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这个概念，是本世纪60年代由“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只是到80年代中下叶，全球化概念才在知识界、传媒界、商界和其它各界被广泛使用，全球化理论的探索也因此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之一。冷战的结束又给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极大的推动。有关全球化的著述与日俱增，学派纷起，众说纷坛。由于西方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显然已捷足先登，因此了解西方关于全球化的种种理论可以为我们思考这一重大历史现象提供借鉴，对于加深我们自身所处历史境遇的理解能有所帮助。
关于全球化的定义，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的表述。经济学家多指世界各国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的经济活动的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全球性的自由流动，或指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及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和融合的表现。政治学家往往指的是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的最后形成及世界新格局的战略体现。文化学家多指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不同文明的全球整合和知识体系的全球传播，或指人类利用高科技成果，克服自然界造成的客观限制而进行的全球信息传递和交流。社会学家、未来学家则更多关注的是全球性问题，认为全球化是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全球扩散。
全球化作为一种现实运动，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狭义的全球化是指“从孤立的地域国家走向国际社会的过程”；而广义的全球化则是指“在全球经济、文化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日益加强，使得具有共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样式逐渐普及推广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状态或趋势”。（注：孙嘉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现代化的挑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在全球化动因问题上，西方学者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单因论（如技术或经济），另一派主张多因论。单因论者强调某一特殊动因的首要性，多因论者则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非连续的和偶然的过程，是由一系列不同的而又相互交错的逻辑推动的，是一个不均衡的发展过程。（注：岳长龄：《西方全球化理论面面观》，《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6期，第86页。）一般认为，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是世界经济发展推进的结果，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现代高科技的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注：汪道涵：《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展望》，（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1999年1月30日。）国际分工、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深化为全球化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为全球化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两者构成了全球化的基本动因。
全球化是一种偶然的辩证过程，一种矛盾的过程，“因为它不是把一系列变化总括起来按照一个统一的方向来行动，而是由相互对立的趋势构成的”。（注：A.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1990年，第64页。）岳长龄教授曾分析了全球化讨论中一般涉及到的五组对立趋势，即普遍化与特殊化（Universalizationversusparticularization），同化与分化（Homogenizationversusdifferentiation），整合与分离（Integration versus fragmentation），中心化与离心化（Centralizationversusdecentralization），并立与融合（Juxtaposition versus syncretization）。（注：汪道涵：《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展望》，（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1999年1月30日，第87页。）因此，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它是时间与空间互动的多维度过程，是参与者不平衡发展的过程，是一体化与多样性、合作与冲突共存的过程，是概念更新、范式转换的过程。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并非一首田园牧歌，而是利弊都有。它既加快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普及，又包含风险和挑战，使“世界发展不平衡加剧，贫富悬殊拉大，南北差距拉大”。（注：袁明：《全球化大趋势的特点》，《世界知识》，1999年第2期。该文分析了全球化11个特点。）全球化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富国与穷国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有很大争议的过程。（注：《全球化的利弊》，见《国际先驱论坛报》，2000年1月4日。）
