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轮危机前20余年的全球“大稳定”时期，除了“新新古典综合”曾掀起过几朵浪花，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是相对缓慢的。由于经济持续繁荣，宏观调控也乐得“无为而治”。2007年危机以来，宏观经济理论固然仍然在细节上缓慢变化，但宏观调控的实践却明显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准确判断形势并对症下药，是反危机实践中的亮点之一。
众所周知，宏观调控的金科玉律是“逆风向而动”。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如果我们没有对经济运行之“风向”的性质和特点有深透的了解，政策效果事与愿违是极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在调控的实践上，我们至少需要区分出三种情况。倘若判定经济波动源于某种短期冲击，例如石油或大宗产品价格异动，宏观政策应遵循“不过度反应”的准则。如果判断经济波动源于周期性变化，那就应当动用反周期的调控手段。确定增长率、物价、就业等宏观变量的“合意水平”，并采取各类调控手段使上述变量保持稳定，借以“熨平”波动，是应对周期波动的宏观调控的基本格局。如果认定经济的波动呈某种长期趋势，使得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和资源利用能力长期偏离其当前的均衡位置，宏观调控应当采取比较剧烈的手段。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社会公众迅速产生新的预期并尽快适应新的格局，形成调控当局所希望的一致行动。美国经济恢复在发达经济体中领先，与他们的宏观调控见机早、动作快密切相关。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标志着我们正面临一种趋势性转变的大格局。面对如此变局，我们的宏观调控应当清晰、简单而明快。如果在态度上“犹抱琵笆半遮面”，措施上一点一点地“钝刀子割肉”，很可能会使社会公众的预期分散化，其效果可能事倍功半。
以公众容易感知的方式来矫正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发达经济体救助危机新实践的又一亮点。
传统上，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靠的是“货币幻觉”来发挥作用。其操作格局是：在保密状态下制定出调控政策，并在某一时刻突然向社会宣布。由于这项调控出乎大多数企业和居民的意料，必然对企业和居民的收入/支出格局产生冲击，必然使他们的现金流状况受到影响，面对此状，人们强烈感觉到调整经济行为的必要性并或迟或早采取行动，宏观调控因此达到预期目标。
依靠货币幻觉的传导机制很早就受到质疑，如今更不再被人提起。发生这种变化的实践基础，在于经济的信息化和市场的一体化。如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国内市场和全球市场，都是密切关联的，因此，任何一个市场中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会即时地影响到其他市场；互联网经济的深入发展，更使得信息几乎可以即时获得并有效传导。在这种条件下，企业和市场所获得的信息不会少于宏观调控者，他们有关宏观调控的手段、传导、时机和目标等等的知识，十有八九会超过决策者。换言之，企业和市场完全可以理性地预测到调控者的各种政策及其可能产生的冲击，从而预先行动，使得调控政策“失灵”。
面对这种格局，宏观调控的要义是“说实话”，是与市场“互动”，以期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和配合。也就是说，透明度和可信度，如今是决定宏观调控成败的两个最关键要素。例如目前，美国正在同我们上演透明度这出戏。美联储早在两年前就宣布要加息，并公布了加息的理由，市场也早就据此进行了调整。到了开会议息之时，又可能有人举出市场走势的变化和若干指标的偏离，声称加息时机尚不成熟，如此等等。在近两年的时间内，美国的调控当局同市场、同全球反反复复地博弈。经过这样的过程，等到加息决定真正做出，其影响也就没有那么剧烈，因为所有的政策影响都已经产生，所有的调整也均已进行完毕。
这一例证告诉我们，在市场化一体化、均匀化，在市场信息高度透明化的情况下，调控者和被调控者之间的关系是合作博弈，他们之间反复“对话”，反复“协商”，最终共同实现调控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决策者的可信度，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决定调控政策成败。
长期以来，我国宏观决策似乎是个“保密”工作，决策依据和决策过程等亦不大对外公开，政策的调整也大都选择在周末，调控政策的实施还局限在一定范围内的层层“传达”。我认为，在高度信息化的互联网时代，这种决策机制也应与时俱进了。我们高兴地看到，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闭幕后不久，会议的各项主要文件和领导讲话便已全文面世，这说明，我国的宏观调控机制正与时俱进，迈上了新的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