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在传承延续诸多规律性变动的同时，因人口、技术、生产方式、思想观念、各国国内治理和互动交往形式等因素快速变化，特别是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深入塑造作用，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趋势和新形态。
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不断调整内外战略和政策，世界格局和秩序面临重塑。正确认识当前国际战略形势变化特点，准确把握其发展走势，对我们完成“十三五”规划、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多极化趋势增强国际和地区格局变化动态
世界多极化，实质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分布从一个中心向更多中心扩散和聚集，以及中心之间的力量对比差距缩小和平衡度增加。
从百年以上时段看，多极化趋势就是自近代以来欧美作为世界中心的主导地位相对下降，亚非拉地区的影响力相对上升；从战后70年时段看，多极化趋势就是西方国家主导的殖民体系瓦解，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冷战后25年时段看，多极化趋势就是美国“一超独大”地位相对削弱，其他大国及地区强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
从这个意义上和不同时段来看，世界多极化趋势已不可逆转，目前正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持续深化。
从全球范围看，尽管中、俄、巴西等国经济增速开始不同程度放缓，西方主要国家逐步摆脱金融经济危机且经济增速加快，但从整体上看，以西方七国（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为代表的传统发达国家和以金砖五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之间，总体力量对比差距缩小的态势仍在继续。
在实力变化方面，2007年至2014年，“西方七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比例从54.82%下降为45.68%，外汇储备总和在世界外汇储备总量中所占比例从22.92%下降为13.24%，军费开支总和在世界各国军费开支总量中所占比例从61.67%下降到48.81%。
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继续保持群体性崛起态势。2007年至2014年，“金砖五国”GDP总和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比例从13.79%增长为21.82%，外汇储备总和从17.73%增长为28.33%，军费开支总和从12.88%上升到21.54%。
在国际影响力方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参与度，及其在地区和国际机制创建和变革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大。
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等多边框架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积极开展合作，话语权扩大，影响力增强。“金砖五国”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落实2010年通过的投票权改革方案，并于2013年4月在南非德班峰会上宣告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2015年6月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中国上海挂牌成立，对进一步完善多边开发融资体系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相形之下，美国作为“一超”的综合国力虽依然突出，但对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演变的主导力进一步削弱，与其他大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加之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特别是叙利亚危机愈演愈烈、“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威胁不断增加、乌克兰问题陷入僵局等等，都使美国独掌地区和国际局势的意愿、决心和能力有所下降。
在“一超”与“多强”之间综合国力差距缩小，“多强”之间国际地位均衡化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印度等“多强”依托各自区域发挥优势，积极维护提升自身地位和影响力。
巴西、澳大利亚、韩国、印尼、土耳其、伊朗、南非等“中等强国”，自主发展的意愿和能力也不同程度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越发活跃。在乌克兰、叙利亚、阿富汗、伊核、朝核等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上，中、俄、印度、伊朗、土耳其、沙特等国影响力持续上升。
随着非盟、阿盟、东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拉美共同体等区域合作向前推进，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此外，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也凭借各自优势，对国际和地区事务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给大国的地位和作用造成制约和冲击。
二、大国战略竞争多维度加剧
面对多极化趋势深入发展，世界主要战略力量加快调整内外战略，力求明确定位，累积和发挥优势。
美国大幅强化近中期战略谋划，力图紧握世界发展和国际秩序转换主动权，确保其全球领导地位。
在经济社会领域，积极推进金融、教育、科技、医疗、移民等一系列改革，实施“再工业化”和能源自给等计划，与23个经济体（共50个国家）开启服务贸易协定谈判，与欧盟进行“跨大西洋全面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谈判，与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新西兰、智利、墨西哥、秘鲁等11个国家谈判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力图主导制定新的更高标准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
在政治外交领域，强调继续发挥全球领导作用，注重借助同盟和伙伴力量，在地区战略中更多采用“离岸平衡”和借力打力策略，对打压对象更多使用经济金融制裁和多边施压等政策措施。欧盟在应对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气候变化、难民危机过程中，力图通过强化内部整合，穿越“转型时刻”迈向一体化建设的新阶段，确保作为世界力量中心一极的国际地位。
俄罗斯在应对乌克兰危机的同时，继续推进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强化对前苏联成员国的掌控，巩固周边战略依托，积极促进与亚太地区合作，注重借助“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提升和保持国际影响力，利用伊核问题、叙利亚危机和打击“伊斯兰国”等运筹俄美欧关系。
日本奉行安倍经济学确保经济大国地位。军事上从武器装备研制买卖、军费投入、安保体制和法案修改等多方面大幅加强军备建设。
外交上推进“地球仪外交”，大力强化与美国、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越南、印度等国安全合作，增加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援助，再度联合德国、印度、巴西力争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向政治大国迈进。
