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再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它想要重获过去数百年里所享有的那份尊重。
马修·博尔顿是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时的合伙人，也是18世纪最伟大的实业家之一。他坚定不移地认为，英国首次派大使团出使中国意义重大。“我觉得，”他在给英国东印度公司秘书詹姆斯·科布的信中写道，“把我们的产品引入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现在就是最佳时机。”
鉴于1793年乔治·马嘎尔尼使团出使北京这一巨大机遇，马修·博尔顿指出：“应当从我们所生产的装饰型和实用型产品中，挑选出各种样品带去中国。”通过向中国的皇帝、朝廷及百姓展示这些样品，中国人想要什么，马戛尔尼使团就能知道。然后，博尔顿建在伯明翰的各家工厂以及其他产业的朋友们，就会开始为赶制前所未闻的大订单而加班加点，这样对所有人都有益。
然而事与愿违。乾隆皇帝虽然收下了马嘎尔尼的礼物，而且还非常喜欢其中的一些物件——一艘装备有110门火炮的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它似乎最得圣心——但乾隆只把这些视为朝贡的一部分，并非贸易。在中国朝廷的眼里，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使团出访和那些前来朝贡的朝鲜、越南使节如出一辙，是礼部赐予了他们向天朝上国统治者表达尊敬爱戴之意的机会。（理藩院负责接待亚洲内陆地区那些较为落后的外国人）
因此，对于马嘎尔尼的提议即真龙天子与国王乔治三世是平等的，乾隆皇帝一概不予接受。他声称自己对英国的礼物很满意，尽管礼物普通，但却是来自千里迢迢之外的祈求者。他并不认为，这次访问将是一种新型贸易关系的开端，而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马嘎尔尼曾请求中国开放更多的贸易口岸（东印度公司只限于在广州贸易），并且在北京设一仓库。这些请求都被断然拒绝。那时的中国与夷人在各方面都有来往，并没有像日本那样将世界拒之门外。但中国还不知道，其实那些蛮夷也有诸多借鉴之处。
回首过往，对中国而言，更为积极地参与到海外事务中去也许不失为上策。当时的中国并不知道，欧洲正蓬勃开展着一场经济、科技和文化革命，并影响着世界上其他地区。而随后崛起的殖民资本主义将是中国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马嘎尔尼所访问的中国曾一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政治实体（虽然有几个时期经历衰败和遭受侵略），也是两千年来最繁荣的经济体。但是，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所有这些都将逆转。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社会，受尽屈辱，穷困潦倒，又因国内战争与革命而变得四分五裂。
如今，尽管中国已然变为马嘎尔尼当年所希冀的那样：一个渴望拓展贸易的相对开放的市场。再借用博尔顿的话，把中国产品引入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过去的这二十年是最佳机遇期，它为中国带来了举世瞩目的繁荣。从购买力的角度来看，中国重获其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是势在必得。一方面，中国还有亿万人处于贫穷之中；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21世纪的国家，拥有诺曼·福斯特所设计的机场，还有闪亮的太阳能电站。中国又向月球表面发射了月球着陆探测器，希望下一步能将人送上月球。
如今的中国非常向往一些东西。总的来说，中国清楚它要的是什么。在国内，中国人民渴望经济的持续增长，领导人则希望经济发展能够带来国家稳定。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又希望重获与本国地位相称的尊重与影响力。因此中国希望维持现状——希望利于发展的各项条件持续不变——但与此同时，它又想自己有所改变。
无论如何，一方面谋划着要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又要维持原状，实在是一项进退维谷的任务。中国领导层努力控制着一个经济、社会都高速发展的中国，他们已在设法解决国内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巨大矛盾，这使得任务更为困难。
苏联在改革后解体。这一先例教给中国领导人的，不仅仅是政治改革的危险性，还有对于美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中国渴望重新崛起，而美国则决意不让中国的崛起梦危害到自身及其盟友的利益（对于该如何回应还不清晰），综上所述，你会感到，这是一场不太明朗的对抗。
（编译：蒋怡颖，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为报道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