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看增幅更看比重
市场的主要功能是做大蛋糕，制造差距，政府则要分好蛋糕，熨平差距。以“共同富裕”为宗旨的社会主义中国，在资源配置问题上尤其要把以人为本落到实处，在奔向小康的路上决不能让一个村落、一个农民、一个贫困人口掉队。然而现实中，一是今天世界大格局是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研究了近100年来人类社会财富变化，100年来人类总财富增长了8倍，然而，富人的财富却增长了128倍，富人财富增长速度远超社会财富增长速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在资源配置上做好调控，分给穷人更多的蛋糕，给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二是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农比重过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支农的总体规模不断扩大，从1990年的307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4002亿元，增长了45倍多。从基数看，绝对数量不小，但从支农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来看还较低，多年在6%-7%之间徘徊，2014年也只占9.2%，比2013年9.5%还下降了0.3个百分点。目前，我国有270万个自然村，1.8万个镇、600多个市，有9亿农民和4亿城里人。我国的公共资源配置重点向1.8万个镇、600多个市的4亿城里人倾斜，而270万个自然村和9亿农民获得的公共资源微乎其微。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不仅财政支农的相对规模仍然较小，而且财政支农资金占全部财政支出比重更低，也慢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农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30%-50%，而我国财政支农的比重尚未超过10%。同样，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农业发达国家对本国农业的财政投入均达到农业产出的25%以上，日本的该项比重甚至达到45%以上，这都高于中国目前水平。由此看来，我国财政支农的比重亟需大幅提高。另外，鉴于我国农产品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有效利用国际贸易规则，增加对农业的财政投入仍至关重要。应清醒地看到，这个利益分配，是作为基础产业的一产与二、三产业的PK，是9亿农村人与4亿城里人的PK，是270个自然村落和600多个城市、1.8万个城镇的PK。
六、用黄箱更用绿箱
世贸组织设置了黄、绿、蓝三箱政策。“黄箱政策”是指农业补贴进入成本，干扰市场价格；“绿箱政策”是指补贴不进入成本核算，不干扰市场价格；“蓝箱政策”指限产计划下给予的某些直接支付，比如休耕补贴政策，中国没有休耕政策。我国的“黄箱政策”已经用尽。入世时我们承诺的黄箱补贴上线不超过农业产值的8.5%（发达国家为5%，发展中国家为10%），有些农产品补贴已经超越上限，再补贴就违反世贸规定。
“黄箱”已经关闭，“绿箱”应全面打开。像农业科研、土地整理、农田水利、农村道路、扶贫开发、农民培训、科技推广、自然灾害救济补贴等都应该加大投资力度，村村通只通到村部而不是每个自然村。道路是农业发展的经络，生活的道路通了，生产的道路还无从谈起。水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我国目前的有效灌溉面积仅为52%，更何谈旱涝保收，旱涝保收是传统农业都追求的目标，而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连有效灌溉都很难做到，现代化如何“化”得起来？再如农电、治污、扶贫等有很多地方都可大做文章。农产品安全、粮食安全是国家的安全，不是农民的安全，也不是基层政府的安全，更不是粮食主产区的安全，国家要保粮食安全，首先应保的是粮食主产区的能力安全，不改变这些地方靠天收的困局，就谈不上能力的安全，粮食安全则无从谈起。能力安全的关键就在于配套的农田水利、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跟上。
七、靠行政更靠市场
据专家预测，我国每年仅农村发展资金缺口就达上万亿元。有限的财政资金只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必须引导社会资金投资“三农”。当前，特别是要鼓励发展“草根金融”。作为“草根金融”的农村金融本土力量，对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它可以整合零散资金，把零钱变整钱，把小钱变大钱，把死钱变活钱，充分发挥资金整体效益；可以增强农民的金融意识、增长农民的金融知识；可以培养农民的群体意识和集体精神；可以激活农民发展经济的内力；可以开发农民的诚信意识；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效率；可以强化农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可以推进民主精神的培育；可以探索发展农村高端服务业；可以实现从“组织农民”到“农民组织”的飞跃，等等。