何方教授也曾列举了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十个问题（注：何方：《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十个问题》，《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3期。），即全球化与一体化（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化与区域化（认为是矛盾的统一）、全球化与民族化（认为全球化一方面使主权行使受到限制、主权属性受到削弱，另一方面也使民族化加强）、全球化与市场化（市场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全球化与信息化（两者犹如“风助火势，火趁风威”，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全球化与均衡化（全球化加剧不平衡—平衡的互动发展）、全球化与贫穷化（在促进改革世界经济和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全球化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全球化与国际经济秩序（相互影响）、全球化与时代特征（全球化是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推动力量，和平和发展是全球化的根本前提）。这十个问题为我们研究西方学者的全球化理论提供了一个较完整的框架。这不仅进一步证明了全球化为一个辩证过程，同时也暗示了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全球化要求其参与者作出一定的主权让步，特别是经济主权的让步，但这并不等于民族国家的消解。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可能带来民族国家的再生或“重新安排的国际政治空间”。（注：D.赫尔德：《当代政治理论》，1991年，第222页。）
如今，随着全球化现象的日益扩展和这一概念的日益普及，对全球化的研究热情有增无减。90年代中期，全球化成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热门话题（abuzzword），成为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一些有影响的西方学者提出了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1.詹姆斯·罗斯诺的“全球化动力说”
1996年，罗斯诺发表一篇重要论文，题为“全球化的动力”（注：JamesRosenau，“DynamicsofGlobalization：Toward an Operational Formulation ”，SecurityDialogue，September1996.），他文中列举了几种全球化的同义表述：世界社会、国际化、普遍性、全球主义（Globalism）、全球性（Globality）。罗斯诺认为，全球化最具有动态特征，体现一种强劲的动力。全球化的动力来自“条件、利益和市场”的扩散。这些跨国扩散的内容包括六个方面，即人们的活动、商品与服务、观念与信息、资本与金融、机构的运作、行为的模式与实践。他还认为，全球化是对地域化（localization）的超越。地域化是国界的限制，全球化则是国界的扩展；地域化意指分权、分散和分解，而全球化意指集权、一致性和一体化。此外，罗斯诺概括出推动全球化的四种基本途径：（1）通过双向的对话和沟通机制；（2）通过大众媒介的变革性影响；（3）通过榜样的力量和效仿的过程；（4）通过机构和制度的同质化。而同质化往往又是沟通、媒介、榜样的互动的结果。罗斯诺强调，从长远来看，全球化的动力必然会持续下去，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逐步形成全球化运作的规范。
2.赛约姆·布朗的“世界政体论”
1996年，赛约姆·布朗的《变化中全球体系的国际关系》一书经修改后出了第三版。布朗认为，世界政体论（theory of world polity）不同于国际政治理论，它是人们摆脱国际关系中主要困境的需要。世界政体可界定为“处理和解决冲突、制定和实施规则的全球的结构和过程模式”，或“关于强制性的社会关系体系的世界结构”。（注：SeyomBrow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Global System，WestviewPress，1996，p.5andp.7.）如果说，全球化是对地域化的超越，那么，世界政体就是对民族国家体系的超越。世界政体是全球化的重要体现，它所涉及到的全球问题包括：从无政府状态到世界有序的治理、国际合作、战争与合作、财富与贫困、生态以及人权。（注：SeyomBrow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Global System，WestviewPress，1996，第2-4页。）
1999年，在西方学术界发生了一场关于全球化问题的颇有意思的争论。争论是由美国《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曼的《凌志车与橄榄树—理解全球化》一书引起。凌志车是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生产的一种高级轿车品牌，代表全球化体系，而橄榄树则意指古老的文化、地理、传统和社会的力量。凌志车与橄榄树表述的就是两者之间紧张的矛盾关系。
弗里曼指出，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从这个意义说，“世界刚刚满十岁”。他认为，全球化并非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现实。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现象、一个潮流，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取代冷战体系的一种新的国际体系。弗里曼将全球化界定为“超越国界的资本、技术和信息的整合”。它正在创造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构建一个地球村。全球化也涉及到“市场、技术和国家的一体化”，它“使个人、公司和国家能更进一步、更快、更深入、更有效地接近世界”。（注：ThomasFriedman，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Farrar Straus Giroux，1999，pp.7-8.）在弗里曼眼里，全球化就是自由化、市场化和资本主义化。
该书的有趣部分是冷战与全球化的比较。弗里曼认为：（1）如果冷战和全球化都是一种竞技，那么冷战可能就是一场柔道比赛，而全球化则可能是一场百米赛跑。（2）冷战的最大忧患是担心被你非常了解的敌人所消灭，而全球化的最大忧患是担心你看不见、摸不着的“敌人”的飞速变化——你的生活随时都可能被经济和技术力量所改变。（3）冷战体系的文本是条约，全球化的文本是交易。（4）冷战的标志是一道墙，将人们分隔开来；全球化的标志是世界网页，将人们联系起来。（5）冷战期间，人们依靠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热线联系，因为尽管当时世界被分裂为两大阵营，但至少两个超级大国在负责任；在全球化时代，人们依托因特网，每个人都彼此联系着，没有人专门在负责任。（6）在冷战时，提得最多的问题是“你的导弹有多大？”；而在全球化时代，提得最多的问题是“你的电脑调制解调器速度多快？”
