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来的人口管制松绑，从双独、单独，到直接放开全面二孩，属于我们的发展战略最重大的政策调整。经济增长无论作为手段还是目的都必需围绕着人；反过来，人口的结构和规模则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促进因素和制约条件。
人们对此的热议，多半集中在松绑开禁，何时能见其实效。人口的变化，和股市的变化全然不同，短期可能看不清楚，长程的效果却是确定无疑的。有如冰川的变迁，迟缓然而不屈不挠。因此不难明了，即使立即顺应政策号召，2016年新生的婴儿，最早也得十六年，到2032年才有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有鉴于此，联合国最近发布的2015年世界人口变迁报告，提出到2050年乃至2015年的预测，是能为我们提供指引的。
先让我们来看两组数据。
1、目前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所面临的生产和消费的基本格局将来又是如何的呢？看一看关键的比例，“抚养比”——工作年龄人数（16-65岁）与被抚养人数（老人（>65岁）+小孩（<16岁）之比。中国社会的老龄化是扑面而来，并将长久与我们同在。
2、目前世界三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所面临的人口长期变化——规模和构成的趋势又怎样？请看以下的一些数字。
笔者2009年开始呼吁关注人口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决定性制约，并陆续刊发于报章，以“新新人口论”、“城镇化与户籍改革”为题，包括在上证报的专栏上。当时的读者对印度取代中国成为人口第一大国这样简单的事实，还很惊讶并提出过质疑。
中国和美国人口的中位年龄目前相仿，15年后中国要老3岁，一代以后更要老8年。中、印的人口规模虽说目前还相仿，分别占到世界总人口的18.7%和17.9%，但趋势已经很明显。2050年印度的人口将大幅超过中国，占世界总人口分别为17.5%和13.9%；而到了2100年差别更悬殊，将分别是14.8%和9%，中国仅及印度的61%。
人们总以为，数据会说话，其实要是不加以关注、不细加辨析的话，你是很难领会数据背后的真实涵义的，或者更糟糕，只会被他人喂给你的“数据”蒙骗。
上面两组数据传递的主要信息，是日本和中国正迅速进入“银发社会”时代，而美国和印度还没如此紧迫。与之伴随的，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银发市场”，一个无法回避的“硬约束”，社会-经济的种种安排不得不为之做出重大调整。
单是人口规模的递减，并不可怕，甚至是我们长期以来所向往的。但如同想要瘦身健美一样，得均称地减。仅仅开双眼皮、隆乳是漂亮不起来的，只靠割掉左大腿的赘肉或强健右上臂的二头肌反而搞得更丑陋。而这正是中国人口变化所面临——新血不足的老龄失衡和男多女少的阴阳失衡——的困局。
我国的抚养比在迅速恶化，在一代多一点的35年（2050）内，将下降47%；同期美国会下降22%，甚至号称老龄国之首的日本下降的幅度也只有33%。我国的性别结构失衡居世界首位，男婴的出生率远超过女婴，过去的35年里常在115-119比100，而自然的比例当为105：100。其结果，是到了2050年，每百名单身女子就有高达186名单身男子，许多不得不沦为“光棍”。这种状况带来的后果，不但在经济上、伦理上，更在社会安定上，都会很严重。
我们将主要讨论这两种失衡，参照其他国家的经验，兼及政策建议。
依据联合国的人口展望报告，综合考量之下认为，“单孩”限制的松绑对劳动力的恢复供应，短期效应可以忽略不计；中期效应会有一些，主要通过性别结构的再平衡。然而改善是否显著则要看自己愿不愿意付出代价，忍受短痛接受改变；至于长期效应能否如愿，更得看改弦易辙的变革决心了。
限制松绑的效果注定不如预期的逻辑判断。说来有点奇怪，造成人口规模萎缩、年龄结构失调，并不如通常以为的那样是“一胎化”政策带来的，而是技术或社会的各种进步的结果。要而言之，这些进步使得妇女重新主导了人的再生产权——人类各种再生产里最为关键的权利。作为“普世价值”，这个趋势在世界各地都明显展现了出来。
先来看下面的一组数据，一个国家或社区的女性终其一生中所生的娃娃个数的平均值。
直到前几年，报刊还常夸赞限制生育的国策成就非凡，称开放以来限制少生了三亿，甚至四亿个孩子，从而减轻了人口负担，对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一个大贡献。现在很少再提起这类“成绩”，因为被砸的是自己的脚，开始作痛起来。从上面的数据不难明白，即便没有严格限制的政策，同一时期内许多国家和社区的出生率，也在迅速下降中。为此我们还特意列出了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数字作为参照，两个城邦、两个人口大国，都拥有众多的华裔居民。
