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地理区划中，西南地区是七大地理分区之一，包括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秦巴山地及云贵高原大部，覆盖了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六省，人口超过2.4亿，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万亿元。西南地区以山地高原为主，资源储量丰富，地形地貌复杂，人口稠密，区域差异十分显著。西南地区沿高山大川与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接壤，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之一，镇守中国的西南门户，地理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国家的重要战略通道。
西南地区不仅是地理和战略位置重要，区域贸易和人文交流也十分活跃。从先秦时期，中国先民就开辟了一条连接成都、重庆、大理、保山、腾冲进入直达缅甸和印度的“蜀身毒道”，古代四川的丝绸就是经此通道通往中亚和西方各国，被誉为“西南丝绸之路”，比我国张骞出使西域开辟西北丝绸之路早两百多年。后来，历代朝廷孜孜以求的“通蜀，身毒国道”在朝廷和云南各民族努力下，在沿线置官设治，修筑驿道，终于在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开辟经思茅、勐腊到老挝、泰国、缅甸东南部的“茶马古道”。尽管中原地区分分合合，战火纷飞，西南则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商贸联系。中国的丝绸、蜀布、筇竹杖、工艺品、铁器等通过“西南丝绸之路”源源不断的输出，国外的琉璃、宝石、翡翠、光珠等又输入，经久不衰。宋明之后，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勃兴，西南丝绸之路渐趋沉寂，但古道上的民族迁徙、商业贸易、宗教传播以及军事活动从未中断过，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沿古道干线修筑的中、缅、印公路，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在反击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茶马古道示意图
西南地区山峦叠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是制约西南地区发展的瓶颈性问题。近代以来，由于蒸汽革命、电气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发展，以海洋为经济重心的现代化发展迅猛，地处内陆腹地的西南山区与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西南地区虽然地处沿边地区，但由于交通不便的制约，长期并没有释放出沿边地区的优势，不仅现代经济大通道并没有打通，古代的“西南丝绸之路”也逐渐沉寂和落寞。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为“经略西南”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国务院授权三部委发布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中，西南地区获得了很大的篇幅，强调“要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推进西藏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等，还特别强调了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等平台的作用。因此，向南开放是“一带一路”的重要任务之一，如何打通西南国际大通道，打开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的门户，大力推进区域合作，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是西南地区各省市区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课题。
经略西南:“一带一路”的向南开放
作为中国通向南亚和东南亚的重要门户，云南、广西等地自古以来就与这些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以后，法国天主教势力侵入越南，并逐渐蚕食越南南部各省，并从西贡出发沿湄公河探测通往中国的航路。在发现湄公河上游澜沧江不适合航行后，转向越南北部和中国红河地区作为入侵中国云南的通道。由于中国是越南的保护国，中国成为法国占有越南的唯一障碍，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最终因战事不利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规定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中国承认法国吞并安南，法国获得了滇越铁路修筑权，使得中国西南门户大开。此后，法国侵略势力以印度支那为基地，长驱直入云南、广西和广州湾，并使之一度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
抗战爆发后，日本取代法国成为西南地区的最大威胁。西南地区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大批工厂、企业、机关和学校迁入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滇越铁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中印公路等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运输生命线支撑着全国的抗战，西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发展很快，以昆明工业区、重庆工业区和川中工业区为代表的西南地区八大工业区对后来西南地区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大批高校迁到西南地区，比如西南联大、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华中大学，中正医学院等，推动了西南地区教育和文化事业的繁荣。