财政应坚持引导、鼓励、支持的政策方针，大力培育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本土组织力量，即资金互助组、资金合作社、小额信贷公司以及村镇银行等；二是本土资本力量，即融通本地资金的需求与供给；三是本土人才力量，即培育农村金融人才。三股力量的聚合构成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它具有自下而上生成、地域性强、规模小、“软信息”（如人与人之间的血缘、辈分、宗族关系，借款人的工作能力、经验、信誉、贸易相关博弈等）以及“抵押品替代”作用等特点。
大力培育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一是做好与外置金融的对接，即财政惠农资金与金融机构支持三农信贷对接，达到一定标准可以给予补贴。二是在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村，财政应拨出专款用于启动资金，在村一级着力培植内置金融的资金互助组。三是大力培植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内部发展资金互助组织。按照成员封闭，存贷业务封闭，资金报酬视经营状况确定，不事先给出固定标准的原则，让合作社成员自由加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解决合作社成员自身的资金需求问题。四是财政部门应配合地方政府把培育农村金融本土力量作为基础性、战略性的系统工程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抓紧抓好。
八、促发展更保生存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当前，各级政府促发展、保就业的压力较大。但我国农村还有近一亿贫困人口，按照国际上人均每天消费低于2美元的标准，这个群体更大。这么一个庞大群体，每年扶贫资金仅400多亿元，平摊到每个人仅有200多元，无法解决实质性问题，他们是弱势中的弱势。再加上扶贫资源分散，精准扶贫很难精准。中国式扶贫依然延续的是计划经济时代“包打天下”的思维模式，想让所有的穷人都能发财致富，这不现实，也不可能。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不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下，都有一个没有发展能力和发展意愿的弱势群体，需要政府兜底，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在发展致富的问题上，政府只能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为其提供条件、创造环境。最发达的美国依然还有6000多万人靠政府补贴生活。中国扶贫问题就在于该保的如基本生活、教育、医疗、住房等没有彻底保到位，而在发展致富上过分用功夫，却收效甚微。
当下应当采取的措施是该保的，彻底保，彻底兜底，让应保者无生存之忧，一人一年4000元，全国上亿贫困人口也不过4000亿元的开支；能扶的量力而行，按市场规律渐次推进，不可花钱树典型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只有把“保”和“扶”的关系弄清楚，中国扶贫才能走出误区。保生存眼下还应特别关注“裸老族”问题，即第一代农民工。由于年龄、技能、体力等方面的原因，第一代农民工不得不返回家乡重新务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他们的生存状态关乎和谐社会的进程和中国现代化的质量。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农民工普遍向往城市，有回乡意愿的仅占7%，但现实是在城里买房的仅占0.7%，这两个“7”的巨大反差，值得深思。由于各方面都不愿意支付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化所需的成本，大多数农民工来到城市之后，无法实现“能力再造”，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卫生服务、教育等方面权益，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事简单的、机械的、低水平的劳作，通过出卖体力和青春换取在城市稍作停留的机会。一旦没有体力可出、青春可换，那么“回家”也就成了农民工唯一而又无奈的选择。“用之而不养之，用之而不护之，用之而不留之”。这是农民工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历史宿命。他们回到家乡，多年的打工生活使他们荒废了务农技能，不会务农，也不想务农。当年他们进城打工，或为挣钱盖房子，或为子女挣学费，或为家中病人挣药费，而今体力耗尽，两手空空，社保也没能覆盖到他们身上，辛苦半生，裸身老去，后半生谁来为他们买单。这个群体未来还将面临一个最严峻的现实是职业病问题。全国有两亿多职业病患者，主要是农民工群体。一份调查显示，85.7%的农民工职业病患者都在自己的家中死去。在人生面临生与死两大关头的关键时刻，身在何处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在家还是在医院是生活质量的根本体现。社会上将看得见的流血的伤叫“红伤”，看不见的不流血的伤叫“白伤”。第一代农民工所患“白伤”，目前尚处于隐形阶段。如果若干年之后这些人职业病高发，打工挣的钱也已花光，那不光是个人的痛苦，更是家庭的负担、社会的包袱、政府的责任。上亿患者对农村、农业的拖累，今天很难想象出会是怎样的结果。
