀疑中国崛起并将再次回到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而且指日可待。其实，中国人口居世界第一，即使仅达到世界的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水平，也理应是经济规模世界第一的国家。对此完全不值得惊讶，也算不上什么特别值得骄傲的伟业，大国原本就应该具有巨大的经济体量。相反，如果中国以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而未能创造出世界最多的产出并形成世界最大的需求，那才是一种反常的悲哀。
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经济30多年来的超速增长，不过是“平均数法则”下的回归现象。当然，从统计上看，这确实也表现为国家经济规模“奇迹”般的扩张，GDP总量先后超越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直逼世界第一大国——美国。这种“超速”增长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向平均数回归过程中的“追赶”现象，是特殊发展阶段的“一次性过程”。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2003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5%，中国GDP占世界的15.1%，中国同世界平均相比的人均GDP为73.7%。他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将继续持续1／4世纪。
据统计，2013年年底，中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人口为136072万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9%。而无论按哪种方法计算，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都仍然显著低于这一人口比重。这表明，按人均产出和收入计算，中国的发展水平至今尚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仍属于世界“平均数”之下的国家。若进行国别比较，在世界200个左右国家（地区）的GDP排名中，中国目前仅居80-90位。也就是说，中国的GDP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二，其人均GDP仍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地区）。
从世界大势来看，只有当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平均数水平，即人均GDP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时，中国崛起和中华复兴的正戏才真正拉开大幕。今天，我们正处于这个好戏即将开场的时刻。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也就是说，从现在到2030年，是中国人均产出与收入水平达到和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历史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必将呈现出显著地、区别于以往时代的一系列新现象。
作为一个超级规模的巨大型国家，中国如果超越世界“平均数”阶段，意味着其经济和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将大大提高，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也将彻底改观。在经济研究中，人们总是把“国家”作为一个分析单元，其实，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国内的区域经济关系同大多数国家内的区域经济关系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国内的每一个二级区域（省、市、自治区），其经济体量就相当于世界上的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国家。因此，“发达经济”“发展中经济”“欠发达经济”等各种现象都会在中国各地区间并行存在，甚至在各个区域经济体内长期存在。更重要的是，导致区域经济间差异性的原因是多样的。就如同世界工业化国家之间各具特色一样，希腊未来无论发达到何种程度，永远不会成为像今天的德国或法国那样的国家。同样，尽管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在低于世界“平均数”阶段可能会有较大的相似性，可以“梯度发展”“递次演进”。但当超越世界“平均数”阶段后，各自的走向必然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各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将更具有“战略”性，而所谓的战略性，实际上就是具有更大的可选择性。
二、权衡的物质主义时代的地区发展战略取向