在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决定确立解放大西南和建设大西南的战略任务。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西南局，作为中共中央在西南地区的代表机关，对西南的重庆和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一市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实行全面领导，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随着西南地区先后解放，西南局将重点转移到建设大西南上来。考虑到西南地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存在大量少数民族聚居区，国民党残余势力和盗匪横行，敌情十分复杂，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决定成立一支由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四川籍、云南籍、贵州籍为主的老区干部和江浙一带的大中学生组成的西南服务团，参与接管地方和建立巩固的地方政权。特别是开通成渝铁路后，西南地区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紧密。
后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共中央撤销了西南局，加强了中共中央对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西南地区发展缓慢。1964年，为应对严峻的国际紧张局势，中央提出搞“三线建设”，将大批项目分散到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贵州、四川东部山区、四川中部平原地区等地区新建的项目数量多，规模大，迁入工业人口多。其中，四川成都主要接收轻工业与电子工业，绵阳、广元接收核工业与电子工业，重庆为常规兵器制造基地，甚至包括第三个钚生产堆（816工厂）和常规潜艇制造业（望江造船厂）；贵州贵阳主要接受光电工业，安顺主要接受飞机工业。尤其是贵阳、重庆、安顺、绵阳四个重点城市成为全国三线企业的核心密集地区。然而，由于三线地区交通不便，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也没有根本改变西南地区的落后面貌。
改革开放以来，西南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为推动西南地区开展区域经济合作，西南地区根据中央领导关于开发西南和发展区域经济的指示精神，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重庆于1984年在贵阳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成立了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后接纳西藏自治区、成都市为正式成员，称为西南地区六省区市七方经济协调会，本着平等协商、讲求实效、求同存异、各方都有否决权的原则，推动西南地区从过去各自为阵的比较封闭状态走向了开放、联合、共求发展的区域合作之路。协调会每年召开一次例会，自成立以来在交通、通信、基础设施、旅游、生态、科教等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经济协作的规模越来越大，经济协作的层次越来越高，尤其是“西电东送”、大型展会和联合建设长江、珠江中上游地区开发等方面成效明显。
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西南地区尽管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实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西部大开发赋予西南地区强大的发展动力，但并没有根本改观西南地区相对封闭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西部地区在观念、体制和人才方面的劣势和压力变得更加突出，除了重庆、四川、昆明、南京、贵阳等大城市外，西南地区其他地方发展十分滞后。事实上，大西南地区有着通江达海沿边的区位优势，也有着丰富的水电、矿产、旅游等资源优势，之所以这些优势没有转化经济社会发展优势，就是因为没有打通通往印度洋和中南半岛的大通道，东南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尽管可以拉动西南地区，但毕竟能量有限，且受路途遥远和山高路险的制约，所谓的“大西南经济圈”、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实际上还只是一个说法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的提出，意味着开辟了向西南开放的战略新通道。对整个西南地区来说，对接“一带一路”意味着要完成三项任务：
一是打通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打开向南开放的新门户。目前，西南地区进出口额占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4-5%，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地区，主要出口产品是机电产品、纺织品和运输设备等，有着很大合作潜力。西南地区对接“一带一路”，需要在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上，重点推动沿线国家贸易合作、金融合作，依托沿线城市和产业园区，建设通往南亚地区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通往东南亚地区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重新复兴新“茶马古道”，打开中国对南开放的大门。
二是建设亚洲生态安全屏障。西南地区覆盖了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是生态环境最奇特、生物资源最丰富的自然资源宝库，长江、黄河、澜沧江（下游为湄公河）、怒江（下游称萨尔温江）、森格藏布河（又称狮泉河，下游为印度河）、雅鲁藏布江（下游称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及塔里木河等都发源于此，水力资源丰富，被称为“亚洲水塔”。近年来，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旅游开发已经形成对这一生态屏障的巨大压力，“一带一路”打通中南大门的同时，也必须严控生态红线，着力构建一道生态安全屏障，这不是西南地区发展的需要，也是可持续发展和安全的需要，更是对亚洲地区发展不可回避的责任。