印度对内推进经济改革，加强航空航天开发、国防建设。对外以强化对南亚和印度洋主导权为基点，积极推行大国平衡和强势周边外交，努力寻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大国心态和相应外交路线不断凸显。随着上述各主要力量的战略调整，大国之间总体上竞争合作并存交织，在增进合作的同时，竞争面不断扩大。
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社会矛盾治理、政治模式创新，到国际定位的矫正确认，对外战略的设计谋划、实施路径选择和政策策略应用，渐成全方位竞争态势。
从战略层面看，大国竞争在两个维度上表现最为突出：一是围绕亚洲及其关联的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缘战略碰撞加剧。为了在2020年前后全面掌控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到印度洋和南亚的弧形地带，支撑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在中东（西南亚和西亚）和亚太之间进行“再平衡”，一方面适度减少在中东的投入，组建全球反恐联盟打击“伊斯兰国”，对叙利亚危机加以控制而非设法解决；
另一方面大幅增加对亚太的关注和投入，特别是着力加强在中东与亚太连接部位(中亚、东南亚和和西南太平洋)的力量部署。受美国战略调整的刺激和推动，其他战略力量也纷纷聚焦这一区域，加大力量投放。欧盟强调发展与亚洲国家关系，英、法、德等国均更加重视并不断推进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国家关系。
俄罗斯明显增加在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外交和军事力量部署，大幅强化与叙利亚、印度、越南等战略支点国家合作，积极介入并发挥伊朗核问题和叙利亚危机的地缘战略杠杆作用。日本搭乘美国地缘战略部署调整便车，顺势强化与美盟友伙伴的政治安全关系，变换政府开发援助和经贸合作方式，加大对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的力量投入。
印度在强化对南亚和印度洋主导地位的同时，北上介入中亚、西向加强与中东国家能源经贸合作、东进强化与日本、澳大利亚、越南等亚太国家合作。二是军事战略竞争扩展深化。
随着世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武器装备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趋势增强，太空和网络空间成为新的战略竞争制高点，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主要国家积极调整安全战略和防务政策，加紧推进军事转型，重塑军事力量体系。
美国不断翻新军事概念，从“空海一体战”到“第三次抵消战略”，再到“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力图实现平衡威慑大国、瓦解暴力恐怖势力和提升盟友能力三大军事战略目标。为此，美国着力发展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完成全球反导系统部署，强化核威慑和网络威慑能力，加紧研制智能化武器、电磁武器和激光武器等，确保绝对军事优势。
俄罗斯继续谋求在潜艇和导弹等战略力量方面的传统优势，同时依据《2020年前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坚定推进军备升级，把提高机动性和快反能力作为军队改革方向的核心。日本大幅调整安保政策，加强军备力量建设，用“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增加军费开支，签署《日美安保合作新指针》，强推通过安保法案，全面突破集体自卫权和自卫队海内外军事活动范围，大步逼近军事大国目标。
印度连续多年大幅提高国防预算，加强海陆空战略力量建设，不断扩大对外军购规模，加强与美、俄、日、法、英等国军事技术合作。
三、国际规制加快调整演化
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力量分布的变化势必要求国际规制做出相应调整，加之全球性问题威胁上升，地区热点难点问题负面效应外溢，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的需求进一步凸显，推动现有国际规制进行调整以适应新需求，同时催生了新的国际规制，推动国际规制整体渐次向前演化。
在全球层面，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规制，历经70年国际风云变幻后面临的变革呼声强烈。2005年，联合国成立建设和平委员会，用人权理事会取代人权委员会，改善和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并开启安理会改革进程。2009年，有关安理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正式启动，各方围绕改革方案、扩大后的安理会与联大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
2015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国际社会要求联合国在和平、发展、人权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声愈加强烈，“四国联盟”（日本、德国、印度、巴西）继续加大外交力度，要求改革安理会，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与此同时，联合国框架下的专门性国际机构变革逐步展开。
为体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权重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10年通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约6%的份额，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40个国家批准了改革方案，但由于美国国会至今尚未批准而难以落实。
此外，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力图通过已经达成的TPP、正在谈判的TTIP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力求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外形成一个“全覆盖”和“高标准”的经贸规则体系，确保对其他双边和多边经贸安排的优势，主导国际经济规制的演变。
在大国合作机制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催生的二十国集团（G20）已成为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和开展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
八国集团（G8）则因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而逐出俄罗斯，变成七国集团（G7），成为西方国家协调政治、经济、安全立场和加强合作的重要机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下降。“金砖国家”则从概念走向现实，从四国峰会扩展为五国峰会，从经济金融领域合作向政治安全领域合作扩展，并朝着兼顾有效务实合作和机制化运转的方向发展。
在地区合作机制方面，非盟自2002年7月正式成立以来，作为由53个成员构成的覆盖整个非洲大陆的合作机制，正在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向共同维护地区安全方向发展，政治整合和安全建设力度增大。
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自2011年成立以来，拥有33个成员国，已形成“四驾马车”领导机制，促进地区经济合作和政治协调。东盟不断推进自身一体化建设，力求在2015年建成经济共同体，进而到2020年建成由“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三大支柱支撑的区域性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经过15年的不断成长，从安全领域向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扩展，各方面合作均在深化，地区影响力不断提升并向外辐射，未来如将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吸收为正式成员，其作为亚洲中心地带最重要的多边合作机制的牵动力将进一步增强。
