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经常会有一些政策新表述新说法。我们刚刚在纽约参加经济对话，有一些老外就跟我们说，你们很擅长“变换说法（slogan change）”。后来想一想，政策说法多确实是中国转型期一个特点。比如说最早的改革开放与经济特区就是一个开创性新说法，沿海开放大进大出是又是一个新说法，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这个新说法，龙永图先生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这个新说法根本没法跟外国人对话。当然从我个人的观察，大家或许会有同感，并不是所有说法都有这样力透纸背的重大实践意义，也有特定时期很好的政策表述，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十分有效实施，未能充分转化为政策行动。因而对于新的政策说法，不能一概而论，而是需要分析其提出背景和逻辑，是否有后手切实行动跟进落地，这也是我们十多年《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的重要内容。
去年年底中国决策层有关今年工作方针又有一个非常大的新说法，就是要在适度地提升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新政策方针在媒体、社会就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议论与评论。我想谈谈如何“理解结构性改革”。
我觉得从过去十几年的经济政策和形势的演变来看，过去几年宏观经济走势基本特点就是它正在经历双重调整。一是周期世纪初经济景气扩张取得成就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矛盾需要调整，大体属于周期性调整。二是种种原因造成我们的结构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向前走，属于结构性调整。这样一个双重调整，这几年做下来，我觉得已经到了最关键、最困难，某种意义上也是最后的阶段。新近提出结构性改革方针措施，特别是上个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措施，如果能有效落实的话，对于推进双重调整有望发挥积极意义，当然也会是伴随阵痛的过程。
每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来年工作任务，过去十几年有关经济工作任务内容设定存在挺有意思的演变轨迹，清晰体现出结构性改革其实是十八大以来经济政策重心逐步演变调整的延伸。我把2003年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会议的任务最重要三条挑出来观察比较，在2003-2012年十年间第一项一直是宏观调控，第二项十年中有九年是三农政策，另外一年是结构调整，第三项九年是结构调整一年三农政策。十八大以后2013年、2014年经济工作要务设定内容跟此前十年比较既有衔接也有变化。2015年10月底和11月初对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密集宣传讨论告一段落以后，迅速就切换到我们现在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题。在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第十一次会议上就提出了这个方针，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全面阐述这个方针，提出了明确的思路，并全面部署了五大政策支柱，这里面也包括宏观政策需要扩大总需求，特别是财政政策需要发力，更加积极的一个具体的方针和要求，最后它重点内容就是五大主要任务。
这样一个政策的演变，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结构和周期的双重调整。
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我们说高增长，实际它是有周期的，基本有4次下行的阶段，三个完整的周期，我们现在是在第四个下行阶段的底部，或者说是在最困难的阶段，这次下行调整时间可能是最困难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周期定位。
为什么这个周期会这么长呢？我们有专门研究报告讨论这个问题，简单概括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是本世纪初前10年中国经济总体高速扩张，出口年均增速高达25%上下，诱致企业部门对外需过于乐观预期并通过过量投资导致目前较大规模产能过剩需要调节。第二是在新世纪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的物价表现出现新特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货币扩张偏快主要表现CPI价格上涨，新世纪初年不仅表现为CPI上涨，还会表现在资产价格飙升并通过局部资产泡沫化形成过高杠杆与金融风险。第三是宏观经济过度景气扩张与通胀派生调整是普遍规律，但是本轮调整路径有新特点：虽然失衡调整从2007年下半年已经开始，然而由于遭遇外部危机冲击我们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在取得积极成效同时也使得本需调整矛盾进一步加剧，使得后续调整变得更为困难与复杂。
另外与周期调整叠加的结构调整也至少有两方面特点，一是要素价格上升和实际汇率趋势性升值，使得我们早先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大范围调整。这几年来深圳和东莞多次看企业，在东莞尤其能感觉到外向型加工贸易为主导地区产业调整是非常艰苦过程，现在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二是增长动力转换。过去我们经济周期回升过程，重工业部门集群如钢铁、煤炭、电力往往发挥重要作用，今后这些大个头行业仍有发展空间，然而由于其数量和外延扩张已经达到或接近峰值，其整体增长带动作用将会相对大为减弱，使得我们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难度更大。
但是这一轮调整和过去几轮相比也有它的优点。一是虽然经过几年下行调整，民生形势仍属稳定，背后是劳动力就业、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仍较快增长。二个就是进口产品价格降低了，大宗商品价格降低了，贸易条件大幅改善，GDP增速下降不同程度被GDI（实际国内总收入）增速上升抵消。第三个是十多个中西部省市区经济增速较快，形成经济下行调整期弯道追赶局面，有可能形成新一轮中国经济的新地理革命。