三是构建人文交流网络。西南地区是我国历史上早期民族频繁迁徙的“民族走廊”的腹心带，又是内地通往西藏的交通枢纽和藏汉贸易的主要集散地，是“茶马互市”的中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吸纳，从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东巴文化、康巴文化、古代汉文化、藏传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相互融合的局面，在推动汉文化圈与少数民族文化圈、少数民族与国外族群的交流和融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一带一路”也是一条人文交流之路，西南地区要发挥人文交流基础深厚的优势，推动内地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汉民族与周边国家民族以及境内少数民族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之间的族群交流和人文互通，建起一条包容开放的民心相通之路。
云南：打造向南开放的辐射中心
在经略西南战略规划之中，云南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面积39万平方公里，人口4600万，与缅甸、老挝和越南接壤，边境线长达4000多公里，地理位置特殊，自然条件多样，是我国挺进南线的桥头堡和前沿基地。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扩张，欧美各国极力从云南打开中国的西南门户，云南成为中国外交重要前线。特别是中法战争爆发，法国竭力将云南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强迫清政府将蒙自、河口两县开放商埠，并在蒙自设立了领事馆（后迁至昆明）、银行和洋行，修建了从越南海防到昆明的第一条国际铁路-滇越铁路，在滇南蒙自设立我国第一个内陆海关，打通通往内地的门户。随后，英国、意大利、德国、日本、美国先后在云南设立领事馆，英国将云南看作是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环链”，以各种名义派遣人员进入云南，谋取更大的战略利益。
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日本占领沿海口岸和控制海上交通要道，云南就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和获取国际援助的战略通道。著名的“驼峰航线”（从昆明至印度阿萨姆邦）、“史迪威公路”（从保山经腾冲到缅甸北部密支那与印度的雷多衔接的中印公路）以及沿中印公路、滇缅公路铺设至昆明的石油管道，都为中国赢得抗战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被誉为“抗日生命线”。可见，作为中国的西南大门，云南长期扮演了中国内陆腹地门户的角色，成为中国外交不可忽视的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在中国对外战略棋局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50年6月25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处正式成立。周恩来总理1955年至1965年间，15次亲临云南，每次来都对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同志也多次来云南参加外事活动。自1979年以来，由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影响，中国西南部的对外开放一直步履迟缓，由于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西南边疆长期处于较为封闭和落后的状态。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飞速发展的新形势下，云南面临的竞争压力日益加大。适应新形势、寻求新思路、使用新工具，实现新发展，越来越成为云南发展的迫切要求。
近年来，云南省在大湄公河流域乃至整个环孟加拉湾次区域合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国务院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5月访问印度期间提出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BCIM）的倡议，得到印度、孟加拉国、缅甸三国的积极响应，沿线各城市和企业十分踊跃，为“一带一路”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三部委发布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中，要求发挥云南区位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对此，云南省进行了反复调研论证，提出了构建“一横一纵”两个通道，外加两个辅助通道的对接方案，以昆明为支点和中心，一横是向东连接泛珠三角、太平洋等经济最发达地区，向西通过瑞丽连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印度洋沿线国家；一纵是向北通过成都、西安连接北方丝绸之路，向南通过磨憨口岸，连接老挝、泰国、新加坡进入南太平洋。辅助通道方面，一是沿老史迪威公路，连接昆明和印度加尔各答；二是通过云桂铁路，连接广西防城港并进入太平洋。这是云南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基本骨架。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进一步指出，云南对接“一带一路”，就是努力形成北上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下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东向连接长江经济带，通江达海、挥师两洋、外引内联、南来北往、东进西出、八面来风的全面开放合作新格局，把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变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开拓云南发展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加美好的未来。不难看出，“一带一路”战略让云南一下子改变了以往封闭落后的边疆省份地位，成为“一带一路”向南开放、开展区域合作的重要门户。建议云南省应该思想更解放一些，思路更宽广一些，在更大的区域合作平台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真正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
“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的云南角色
一是建设云南成为国际运输通道的辐射中心。
云南地处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要道，拥有面向三亚（东南亚、南亚、西亚）、肩挑两洋（太平洋、印度洋）、通江（长江、珠江、澜沧江—湄公河）达海沿边的独特区位优势。因此，建设外接东南亚、南亚，内连西南及东中部腹地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能源管网、物流通道和通信设施，构筑国际通道和枢纽，是云南对接“一带一路”的首要任务。