欧亚经济联盟在俄罗斯大力推动下坚定起步，已发展为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五个成员的合作机制。此外，东盟与中日韩（10+1)、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等跨区域合作机制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四、中国与世界互动呈现新形态
为了有效发挥资源税在促进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方面的调节功能，针对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应当加快推进资源税改革，相关的配套措施也应及时跟进。
在世界多极化持续深入发展、国际新旧规制交织重构中，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尤为显著。这既得益于亚太地缘板块在全球地缘战略格局变动中更加重要的托举效应，更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持续快速增长的深厚基础。
站在新的高度和前行起点上，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开始呈现两个新特点：一是双向互动日趋平衡。
如果说之前世界对中国的影响远大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那么如今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正在快速增大，不断接近甚至超过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从过去的吸收借鉴和被动接受，发展为越来越多地展示自身理念、提出主张、增加贡献和主动塑造。
在经济发展方面，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同期吸引外资规模大致持平（仅差35.6亿美元），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望超过同期吸引外资规模。到2015年上半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达到30%左右。
“未来5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中国迄今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国将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中国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
随着新一轮对外开放全面展开，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国对周边乃至更广阔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拉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大。在政治外交方面，中国围绕世界发展方向、国际体系变动、全球性挑战、地区热点难点问题，不断提出新的主张、方案和建议，并率先垂范，积极落实。
2015年6月，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
中国积极开展穿梭外交，推动朝核问题有关六方重启谈判，为伊朗核问题谈判进行斡旋并提出建议，邀请巴以领导人访华，并劝和促谈，邀请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代表访华，推动寻求政治解决，等等。在安全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承担的维和费用摊款从3.15%增长到3.94%，位列世界第七。
中国派出的维和官兵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最多，1989年以来已派出3万余人次参加了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2015年驻守世界各地的维和人员就有3100多名。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大讲话中宣布：“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
二是相互作用向规制层面扩展深入。中国国内推进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全面推进法治建设，需要考虑国际因素，特别要兼顾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合法存在、日益融入且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元素，例如法律的修订制定和实施、经济社会文化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完善等。
也就是说，中国国内规制的改革创新需要放到开放条件下和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融合的环境中进行。中国在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同时，推动国际规制变革以适应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的新形势，增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在全球层面，中国一向支持联合国在各成员国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逐步推进联合国改革。中国支持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创建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进行相应改革。
在地区层面，中国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国还决定在未来五年内，向非盟提供总额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
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这两个新特点，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内部因素，即国内的全方位改革发展及在世界中的角色定位和行为选择，外部因素对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影响将进一步降低。
五、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形态渐显
中国对世界的输出性影响增大，同样体现于中国在中美关系中的主动性增强。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浓缩了一超与多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发达大国与发展中大国、资本主义大国与社会主义大国、全球大国与具有重要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等多重特性，既空前复杂更十分重要，其互动走向不仅直接牵动地区秩序、国际格局和全球未来，而且决定性地影响中国“十三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国际战略环境，甚至影响着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整体状态。