笔者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一文中曾经论述过，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是中国工业化加速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价值倾向处于“亢奋的物质主义”时代。2013年开始，中国进入工业化的深化时期，这一时期大约将延续到21世纪中叶。这是力求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精神将越来越倾向于渴望利益“分享”。物质成就尽管仍然重要，仍然要“一心一意搞建设”，但物质成果的分配以及非物质性的其他追求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甚至可以为此而承受一定程度的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代价。这样的价值取向可以称为“权衡的物质主义”，即虽然仍然处于物质主义时代，实现“富强”仍是主要目标，但后物质主义的价值取向因素正在逐渐显现出来。人们的行为目标仍然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但也越来越重视环境质量和发展的可持续性。而其行为特征还更显著地表现为越来越主张公平正义和规避风险。政策意愿则必然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以公平促进效率”和以法治保证公平。
中国经济发展这一常态性变化必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十分突出地显现出来。从经济增长态势看，2014年，31个省级区域中仅西藏的GDP增幅达到了预期目标，其余各地的GDP实际增幅均低于预期，其中，山西、黑龙江、辽宁、云南等地与原设定的目标差距达3个百分点。2015年，除西藏外，所有各省（区直辖市）均调低了经济增长率目标，其中，上海市干脆不设GDP增长率目标。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经济确实已从高速增长转向了中高速增长，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将发生2-3个百分点的下滑。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各地区在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时的困惑。进入工业化深化阶段，不仅决定潜在增长率的诸多因素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社会价值优先顺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越来越表现为权衡的物质主义观念和行为特征。因此，GDP增长确实不像以往那样几乎是唯一重要的发展目标，“发展是硬道理”不再简单地归结为“以GDP论英雄”。当然，在新常态中，经济增长率，即GDP也绝不是完全不重要了，也绝不是要诅咒GDP了。其实，从统计技术上来说，GDP仍然是一个难以用其他指标来替代的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指标。经济状况的各个方面，例如，就业、财政、金融、债务、贸易、物价水平、大宗商品供求及价格等，均与GDP增长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可以说，地区经济发展仅追求GDP是不行的，但没有GDP是万万不行的！
由于中国正在接近和跨越世界人均GDP的平均数水平，物质财富创造和积累的工业化时代尚未度过，因此尽管一些地区可能出现工业化后期甚至后工业化现象，但更多地区仍然面临着工业化向深度推进的任务，还有一些地区尚处于工业化中期甚至初期阶段。因此，中国经济追赶发达国家的“一次性过程”仍在进行。
不过，亢奋的物质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为了物质财富目标而不惜牺牲生态环境和民生福利的血拼式竞争年代已成历史。社会心理将更倾向于长期理性、公共思维和持久耐心。国家发展的战略思维将更体现为长远眼界、长效目标和长治久安。所以，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思维也必须适应时代变迁中的新常态。
笔者在《论中国产业发展的区域态势》一文中曾经论述了进入新时期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将出现一系列新现象。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不再主要依赖政府的“加力”，而要靠更有效地发挥市场活力而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每个地区的发展都会考虑各产业发展对本地区的价值，不可再采取“血拼”的方式“竭泽而渔”，而必须注重作为地区主体“居民”的利益和意愿。倾斜式、差别化、行政化的区域经济政策取向，正在向更加开放、统一、公平的区域经济政策取向转变。这些现象实际上都是战略选择的价值顺序从亢奋的物质主义转向权衡的物质主义的显著变化。
问题是，即使是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中，地区之间也存在着客观上的竞争关系。如果地区间竞争目标不再主要是GDP增长，竞争方式也不再主要是以低价资源和环境损失为代价的差别性特殊政策进行补贴“加力”，那么，区域发展的战略作为将体现在哪里呢？如果地区发展必须在多项战略目标间进行权衡和选择，那么，可以有所作为的战略空间状况如何呢？有一沿海发达省份的政府政策研究部门的负责人在研究中发现，如果再与其他地区进行GDP增长的竞争，该省已不具优势，而且成效不彰，代价很大。因此，区域间竞争必须有新的战略目标。他提出：“蓝天、绿水、高收入”应是该省追求的主要政策目标，即在更清洁的空气、更环保的水源和可以支持更高收入的产业结构上，居全国领先水平。如果这样的区域发展战略目标对于该省是合意的，那么，是否也是可行的呢？如果对于较发达的地区这样的目标是可行的，那么，对于其他地区也是可行的吗？我们看到，有些地区确实规划了本地区发展的独特战略，甚至有“生态城”“慢城”之类的非工业化战略方向。这样的地区发展战略取向的可行性要取决于从当前到本世纪中叶，我国以及各区域的发展战略空间的演变，即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进取回旋余地能否支持区域发展取向转向权衡的物质主义方向。