在道路交通方面，云南目前正在依托“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国家战略，积极推进“七出省、五出境”公路通道建设，着力构建“互联互通”交通运输支撑体系。所谓“七出省”通道，指的是昆明经攀枝花至成都通道，昆明经水富至重庆通道，昆明经富源至贵阳通道，昆明经普立至遵义通道，昆明经罗平至兴义通道，昆明经富宁至百色通道，大理经德钦至芒康通道，汇入国家高速公路网。所谓“五出境”则分别是昆明经磨憨至泰国曼谷公路通道，昆明经河口至越南河内公路通道，昆明经瑞丽至缅甸皎漂公路通道，昆明经腾冲至印度雷多公路通道，昆明经清水河至缅甸皎漂公路通道。随着道路互联互通带来的便利化，经略西南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复杂形势。美国、日本、俄罗斯和欧盟等国家都在确立东向战略，加之以印度崛起和东盟区域合作为主要特征的泛南亚经济增长带在全球发展的地位日益上升，地区承受着强大的地缘政治经济压力，从中东到波斯湾，再到中亚和南亚，这一弧形地带热点连绵不断，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政治分离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压力不断加大。因此，建议云南省将道路互联互通与推动道路交通治理一体化一并考虑，配合有关部门积极做好勘界、出入境管理、走私贩毒稽查、毒品替代种植、涉外纠纷处理等日常边境涉外事务，在确保建成国际大通道的同时，也要创建安全大通道，守好祖国的南大门。
作为西南地区的重要空中运输周转基地，云南运营民用运输机场共有13个，其中有1个区域性枢纽机场（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和12个支线（丽江、西双版纳、腾冲、大理、保山、芒市、香格里拉、临沧、普洱、昭通、文山、泸沽湖机场），云南民用机场等级、利用率等方面均在全国前列，是中国通往南亚、西亚地区的重要周转机场。尤其是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是全球百强机场之一，年旅客吞吐量已经超过3223万人次，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和连接欧亚的国家门户枢纽机场，继北京、广州、上海之后国家第四个门户枢纽机场，中国西南部地区唯一的国家门户枢纽机场。建议云南省加强境内机场资源的整合，形成以干带支、以支促干、干支结合的机场航线网络，积极建设空港经济区，申报长水航空港综合经济试验区，重点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商贸物流、生态旅游等产业，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依托国际大通道，优化产业布局，把云南打造成为外向型出口加工贸易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清洁新型载能产业基地和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切实增强昆明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区域辐射能力。
此外，作为对南亚和东南亚的区域辐射中心，单靠云南一省之力恐怕难膺其重，需要积极与贵州、四川、重庆等周边省区市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和互联互通，在发展滇中经济圈的基础上，北上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下连接海上丝绸之路，打造云南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连接交汇战略支点。建议云南积极推动与成渝城市群经济圈的对接，加强与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圈的对接，融入长江经济带战略，借助推动周边国家和地区综合交通互联互通、通关便利化、跨境人民币结算等平台，搭建平台，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吸引资本、物流、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向昆明及其周边聚集，建设连接中国内地经济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经济的桥梁和纽带。唯有如此，云南作为地区国际运输通道辐射中心的作用才会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是建设云南成为对南亚、东南亚开放的辐射中心。
长期以来，作为西南边陲省份， 26个民族在此聚居生活，如何巩固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云南主要国土守卫职责。尤其是中印边界冲突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争之后，中印、中越关系紧张，扼守南大门不失于外是首要任务，经济发展退居其次，云南对南亚、东南亚各国的开放是有限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越关系正常化，云南对东南亚的开放才徐徐展开，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日益紧密，双边贸易持续上升，相互投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都有了很快的发展，已经确立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交往大格局，推动建立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孟中印缅（BCIM）地区经济合作论坛，创造性建立了云南省与泰国、老挝等国家的双边合作机制，分别建立了“云南-泰北合作工作组”和“云南-老北合作工作组”，云南的对外交往正在向着更高层次和更宽领域发展。但是，受制于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对外开放也十分缓慢。随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启动，云南作为国际运输大通道逐渐畅通，对南亚、东南亚的开放必将加快步伐。
云南要充分发挥沿边开放高地的作用，积极对接连接东南亚、南亚国家的两条经济走廊，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升级版。目前，云南连接东南亚周边国家的公路、铁路、水运、航空、能源、信息通道构成的“立体大通道”已初具雏形，沿边口岸的开放平台效应将会得到释放。云南共有17个陆路口岸，其中对老口岸两个，对越口岸4个，对缅口岸11个，口岸数量居全国第二位，且有瑞丽、猴桥等10个国家一类口岸。比如瑞丽是中缅边境口岸中出入境人员、车辆、货物流量最大的口岸，瑞丽口岸进出口贸易额占云南省对面贸易总额的60%以上，占全国对缅贸易总额的30%左右。建议云南依托瑞丽、河口、磨憨等边境口岸设立自由贸易区，在贸易区内建设物流仓储基地、出口加工区、跨境经济合作区，推动边贸合作。依托地处中缅边境的云南省保山市“极边第一城”腾冲、瑞丽和河口等边境城市，连接边境城市与内地的丽江、大理和迪庆等，整合边境城市的地理区位优势和本地旅游资源优势，积极开展内引外联，努力将自身打造成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支点和亮点。