2013年，中美共同作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抉择。两年多来，两国由于文化传统、发展阶段、地缘政治经济等因素差异，所形成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和推进器的经贸合作负面因素上升，双方在国际秩序和地区格局层面的分歧不断凸显，使两国面临着竞争失控、走向对抗冲突的风险。
与此同时，正是预见到了这种风险的存在及其后果的难以承受，两国领导人都明确把不冲突、不对抗确定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和首要原则。
尽管美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和内涵持有不同看法，领导人在讲话中对此概念也提及不多，但在实践上，美国把对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作为其“亚洲战略的核心支柱”和“更大范围的亚太战略的关键要素”，认为中美关系不是一种零和博弈，双方有足够大的管控分歧的能力。
这表明美方已把不冲突、不对抗作为对华关系的底线。由此可见，在中方的积极推动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逐步呈现新的形态，这个形态具有四个突出特点：一是加强合作共赢，逐步改变两国关系的结构和性质。习近平主席指出，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
这是两国在全球化相互依存时代，双方在全球、地区和双边等不同层面利益日趋交融等情势下，发展关系的必然要求。中美在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框架下确定了246个合作项目；在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达成49项重要共识，确定了一系列合作项目。这些合作共识和项目如果能够得以落实，将为双方整体关系的发展提供巨大推动力。
近年来，中美在伊核问题谈判、推动朝核问题谈判、打击“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势力、应对埃博拉病毒等方面展开积极合作，2014年和2015年，两国连续发表有关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并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确立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新标杆，这些都充分展示了中美在全球治理合作方面已经取得的新亮点，以及未来合作的巨大空间。
尽管这些合作尚不足以改变中美关系的结构，更难以消除两国在政治、军事、安全等领域的重大分歧，但随着此类合作进一步增多，中美关系的结构和特质势必发生变化，至少将改变双方对矛盾分歧的看法，启发解决问题的新思路，降低发生冲突对抗的可能性。
二是不断完善机制建设，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2013年以来，中美领导人除了在国际多边场合举行双边会谈，通过热线电话直接沟通、特别代表传递口信等之外，每年都举行会晤，这不仅为两国关系定调并提供顶层指导，更有助于增进双方战略互信。在首脑会晤指引下，中美已相继建立了近百个沟通合作机制，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处理各领域问题和促进合作。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双方对现有机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并提议新增多个对话交流机制。上述机制将明显提高两国关系的机制化水平，为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和促进各领域合作进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
三是强化意愿和实际努力，提高危机管控能力和水平。由于中美在国际秩序、地区格局、地缘政治、军事战略等方面的差异性和竞争性日益突出，美国在战略焦虑感驱使下加大对华牵制防范力度，使得两国战略互信水平滞后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需要，双方在战略意图和敏感问题处理等方面存在误解误判的危险。
为此，两国基于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共识，明确表示要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对“燃点”低的问题加强预防性管理。一段时间以来，中美两军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就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中“空中相遇”附件和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中新增“军事危机通报”附件达成一致并正式签署，在风险管控方面迈出新的步伐。
在备受国际关注的南海问题上，双方支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同意继续就有关问题保持建设性沟通。在美方热炒的网络安全问题上，两国主管部门就共同打击网络犯罪达成共识，同意加强案件协查和信息分享，共同探讨推动制定国际社会网络空间合适的国家行为准则，决定建立两国共同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等。
上述机制和努力虽不足以消除和解决可能引发危机的问题和因素，却都将有助于预防和妥善处理两国间可能触发的危机，有利于保持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平稳推进。
四是大幅扩展人文交流，厚植两国关系社会基础。近年来，中美人文交流蓬勃发展，步入快车道。据美方统计，从2009年到2015年，美国给中国公民发放的旅游签证从100万人增长到170万人；在美中国留学生从10万人增长为27.5万人。截止到2014年，有49万名中国青年先后到美国学习，超过10万名美国青年在华学习，中国75所高校接待来访美国学者达1.2万人。
2014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宣布赴美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有效期由1年延长至5年，商务和旅游签证将延长到10年。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宣布未来3年将资助中美两国共5万名留学生到对方国家学习；美方宣布将“十万强”计划从美国大学延伸至中小学，争取到2020年实现100万名美国学生学习中文的目标；双方支持大学智库合作，每年举办中美大学智库论坛，在两国大学和教育机构间加强合作并推动公共外交项目；双方宣布2016年举办“中美旅游年”；中国文化部将与美国多家公共和私营文化机构合作，在美开展“跨越太平洋——中美文化交流合作项目”。
上述人文交流计划的落实，将有力推动两国社会更大规模、更广范围、更深层面展开交往。在新的形势下，中美两国如能正确把握和顺应时代潮流，坚持相向而行，不断确认两国关系的运行原则，不断厘清并矫正两国关系的发展路径和实施举措，就很有可能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迈向新阶段，使两国共同开创世界历史之先河。
这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实现和平与繁荣，也将为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实施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战略环境。
六、结语
未来五到十年，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的五个维度将进一步发展。但科技创新的突破及其应用、国际能源格局的深入调整、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经贸规则新体系构建、乌克兰危机和“伊斯兰国”威胁可能导致中东欧和中东地区格局变动的走向、美国新政府的全球战略调整、德国乃至欧盟整体的战略前景、日本在新安保体制下的对外战略变化、美欧俄和中美日印等大国的新互动等，都可能引发新的利益关系重组，甚至在局部造成矛盾激化和外溢，给国际战略环境演化增添曲折性和不确定性。这些是我们在研判未来形势发展走向时必须予以考虑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