九、盼得利更盼便利
“给物给钱不如给个方便”，这是当下广大农民群众最强烈的呼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让农民群众获得更多物质利益的制度创新。从大包干到发展乡镇企业，从税费改革到粮食直补，从农民进城到合作医疗，着眼点旨在给农民更多的物质实惠。时至今日，让农民“得利”的文章还应继续，但他们当下最希望得到的不仅仅是钱物，更在于方便办事的制度供给，简捷便利的政策消费。审批万里长征图，让每个人望而生畏，何谈创业创新！让人提供“你妈是你妈”的证明材料，已经荒唐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让群众“得利”到使群众“便利”，把“得利”寓于“便利”之中，这是适应群众新需求，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转折。安徽亳州市根据这一制度需求逻辑，探索出一整套方便群众办事，提供24小时全天候受理、360度全方位服务的“一路通”制度模式。从根本上破除了农民办事难的制度性障碍。
他们历时数月，组织数百人对市县乡各级政府的权力进行彻底全面清理核准，共排出可网上办理的行政和服务类事项3307项，并对这些上网事项一一对应制定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事项和追责处置。他们将办事流程建立规范化模式，并制成运行图和办事指南在网上发布，群众只需按图索骥，不需跑路，不需找人，在家或世界任何有互联网的地方都可24小时申办。事情办结，由政府出资通过快递公司及时送达本人，不收任何费用。他们的目标是实现“七零化服务”，即服务范围零盲区、服务半径零距离、服务对象零见面、服务获取零花费、服务程序零缺陷、服务效率零误时、服务质量零投诉。
亳州市利用互联网技术，创建起一个新制度的平台；运用互联网思维，挖掘出新制度的红利；开发互联网智能，让网络生成的新制度管人。这一创新实践，摸清了政府权与责的底数，建立了没有扯皮推诿的制度体系，规范了干部行为，走出了群众办事“四难”（门难进、人难见、话难听、事难办）的困境，设置了杜绝滋生腐败的屏障，找到了融洽党群干群关系的良方，重塑了党和政府的威信，重建了乡村社会的秩序，激发了人民群众创业创新的活力。为深化农村改革树立了新样板，为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开辟了新途径，为优化基层政治生态构建了新机制，为科层化服务变扁平化服务开发了新领域，为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打开了新视野，为规正社会“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供了新思路。是体制改革的创客，是制度创新的典范。财政应在全国大力推广亳州样本。
十、保安全更保主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的饭碗里必须主要装中国人自己的粮食”。粮食安全的前提是种业安全，种业是农业的基础产业，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是种业现代化。
当今控制世界有“三金说”，货币是黄金，石油是黑金，粮食是白金。发达国家正以“白金战略”，从源头上控制别国粮食安全、粮食主权。
美国在种子问题上有着极强的控制力。2013年，世界销售排在前十位的种子公司中，美国占4席，第一、第二、第七、第九位种子企业都在美国。2013年，世界最大的转基因种子公司孟山都总收入149亿美元，毛利77亿美元，利润率高达51.7%。中国7000多家种子公司不及美国一家，美国杜邦先锋的玉米种子占世界销量的80%。我国是大豆的故乡、大豆的原产地，但是我国大豆已被美国转基因大豆击垮，基本上全军覆没。目前，进入我国种业的外资企业已有20多家，他们均以强劲的势头挤占我国种业市场，挤兑我国种业发展。种业主权已经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高度关注。日本、印度等国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种子帝国控制，争取种子民主。欧盟诸国也纷纷出台法案，防止种子被殖民化。
转基因种子是种子帝国实施种子殖民化的关键手段，这是被美国人称为“屠龙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从1962年就开始研究转基因，到现在已有50多年历史。基因编辑器具有删除、添加、激活、抑制等多种功能。美国目前的技术可以使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能实现转基因化。转基因是技术，是不是科学还有待验证。技术就带有主观性，科学才具有客观性。人类追求真善美，自然科学解决真、人文科学解决善、艺术科学解决美。转基因属于自然科学，只能解决真，是把双刃剑。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于转基因问题必须坚持“研发要深入，推广要慎重”的方针。
要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就必须把种业紧紧握在自己手中。种业必须上升到国家理念、国家意志、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谋划，加强基础研究，加大种业科研开发，急起直追，向种业强国挺进。（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