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空间的演变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也快速演变。所谓战略空间是指，经济活动和经济主体行为可施展的领域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源利益构架。就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其战略空间涉及要素、技术、文化以及地缘政治等方面。自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以亢奋的物质主义所推进的工业化，极大地拓展和改变了地区经济的战略空间，也在一些方面形成了空间拥挤和空间狭窄现象。所谓空间拥挤是指过度密集的经济活动和亢奋行为所导致的空间承载困难。空间狭窄则是指经济活动和经济主体的行为因受到某种制约而难以向广度或深度拓展。当前，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空间的变化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值得观察和研究。
第一，资源要素空间。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依赖于“有水快流”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式的资源要素大量投入。各地区都从发挥资源和区位优势入手，通过拓展资源要素空间获得了经济增长推力：矿产采掘、土地开发、大量建房、各类开发区建设……很快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各地城乡面貌也大为改观。同时，也出现了空间拥挤现象，突出表现为环境质量恶化、城市交通阻塞、水资源短缺等。但是，越来越多的地方也有似乎相反的情况：能源资源供大于求、房屋空置、开发区招商困难……“缺人”反倒成为一些地区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如果按照各地城市规划预期未来所要达到的人口数来估算，居然存在很大的“人口缺口”，中国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人口供不应求的国家。有些地区，例如东北地区以及许多中小城市，已经明显感受到“缺人气”所产生的制约和面临的要素瓶颈。有些地区（城市）为了达到规划人口规模，只能依靠扩大辖区面积和合并周边市县，或者把更多的市县变为大城市的“区”。中国之所以有如此多人口众多的“大市”，既是人口真实集聚的表现，也是将更大面积划归为行政“市”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统计表象。这表明，各地区的发展依赖于快速地、大量地资源要素投入，而与经济活动的密集程度不相适应，导致空间吸引力不足。矿藏资源、土地资源、环境资源的大量开发投入，反而扭曲了原本具有优势的资源要素空间结构。资源优势反而成为经济劣势，例如产煤大省山西、资源密集产业地区东北三省等，经济活动反而缺乏活力，景气度较低。实际上，上述资源空间问题直接表现为经济活动“盈利空间”的狭窄，即资源的大量投入尽管可以获取“一次性”盈利，却未能有效地转化为经济活动持续性的盈利空间，做实业“不赚钱”成为许多地区经济发展的困惑。因此，增强地区发展的资源要素有效空间，即培育经济活动的持续盈利空间和便利性空间，是实现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实行以形成经济活动低密集度空间为导向的区域发展战略，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性，但是，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与人类活动密度的相互关系必须达到和维持经济活动一定的盈利空间和便利性空间的水平，才能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产业技术空间。各地区资源要素开发未能形成经济发展更大的战略空间，特别是有效的盈利性空间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产业技术空间的拓展相对迟缓。笔者曾撰文论述，中国产业发展走的是“开阔地推进”的“平推式”工业化路径。即迅速进入和拓展具有大规模市场空间的产业，在扁平的技术层面上进行“低成本替代”的模仿性创新，生产大量具有较高性价比的产品，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以规模“大”论英雄，往往可在短期内就获得显著的商业成就。但这样的技术路径导致了中国企业的产业和产品的技术空间狭窄，差异性小，替代性非常强，在激烈竞争中迅速接近低利润甚至零利润边界。当前的严重“产能过剩”现象，实际上就是产业技术空间狭窄的表现。企业家们似乎感觉，“生产什么什么过剩，不知道还能投资什么实业？”因此，只有不断地进行技术深耕，走“立体式”工业化道路，实现全方位多层次产业技术升级，才能拓展产业和产品的更大战略空间。而且，技术进步的取向不应仅仅是“财富积累”，而更应是“绿色清洁”“品位精致”和“可持续性”。这样，产业技术空间才能极大拓展，以这样的产业技术为基础，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才能更为开阔。这样，各地区的发展不再是在同一产业技术层面上攀比拥挤，而是在多维的技术空间上展现其千姿百态。