限制之初到目前（1975-2015），中国的总和生育数下降了48.5%，同期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的分别下降有50%、47%和50%之多。这三个人口大国无论从文化传统还是宗教信仰，历来都是相信多子多福的。即使是香港和新加坡，汉族华裔居民占其绝大多数，1975-80期间的总和生育数原本就低，到2015年也分别减少了16%和33%。
如果说妇女掌握人口再生产的主导权，致使出生率锐减是举世普遍的现象（即便穆斯林社会也是趋势明显，例外的唯有非洲国家），除了其他的进步（下文中我们会论述）外，医疗健保和社会福利的进展大幅度降低了初生儿的夭亡率，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人类尤其是母亲靠多生以补偿孩子易夭折的压力，从而大为减轻。这个因素符合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基本供求逻辑，它对缓解人口膨胀的作用要远远超过任何政府的行政控制。请看下列的数据，1990-2015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全球的婴儿夭亡率下降了一半。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的分别下降了59%、60%、44%，而中国的成绩则更为显著，下降达到了76%。
如果说生育限制不是中国在最近三十余年来人口增速减缓的原因，起码不是主要原因，那么期待它松绑后会在短期或中期改善劳动力的供应，就是一种奢望。既如此，松绑的政策调整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在近期和中期，松绑将有助于回复我国人口性别结构和阴阳的再平衡。
我们上期列出的数字表明，到2050年中国的单身男子和单身女子之比将是186：100。据信，我国目前的男性“超标”约在三千五百万，至少在二千五百万人以上。而“光棍”过多的社会弊病丛生，甚至危机四伏。
相对于社会的老龄化，阴阳失衡的状态要容易解决一点。“单孩”限制的松绑可望在短期内对新生儿的性别重新加以平衡。为什么这样说呢？试举南韩的经验以为佐证。
在韩国，偏爱男孩的传统和我们的一样，是相当根深蒂固的。韩国家庭的第一胎，新生儿的男女性别的比例是105：100，自然正常；但是到第二胎就变成了113：100，第三胎更上升到185：100；第四胎就更离谱了，竟达到209：100。人为的干预非常明显。假使韩国实行一胎化的限制，你可以想象，韩国家庭的第一个孩子的性别比例就会严重扭曲。事实上，韩国新生婴儿的男女比例在1990年达到了扭曲的峰值，是116.5：100。据分析，这是超声波造影技术普及使用所激发起来的，由于能够准确判定胎儿的性别，给了人们干预的手段。干预导致了劳动力和婚龄人群的性别结构的很大扭曲，南韩人已饱尝其苦果。例如，2005年南韩的婚姻有高达10%其新娘为外籍——女方为非朝族。
所幸的是，钟摆正在迅速回摆。拜科技-经济-社会的成就之赐，韩国女性在教育、就业、收入、观念上取得的进步令人瞩目，结果她们在生育上的话语权大增。1990年南韩尚有40%的家庭表示偏爱儿子，这个数字在2012年下降到了8%。果不其然，反映到新生儿的男女比例，2005年下降到了110：100，在2010年是107：100，去年第一次回归到了自然的正常水平：105：100。
韩国人主动调整新生代的性别架构，理顺了未来劳动力市场的供应，正好顺应着未来劳动力需求的变革。未来的就业机会将不断偏向于“阴”的方向，就像笔者在“城镇化和户籍改制”系列里所阐述的那样，工作机会及薪酬增长将日益注重人际沟通、细致耐心、协调斡旋的贴近服务，而越来越不倚重体力、蛮力、甚至暴力等类型。女性的发展机会将很好的胜出。
除了松绑生育政策，中国还要做什么
再一次强调我们不断在重复的观点，“经济政策无所谓绝对的好或者坏，在合适的时机把握合理的度是政策成功的关键，过犹不及，不及犹过”。
限制生育尤其是已被废止的一胎化措施，始料未及地透支了我们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雾霾是对生态环境被透支的表征，阴阳性别的失衡同样是对生态环境的严重透支，只是没有象前者那样显得急迫而已。目前的松绑措施，虽然已经大幅滞后，有些缓不济急，但能提到改制的议程上，开诚地面对，不失为一个治理良策。
人类天然的性别配比是平均每百个女婴有104-106个男婴。男婴的夭折率超过女婴（特别是在五岁前），这个差别渐趋缩小，到十二岁左右男女儿童达到了天然平衡。然后女性的优势更显露出来，到了耄耋之年寡妇要多出鳏夫不少。从进化与生存的角度，女性无论从基因缺陷、疾病抵御、冻馁忍受，甚至心智稳定等方面，比男性要优越，乃事实上的强者。只是在社会化生产中她牟取生存资料的能力不及他，妇女的贡献也因此在农牧和工业生产时代备遭贬抑。不过，在人类最重要的生产——自身再造的功能上，妇女却绝对占优。这个矛盾平时隐伏不彰，在一胎化的限制下有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导致目前年轻人的性别结构的严重扭曲。