同年，《外交政策》的秋季号以“全球化的双重性：托马斯·弗里曼和伊格纳西奥·拉蒙内特之间的辩论”为题，分别发表了两人的争论文章。（注：“DuelingGlobalizations——ADebateBetweenThomasFriedmanandIgnacioRomonet”，ForeignPolicy，Fall1999.）弗里曼在《重新定义冷战后时代：全球化辩析》一文中进一步阐明了他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他认为，“后冷战世界已经终结。……一种新的国际体系现已明确地取代了冷战体系，这就是全球化。……全球化不只是一种经济趋向，也不只是一种时尚。和所有旧的国际体系一样，它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着差不多所有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政策与外交政策”。他指出，全球化体系是建立在三个相互重叠、相互影响的平衡基础上的，即民族国家间的传统均衡、民族国家与全球市场间的关键均衡、个人与民族国家间的协调均衡。弗里曼指出，世界应该学会与全球化“平衡共存”。他的结论是：“我视全球化为现实，意思是首先理解全球化，然后研究如何从全球化中获得好处，并趋利避害。这就是我的政治学。”
法国《世界外交》杂志的编辑伊格纳西奥·拉蒙内特认为，弗里曼关于冷战体系与全球化的两分法是一种“令人厌烦的简化式”，冷战与全球化成为时代的主导并不能说明它们是两种体系。他还指出，弗里曼未能观察到全球化的负面强化了世界上两个相互矛盾的动力源：融合与分裂。此外，弗里曼也未能看到全球化会导致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增加，贫富的悬殊和公共事物状况的恶化。他反对弗里曼提出的“全球化即是美国化的扩展”观点，对弗里曼的“政治是经济的结果，经济是金融，金融即是市场”的观点提出异议。他认为，以弗里曼为代表的全球化支持者将“一切权力居于市场”变为一种教条式的主张，因此弗里曼的全球化说教“便成了一种新的极权主义”（注：“DuelingGlobalizations——A Debate Between Thomas Friedman and Ignacio Romonet”，ForeignPolicy，Fall1999.）
4.肯尼思·华尔兹的“全球化治理论”
以结构现实主义蜚声于世的肯尼思·华尔兹也开始关注全球化问题。他在1999年12月的《政治科学与政治》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全球化与治理”的文章。从理论上来说，治理（governance）不同于政府（government）。政府是一种组织机构，而治理是一种管理和协调的方式和过程，它可以是国家层次的治理，也可以是国际或全球层次的治理。全球治理一般指在全球范围内个人、公共机构以及私人机构用以指导、决定和管理他们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和规则的总和，是“对不同集团关心的共同事务作出集体选择”。（注：AlbertJ.Paolini（eds），BetweenSovereigntyandGlobalGovernance：TheUnitedNations，theSatesandCivilSociety，MacmillanPressLTD，1998，p.5.）这种治理不是世界政府，它不存在一个凌驾于所有行为者之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华尔兹在其全球化治理论中，关于全球化的基本观点是：（注：Kenneth Waltz，“GlobalizationandGovernance”，PoliticalScienceandPolitics，December1999.）
（1）全球化是90年代涌动的趋势，它渊源于美国，“自由市场、透明度和创新性成了主要口号。”
（2）全球化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现实。
（3）全球化是由市场，而不是由政府造成。
（4）全球化意指同质化，即价格、产品、工资、财富、利润趋于接近或一致。
（5）全球化也意指跨国发展条件的相近或一致。
（6）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反映，而且也是一种未来的预测。
（7）全球化实际上并不是完全“地球的”，它主要是指地球南北关系中的北方，可悲的是，南方与北方的差异依然很大。
（8）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世纪，21世纪同样也是。这是全球化条件下治理的出发点。
（9）过去的时代里，是“强者消灭弱者”，弱肉强食；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里，“快者为王，慢者为败”，败者遭殃。
（10）在全球化条件下进行治理，相互依存再次与和平联系在一起，而和平又日益与民主联系在一起。
5.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全球化比较观”
1977年，基欧汉和奈合著出版《权力与相互依存》一书，成为政治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承上启下的一本重要专著。10年后再版，加了“再论权力与相互依存”的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2000年由朗门出版社出版的该书第三版中，作者又加了全球化的内容。《外交政策》2000年春季号刊登了第三版的部分章节，题为“全球化：什么是新的？什么不是新的”（注：RobertKeohane，andJosephNye，“Golbalization：What"sNew？What"sNot？”，ForeignPolicy，Spring2000.），对全球化与相互依存作了精彩的比较。
基欧汉和奈认为，全球化在90年代成为热门话题，正如相互依存在70年代成为热门话题一样。但全球化所涉及的现象已完全不同。那么，相互依存和全球化是不是描述同一事物的两个概念呢？有没有新的内容呢？
（1）他俩指出，这两个词不是同一概念。相互依存意指一种条件，一种状态，它可以增强，也可减弱。而全球化仅指事物的增长或增强。因此，在讨论定义时常常从“全球主义”（globalism）开始，而不是从“全球化”（globalization）开始，因为全球主义可指增强或减弱，而全球化只说明全球主义的增强。全球化是全球主义的一种特殊形态。自古以来即有的“稀薄”的全球主义就是全球主义，只有日益“浓厚”的全球主义才能称为“全球化”。
（2）相互依存适用于以不同国家之间互动为特征的种种情况，全球主义则是一种反映全球相互依存网络的世界状态，因此，它实质上是一种相互依存。
（3）相互依存和全球主义均体现多方位的现象，与相互依存一样，全球主义或全球化呈现出不同的形式：经济全球主义、军事全球主义、环境全球主义、社会与文化全球主义。
（4）用全球化或全球主义的话来说，复合相互依存是指经济、环境和社会全球化或全球主义的水准提高了，军事全球化或全球主义的水准降低了。
（5）参与复合相互依存“并不意味着政治的结束”，相反，权力依然重要。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政治反映了经济、社会、环境的非对称发展，这一情况不仅发生在国家之间，而且也发生在非国家行为者之间，复合相互依存“不是对世界的描述，而是一种从现实抽象出来的理想式的概念”。
6.詹姆斯·密特曼的“全球化综合观”
詹姆斯·密特曼为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自1996年来，他先后出版了四本关于全球化的专著或编著：《全球化：批判的反思》（1996）、《全球化、和平与冲突》（1997）、《全球化的未来》（1999）和《全球化综合观—变革与阻挡》（2000）。