第三，地区文化空间。从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史和现状看，各国或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受其地区文化的深刻影响。例如，即使像美国这样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国家，“硅谷”的创新模式也是难以在其他地区复制的。产业在某地区是否能生根，能否具有持续的竞争力，其地区文化空间格局具有长期性的深刻影响。在当代世界，工业化的开放性和全球性，使得各地区的产业文化往往是由“全球化文化”“本地文化”和“移民文化”所混成的。也就是说，现代工业文明不仅具有全球性、西方性，而且具有本地性。工业化进程越是往前推进，本地文化的影响可能越显著。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世界各国工业化早期和中期通常相似性较大（有的经济学家将其描述为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标准型式”），而到了工业化的后期，各国都会走上与众不同的道路。综观世界，由于各国各地具有各方面的独特性，工业文明也分为不同的地区类型：包括采掘文明、贸易文明、地产文明、制造文明、金融文明等。其中，制造文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即使都属制造文明，各国各地区也会有不同的产业文化特点。例如，中国许多地区的产业文化，具有强烈的地产文明特点，而制造业具有注重模仿、产品从众、价廉物美等特点，企业家的价值追求比较单一。因此，规模宏大、高性价比、薄利多销等往往成为中国产品的竞争优势。但这样的状况也有其弱点，即往往导致其产业文化空间比较狭窄，产品缺乏文化特质，附加价值偏低。另外，中国消费者文化鉴赏能力较弱，更注重产品的物质功能实惠，也是限制中国产业和产品的文化空间的原因之一。当然，以上所述仅就一般情况而言，实际上，中国各地区的产业文化差异相当大。例如，采掘文明地区与制造文明地区，各具产业文化特质，其未来的地区经济发展走向也可各自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当然不同地区也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即从长远看，地区产业文化空间对产业技术空间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各地只有形成自己的地区产业文化特色，克服产业文化的单薄性，才能拓展地区经济发展的更大战略空间。
第四，地缘战略空间。各地区的发展，包括上述地区资源要素空间、产业技术空间和地区文化空间的演化变迁，都是在长期的地缘关系和政治经济关系的演化过程中发生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受到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格局及其变迁过程的影响。数千年中，中国曾经长期居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而近代以来。西方“海权国家”率先进入工业化，大西洋濒海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国家，其他国家则成为“外围”或“边缘”国家。在这样的海权时代，中国的地区经济逐渐形成了“东、中、西”的梯度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加之交通工程技术（例如高速铁路、公路、航空等）和电子通信技术（例如互联网、移动通信、卫星等）的长足发展，使得欧亚大陆内的“互联互通”以及海洋新通路的拓展，将极大地改变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和世界经济发展态势。最近，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正是适应和引领这一国际大势的积极作为。中国东临太平洋、西面欧亚大陆中心、南连印度洋、北接俄蒙广阔腹地，可享大陆经济和海洋经济之双向优势。一些地缘政治学家指出：“具有重大地缘政治重要性的是这一事实，即中国既是海洋导向又是大陆导向。”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将促使形成世界第三大地缘战略辖区：“混合型大陆兼海洋的东亚辖区。”因此，在全球地缘关系巨变的背景下，中国东、中、西部各地区发展的战略空间都将发生极大的变化。过去的交通闭塞地区，可能成为“交通要道”；过去的边远地区，可能成为“国际门户”；过去的内陆地区，可能成为“开放前沿”；过去的东部沿海地区，将成为300万平方公里海域的“大陆后方”。总之，各地区都将可能在中国及周边经济国家发展新的“点、线、带、区、网”地缘格局上获得更大的战略空间。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形成能够适应新常态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思维。
四、结语
当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以“新常态”所表征的工业化深化的新阶段，社会价值取向从亢奋的物质主义向权衡的物质主义转变时，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思维和政策目标必将进行适应性调整。以往那种在较狭窄的资源因素空间和扁平技术层面上进行的“平推式工业化”，已经面临战略空间狭窄的约束：出现了资源边际效率下降、加工产能过剩、盈利空间收缩、区域吸引力不足、环境承载瓶颈等问题，并集中表现为经济增长率的下行压力。因此，各地区经济发展必须向资源要素、产业技术、地区文化和地缘格局的深度层面进行战略空间拓展。这种战略空间拓展绝不能再循过去那种“开阔地扩张”模式，不能再有过去那种“短、平、快”思维，即短期目标导向、平面推进扩张、追求快速见效，而要有体现长远眼界、长效目标和长治久安的战略思维。以长期理性、公共思维和持久耐心，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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