1954年我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新生女婴和男婴的比例为100：104.5，属于正常，即使当时农村人口占了近80%。1982年这个阴阳比例是100：109； 1990年增高为100：111， 1995年达到100：116，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发觉已经高达100：118了。目前新生婴儿的女男性别结构甚至达到了100：123。长期扭曲的后果，使“剩男”的格局极为明显。保守计算，这段时期新生儿的性别结构相对于天然比例，女孩比常态下的要少了6.8%，男孩则比常态多出了2661万（3636万-976万）。
阴阳失衡如此严重，社会将很难安排得和谐妥切。不但在就业、教育等经济条件，结婚、组织家庭、培育后代等最基本要求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必须及早采取纠偏措施，否则亏就吃大了！我们在上期借取韩国的经验，说明政策及时纠偏，应当能够在短、中期见效。
剩男引起的困扰要远比剩女来得严重。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人口的再生恢复功能几乎全由女性来肩负。战争的浩劫，男性的丧失要比女性大很多，但人口并不难迅速得到恢复，就像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俄、德国，日本的情况。人类在生殖能力上，性别差异极大，小比例的男性能轻易使大比例的女子怀孕生育，反之却无可能。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过剩的男性对人口恢复正常再生产是难有用武之地的。
在一夫一妻的现代家庭制度下，众多剩男们甚至要沦为无后的“光棍”。不用说，这是一种根本性质的失衡。“光棍”过于集中的地方，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调和，作乱的可能性就会大增。男性荷尔蒙大面积、大幅度地升高，聚集到了高危水平时，社会的安定和正常秩序就会面临根本性的威胁，历史上不少社会动荡冲突实乃肇因于这类阴阳失衡。
国内有统计显示，一个地区的青壮年“光棍剩男”每超过1%，当地的犯罪率，主要集中在财产侵占和暴力伤害类型的，就会增加4-6%。这类犯罪活动的指向，往往是为了竟取新娘的压力。这和各国的经验是相符合的。譬如美国大城市（如纽约市）犯罪率的起伏，社会学家反复研究比较的结果，指明其中最重要的变量，是男性青壮年的比例和规模的增减。
所以说，与其超支维稳，不如疏导阴阳，尽快弥补社会安定环境的严重透支。阴阳失衡对社会的消费行为也产生了严重的扭曲。例如魏尚进教授，笔者的一位老友，目前担任亚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过去几年曾专注于一项有趣的研究，他得出结论说，中国人的超高储蓄率的一个主要动因，是为了积钱为独生子买房以迎娶新娘。你或许可以质疑，独生女家庭的储蓄率未必就见得低，不过至少，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即从“传宗接代”的角度，在经济上也是“极不理性”的。
作为佐证，让我们来看看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对“养育女儿在晚年所得回报是否比儿子差？”的长期跟踪调研，所得出的一些结论：
1、农村与城镇老人的成年女儿的孝敬父母观念指数平均比成年儿子分别高出35%和18%；
2、农村与城镇只有女儿的老人的死亡风险分别比只有儿子的老人低25%与10%；
3、主要照料者为女儿/女婿的高龄与中低龄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包括生病时）所获照料的满意度比主要照料者为儿子/儿媳的分别高出45%和13%
4、成年女儿与老年父母的情感关系显著优于儿子，差异高达28－29%。
总之，政策和观念要与时俱进，执迷不悟的后果将非常吃亏，无论对国家、对个人、对社会、对经济，都是一样的道理。
对冲老龄化，推迟退休年龄势在必行
上文已有提到，拜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健保技术的进步之赐，人类的健康状况大有改善，更长更健康的退休生涯已然成为全球常见的现象。直到一、两代人之前，退休还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字眼，活到老做到老是大多数人的宿命，除了极少数上层人士之外。从下表摘引的寿命期望岁数和中位年龄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楚看出。