作为我国沿边开放开发合作的试验区和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先行区，云南还要重视发挥在对外经贸合作、对外文化交流以及通关便利化等方面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依托现有的滇中产业新区、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瑞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开放型园区，以及中国—南亚博览会、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平台，开拓新的战略通道和市场空间，努力成为泛珠各兄弟省区走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战略支点。考虑到云南边境线长、口岸多、与多国接壤的特点，建议云南整合外事、商务、海关、旅游等相关部门，依托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设立云南对外开放委员会，打破条条框框的舒服，在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领导下，统一规划协调云南对外开放事业，切实打通对内地开放和对周边开放的全面开放格局，推动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
三是建设云南成为区域合作交流辐射中心。
随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展开，云南也逐渐从一个中国的偏远身份转变为中国全面参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重要前沿基地。2013年1月28日，《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总体规划》（2012-2020）正式公布，提出云南将在2020年基本完成桥头堡建设目标任务，努力打造我国连接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陆路交通枢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西南地区的重要经济增长极。
要打造云南成为连接南亚和东南亚的区域合作交流辐射中心，要求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形成以滇中城市经济圈为支撑、沿边开放经济带为窗口、对内经济走廊为纽带的空间格局。为此，建议云南确立一圈两廊多点放射的区域合作体系，即加强以昆明为中心，整合曲靖、玉溪、楚雄等周边城市，建立滇中城市群经济圈，通过产业集群、要素集中和资源集聚，不断增强滇中城市经济圈的综合竞争力和辐射带动能力，使之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核心区域。在此基础上，依托高速公路、铁路和机场，发展临港经济、临轨经济和路域经济，积极对接东部沿海地区的珠三角经济圈，积极对接成渝经济圈、关中经济圈，并融入新亚欧大陆桥，打造整体带动云南全局的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条经济走廊。最后，依托沿边口岸、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海关特殊监管区和自由贸易区，加快形成辐射周边国家的经济平台。
云南省还要积极融入国家对外战略，积极融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升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办好昆交会、南亚国家商品展、积极创办中国－南亚博览会等各种会展和论坛，借助国家外交、商务、发展资源提升云南对外交往能力。建议云南加强与外交部亚洲司、商务部、中联部等合作，依托国家重大外交外事平台，发展双边交流合作机制，推进教育、医疗、体育、旅游等领域的人文交流，将云南在东南亚丰富的人脉资源转化为国家外交资源，为国家外交和重大项目服务，为云南增强辐射带动能力服务，使云南成为展示中华文化、增进了解互信、促进国际友谊的示范窗口。
此外，云南在大力推动对外开放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捍卫西南重要河流流域的生态安全屏障，推进大江大河上游森林生态建设、水土保持和重点区域石漠化治理，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建议云南以复兴茶马古道为主题，以生态和文化为抓手，大力发展融自然生态、多彩文化、宗教对话为主要元素的生态旅游，与西藏自治区、四川省、贵州省一起建设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文化圈，背靠香格里拉的品牌优势、实施旅游带动的发展战略，切实做好生态保护和文化繁荣两篇文章，就一定能够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总之，作为一个沿边省份，云南天然地具有向南开放的使命。且不论国家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都需要云南在向南开放上奋发有为。自古以来，云南就扮演着中国西南门户的重要角色，近代以来更是成为中外角逐的焦点地带，在抗日战争期间甚至发挥了定鼎乾坤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云南以其边疆省份的地缘优势和对外开放前沿地带的区位优势，在经略西南的战略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成为国家战略，云南对于经略西南扮演更加重要的引擎作用。然而，由于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滞后，财力有限，云南能够投入到“一带一路”中的预算和资源是有限的，缺乏足有强有力的引擎，制约了“桥头堡”战略的龙头带动作用。实践证明，经略西南“桥头堡”意义重大，但紧靠云南一省之力恐势单力孤，需要在西南汇聚云贵川渝桂诸省市区之力，打造一个更大的区域发展引擎，为面向印度洋和东南亚的“桥头堡”战略提供更强大的动力。因此，中央应赋予该地区以更大的政策灵活度，推动区域整合，然后以此为引擎，将更多的人脉、财力、物力、信息等资源投入到“桥头堡”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中，让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