给定上述形势和双重调整客观需要，不难看出新近推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内容具有现实针对性。例如产能过剩调整是周期调整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产能过剩比较严重部门产品价格较大幅度下降，伴随其利润和投资增速下降甚至负增长，发挥过剩产能增量抑制调整功能。然而最终实现产能过剩调整目标需要一定程度退出加以实现，这就需要突破不利于企业退出和资源重组的体制和政策障碍。这次结构性改革政策第一条任务就是要“去产能”，特别重视通过允许、协助失去市场自生能力企业退出，为此部署了一系列新政策措施，很有现实针对性。另外把房地产减少过量库存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扶持新市民结合起来，把结构性长期目标和周期调整目标结合起来。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两类金融风险。一类是常规性与经济周期转变相联系的金融风险，过去你扩张时期有好多负债，水落石出以后，它会表现为银行坏账。还有一类是借助于互联网金融市场渗透力空前提升，某些缺乏可持续性甚至明显具有庞氏融资特征融资模式快速扩大带来的风险，需要通过针对性政策加以防范和化解。另外是为企业降成本，早先较多讨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本身是必要的，然而现实生活中企业成本过高表现在制度交易成本、电力成本、物流成本等等，我们去年调研几个地方也看到有关案例。结构性改革部署五方面降成本措施很有必要。还有一个是补短板，体现“产业政策要准”的政策方针。其中有一条鼓励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去年来深圳短期考察，了解到深圳投资增长有一个结构特点，就是技改投资增长较快，显示从早先比较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增长方式转变。
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上述观察讨论可以提几点判断。
第一，结构性改革与经济学供给学派学说与政策不无交集，然而无论从基本立场还是具体内容看，中国政策具有实质不同内容，二者不好简单划等号。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中国经济政策的最新表述，但它不等于说跟中国过去的改革开放实践的实质内涵没有关系。我们过去讲改革开放，引进开放性的市场制度，我认为这就是最大的供给侧改革。提高效率，释放活力，深圳发展可以说是供给侧改革成效的典型案例。、
第三，结构性改革包含一些产业政策要素，体现“产业政策要准”的取向要求，然而不等于回到早先主要用政府产业政策调结构的老路，更不是要回到什么“新计划经济”。调结构的第一位主语应该是市场和企业，这在深圳是看得最清楚。企业根据市场信号引导，市场竞争激励机制推动，无时无刻处于演变之中并在经济整体层面表现为结构动态调整过程。当然政府产业政策也能做引导作用和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
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适度扩大总需求相得益彰，并非放弃或否定市场经济条件下总需求管理与逆周期调节，也不是要一味采用紧缩措施应对当前形势。最近中国决策层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政同时重申“宏观政策要稳”政策方针，要求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力度与“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要求实施稳健灵活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可见供给侧改革与总需求管理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互配合。
几点建议。第一是总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条件的相互配合。重视股市、汇市的波动互动风险，重视应对内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互动风险，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宏观环境。第二是重视结构性改革和对劳动市场的影响。企业退出应优先考虑员工合法利益，报告清偿企业欠发员工工资等。第三是考虑加快推进农地体制改革作为配套措施。第四是重视我国粮食政策第四次相对过剩调整的影响。
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提高政府有关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认识与执行力，引导企业界和全社会准确理解其科学内涵与意义，着力解决好政策落地必然会涉及的诸多复杂矛盾与问题，使这剂经济政策良方真正发挥其积极成效，避免出现“雨过地皮湿”实施不到位甚至“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的不利局面。
结构性改革是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主动调整进入新阶段标志，我们改革初期就有一次经济主动调整启程。那次调整是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政治家主导下推进的。考虑到当时决策层和社会上对认识不统一对主动调整带来困难。1980年11月陈云针对调整耽误发展时间论发表意见，他说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现在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了不得。他强调指出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调整后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邓小平也强调，如果不调整，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
中共决策层由此重建主动调整“要退够”的共识。调整“退够”方针实施结果，确实伴随经济增速从1978年约11.7%回落到1980年7.8%后，进一步下降到1981年5.2%，代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第三个最低年度增速。然而由于主动果断调整较好地阶段性化解当时过度扩张失衡矛盾，同时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开放政策极大释放被抑制的社会生产力，中国经济在1982-1988年迎来前所未有高增长，七年年均增速高达11.5%左右，是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增长总体最为强的七年。
目前形势与1979-1980年已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可以也应该在保持中高速增长同时推进和完成调整。然而当年改革者面临困难与选择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在特殊环境下经济政策仍需准备接受短期较低增长率以着力解决周期与结构失衡矛盾，并通过供给侧改革为未来稳健高速增长创造条件。结构性改革政策提出，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再次面临关键抉择，意味着2016年是我国经济双重调整攻坚之年、阵痛之年、有望突破并最终走向成功的关键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