过去的20年间（1990-95到2010-15），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增加了6岁，日本人口的平均寿命增加了3.9岁，美国的则增加了3.3岁；今后的15年即一代不到的时间里，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将再延长3.2岁，日本的将再延长2.2岁，而美国的则会再延长2.2年。展望再下一代的20年（从2030到2050），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将再延长6年，日本人和美国人将分别再延长4年和4.4年。
始料不及的社会迅速老龄化，对全世界的经济成长，及再生产的“善后”健保养老体制安排，带来了艰巨的挑战。在所有发达经济体（OECD国家）里，美国社会在年龄老化的压力是最轻的，因为不断有年轻的移民注入它的“生命池”。即便如此，美国许多人对健保养老基金计划已深感担忧，入不敷出在迅速增加，可预期的亏空甚至破产（2027年左右），理由是充分的。一个简单的数字，美国在保障基金计划创设之初的1946年，一个关键的参数是人们进入退休后，被赡养的时间平均只有6至7年。目前已被翻番，延长到了15至16年，而且还在节节突破。
节节突破的情状从上表的数据不难一目了然。以社会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核心数据-中位年龄——即把全社会人口按年龄长幼排成队，位居中央的那个人的年龄来看，中国的老龄化情势最为糟糕。比较中国、印度、美国、日本这四个人口和经济大国的状况。中国人的中位年龄从1980-2015年增加了16.3岁，到2030年更将再增加6.2岁；同期印度分别增加4.4岁和4.6岁，美国分别增加8岁和2岁，而日本分别增加13.9岁和5岁。从竞赛长跑的角度，我们这方面比美国和印度差得很远，甚至不及日本。日本人已经是“老无可老”，至少是“老前先富”，抵御老龄化的压力，比我们要轻许多。
人口的结构及演变，如同一个“生命池”，各种年龄的人都住其中，进水锐减，出水迟缓，老龄化是必然的结果。以人口学者常用一个图形来表示，纵轴是0岁到100+岁，每五岁年龄段的人数占一行，每行又中分为男女，可持续存活的人口型态显示成金字塔的摸样。坡度相对陡峭、男女对称者为最佳。前三十年我国的人口结构，就像一个纺锤形，工作年龄人口充沛，老人小孩受抚养人口相对较少，支撑着我们的经济高速增长。过去五年经过拐点之后，中国人口的图形正在演变成为“倒金字塔”，步入与日本人口相似的状态。这是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正在渐渐逼近全社会的梦魇。
生命池的形态可以把我们面临的两个困境表示出来：从纺锤形走向倒金字塔形，而且右半边（女性）比左半边（男性）要瘦弱。克服这两个困境，我们只能靠自己。
美国老龄化的迟缓，得益于它对移民的强大吸引力。日本在技术上有相似的吸引力，可是在观念上它拒斥移民。而中国，在技术上和观念上都不具备移民的吸引力。通过移民来缓冲我们的老龄化和阴阳失衡的设想，因而是极不实际的。譬如，香港在依靠菲佣来解决家庭服务，但内地单是一线城市，就是把整个吕宋国吸空了都不足以解决保姆务工的困难。南韩可以有十分之一的“剩男”靠进口新娘来组织家庭，中国的“剩男”若有十分之一要这样做的话，越南也好柬埔寨也好都还不够，非得进口全印度的“剩女”不足以济事，而印度根本就没有“剩女”存在，有的只是千百万的“剩男”。
我们已论述，“单孩”限制的松绑开辟了重新平衡性别结构的前景。除此而外，逐步推迟劳动力的退休年龄，则是改善社会抚养比的一个对策。这个举措刚在开始讨论，就遭到骂声一片。笔者在此提出不免遭人反感，似乎是甘冒不韪。笔者的理由，是这个举措是势在必行的。
我们已给出过数据，我国的抚养比，即工作年龄的人数与被抚养人数（小于15岁+长于65岁）之比在迅速滑落，比许多国家更快，远远超过印度，甚至比美国都要快得多。而实际的情况更要严峻：一方面城镇居民里极少有十五、六岁的青少年就开始工作的，而更主要的，是退休年龄一般也远远早于65岁。据目前的统计，中国女性的平均退休年龄在55岁以下，男性则低于60岁。相形之下，欧美国家的退休年龄多在62到67岁之间。也就是说，中国的有生工作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多年来的社会进步，这一代人的健康状况比起前辈，少说也改善了有8至10岁。
因此说，就目前的提案，每三年推迟退休年龄一岁，到2030年之际，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将平均工作到65岁的措施，可望对冲我们的抚养比快速滑落的困境，是一个可行的良策，理当及早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