密特曼认为，如今，我们生活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全球化已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这首先反映在各种不同的对全球化定义的综合表述上。典型的表述有：
其一，全球化代表一个历史阶段，它不断地排除人员及其观念自由流动的障碍，把许多不同的社会融入一个体系。（注：JamesMittelman，Globalization：CriticalReflections，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6，p.230.）
其二，全球化实际上是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商品化形式的深化，是一种“市场乌托邦”。（注：JamesMittelman，Globalization：CriticalReflections，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6，第231页。）
其三，全球化是不同的跨国过程和国内结构的结合，导致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向别国渗透。全球化是“一种市场导向、政策取向的过程”。（注：KennethWaltz，“GlobaliationandGovernance”，PoliticalScienceandPolitics，December1999，第3页。）
其四，全球化是减少国家间隔阂，增加经济、政治、社会互动的过程，反映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不断加强。（注：JamesMittelman，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TransformationandResistance，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0，p.5.）
其五，全球化强调时间和空间的压缩，时间和空间的旧模型开始改变，直接推动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注：JamesMittelman，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TransformationandResistance，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0，第5-6页。）
最后，密特曼强调，他的全球化核心观点是，“全球化不是单一的统合现象，而是过程和活动的综合化”。“综合观”这个词意指全球化的多层面分析—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综合分析，全球化是在全球政治经济框架内人类活动环境特征的最高模式。（注：SeyomBrow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hangingGlobalSystem，WestviewPress，1996，第4页。）密特曼的独到之处，是他关于“全球化本体论”（the ontology of globalization）的分析。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的互动体系”，（注：SeyomBrow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GlobalSystem，WestviewPress，1996，第9页。）本质是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全球化涉及到宏观区域、次区域、微观区域，也涉及到市民社会对这一趋势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反应，同样地，全球化也反映了其对上述区域和社会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密特曼还提示人们要注意全球化的“霸权思想意识”（thehegemonicideologyofglobalization）。（注：SeyomBrown，InternationalRelationsinaChangingGlobalSystem，Westview Press，1996，第29页。）
以上介绍了近几年来西方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六种主要论点与看法。从中可见，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趋势，全球化新论则是对这一趋势的最新的理论分析。勿庸置疑的是，大部分西方全球化新论均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或“美国中心论”。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托马斯·弗里曼在《凌志车与橄榄树—理解全球化》一书提出的“五个加油站”比喻：日本的、美国的、西欧的、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国家的。其中美国的“加油站”最好，油价低、自助式。全球的车辆到后来都到美国的“加油站”加油了，因此，全球化就是美国“加油站”遍布全世界。在作者眼里，全球化即是美国化。更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全球化“不仅增加财富，还扩展民主”，“美国克林顿政府战略的核心是全球化概念”。因此，在这些学者眼中，全球化已经成为美国的世界领导作用的“同义词”。（注：Audrew Bacevich，“PolicingUtopai-theMilitaryImperativesofGlobalization”，National Interest，Summer1999.）
但是，这并不说明所有美国学者都认为美国全球化程度最高。最近，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和卡尼咨询公司合作，创建了一个全球化指数（theA.T.KearneyandForeignPolicyMagazineGlobalizationIndex）（注：“MeasuringGlobalization”，ForeignPolicy，January/February.2001，p.56.），对全球化的性质、速度、范围提供了一种三维衡量标准，从而挖掘了全球化问题的另一量化层面。依照该标准，国家大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程度高。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一般是那些开放程度允许国民能获得他们在国内无法直接得到的货物、服务、和资本的小国家。新加坡因此被评为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荷兰、瑞典和瑞士。此种衡量标准的合理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比如说，各种不同侧面的权数如何确定等。由此可见，虽然“全球化”这个概念进入了各个领域、各门学科，对“全球化”的真正全球性讨论，其实才刚刚开始。对这个充满了悖论的命题，还有待更多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