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现实主义对于国际关系做出了经典性解释，认为国际政治即权力政治。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之后关于现实主义关于权力政治又产生了诸多范式，如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转移理论、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等。权力转移理论否认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均势有助于和平，认为工业化高度发达的当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加之其巨大的人口、资源等优势必定会崛起造成权力转移，而当这种权力对比接近对等甚至超越时，就会爆发战争。同样，霸权转移理论也认为权力均势不利于和平，国际体系只有维持金字塔形，顶端的是权力居于主导的主导国，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力集中者，国际体系才能稳定。这两种理论毕竟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缺乏科学的理论论证，尤其是其根本逻辑出发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者地位自居来研究谈论如何防止来自新兴崛起国家的挑战，可以将其归纳为“霸权性现实主义”。国内阎学通教授最近提出了现实主义另一个新的范式—道义现实主义，其对权力转移给出的解释如下：道义现实主义是强调政治领导力决定大国实力对比转变及国际体系类变的国际关系理论。[1]102意即此理论强调权力的转移更替的主要因素来自于一种被称为“道义”的因素，这种道义可归结为很多方面，尤其以政治领导力以及战略信誉为根本标志。道义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全新的中国本土学派就是解释崛起国与主导国权力转移一个学派。
一、权力转移的理论逻辑
古典现实主义代表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中说到，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总是在不断追求权力，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权力政治（强权政治）关系。大国崛起意味着崛起国的权力与霸权国的权力不断缩小，甚至在一定时期会取代主导国的权力。这就涉及到奥根斯基在其著作《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中提出的著名理论—权力转移理论，其如是阐述概念：“由于世界政治中国家实力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所发生的原有的主导性大国地位下降，而后崛起的大国地位上升、并获得主导性大国地位的权力变化过程”。[2]该理论出发点是在国际体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如何保持在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权力主导者地位，规避来自崛起国权力上升带来的权力转移所造成的冲击与挑战。那么何为权力？为什么会产生权力转移？对于权力的定义，奥根斯基认为，权力是按照自身的矛盾影响他国行为的能力。[3]20作者其人继承了汉斯，摩根索的权力政治思想，认为权力的构成要素包括财富、资源、人口等，随着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工业化进程加速，诸如中国等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国家由于其天然的人口数量等优势，决定了权力结构必然发生变化和转移。为此，奥根斯基在书中多次提及中国崛起，以中国崛起为例，强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遏制，从而达到维护自身权力的目的，可以说他虽是以表面上客观的口吻从国际关系的历史中寻找趋避挑战与风险的规律，但其受制于历史的局限始终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其中。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等级与分工各不相同，处于一个金字塔形体系之中，该理论最大的特点是认为权力本身是不具体的，只有将这种权力运用于其他行为体并加以影响时才具有意义，也就是说权力具有主观性（subjectivity）。基于这种特点，国际关系的本质即是权力之间的关系，国际间权力分配将直接影响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否。换言之，国际体系之间趋于战争的因素取决于如下几点：均势、超越与不满，尤其是一国对其获得的权力的满足与否程度将成为衡量和平与战争的重要变量。传统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均势有利于国际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权力转移理论则认为，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权力分配接近，特别是大国间权力再分配出现“持平”（power parity）趋势时，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是最高的。[4]19-26秉持这种观点的还有进攻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他认为无政府国际体系下国家首要的目标就是为了生存并不断争夺权力。其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说到：“取得地区霸权的国家常常试图阻止其他地区的大国续写他们的辉煌。话句话说，地区霸主不需要与之匹敌的对手。如果遇到这种可与之匹敌的对手，那么它就不再是维持现状的国家，无疑，它一定会竭尽全力削弱甚至消灭它的远方对手”。[5]45奥根斯基的观点与米尔斯海默的观点从逻辑上都认同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政治，权力分配差异尤其是均衡时会导致战争的危险。在《世界政治》这本书中，作者多次表达了其悲观的观点，认为美中之间权力分配的持平将会不可避免导致战争的危险，这种继承汉斯.摩根索的权力政治论的观点本无可厚非，可以此为根据强调的中国不断强大的权力会导致战争等的“中国威胁论” 或“中国崩溃论”就站不住脚了，因为这里此观点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变量因素，即“满意”与否，中国崛起过程中对于其获得的权力是否满意？同时，也忽略了战争爆发的综合可能条件，如战争成本、同盟关系等，可以看出，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并非严谨科学的研究，有着诸多缺陷，其起一开始就是抱着西方权力占主导并始终将如何保持这种主导地位作为其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因而不能完全拿这种权力转移来为国际关系寻找规律性解释，更不能拿这种观点为“中国威胁论”作为理论基础。诚然，这些都是造成中美结构性矛盾的理论原因所在，本文认为不能受困于这种权力转移所带来的有色镜像。
二、道义现实主义的权力转移理论逻辑
道义现实主义继承了古典现实主义的观点，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新范式，它是中国古代的王道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结合的产物，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如何取代现行现行世界主导国地位的，即世界中心转移的问题。[6]102与传统现实主义最显著的不同在于，它不是从维持权力而是从如何取代权力出发，这一理论侧重强调权力国家利益基础下的道义因素在权力转移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传统现实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忽视道义，长久以来，道义与权力已经构成了国际关系的一对基本矛盾。往往有以下几种极端：以是在权力政治国际体系中，丝毫不讲道义，认为讲道义将成为束缚国家争夺权力的绊脚石，信奉的是强权政治。不讲道义的现象在古代希腊城邦战争过程中即有所体现，雅典为了自身利益选择背弃盟约，干涉科林斯与科西拉的战争，这就是非正义的不讲道义的行为。其次则是将道义视为其利益或价值观念的等同物，打着道义的幌子为自身谋取利益，这一类的例子典型代表是美国，美国自称自己是世界上最讲道义的国家，对此米尔斯海默说到“这种道义优先的原则使得我们陷入各种各样的国际纠纷之中，也让我们显得更具侵略性。”[7]美国的道义究竟是否合国际规制的普世道义呢？那么就有必要理清道义的含义，道义出自《易·系辞上》： “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意指道德和义理，是维系和调整人与人关系的准则。此处可以引申至国际体系层面，指维系调整国家间关系的准则规范。前文所说的不讲道义或者以民族道义取代国际道义在此处是都是不科学的。
实际上，在现实主义强调权力政治的国际体系中，道义是可以融于现实主义的，由于现实主义理论最核心的变量是利益与实力，于是一些人就误认为现实主义者不关心道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关于政治现实主义原则中有两处就涉及到道义思想，只是应该怎么量化这种道义以及如何在行动中实施有所曲解，如美国干脆就将其自己的民族道义就是国际普世道义。对此摩根索就旗帜鲜明地强调过，”政治现实主义拒绝把某一国的道德法律当做普适的治理原则。”[8]104那么何为真正的普适的国际道义呢？首先这种道义必须是一种体现公平公正符合国际道德规范的原则规定，以美国为代表的“道义”并非普世道德，其只是反映美国人固有的“美国道义”，是一种民族道义，而绝非国际道义。真正的国际道义应该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方方面面，具体来说，在政治上要公正公义，维持世界和平；经济上要建立全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反对不合理的旧的“剪刀差”式的旧秩序；军事上要致力于国际维和，反对恐怖主义等；社会方面要凸显人道主义，大力发展公益性事业，进行人道援助等。道义可融于现实主义，以现实主义假定的权力、国家利益为基本前提可以寻找原因如下：第一，讲道义有利于国家利益，有助于权力合法性。如美国为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道义，在海湾战争中攻打不讲道义的伊拉克，不仅大大扩充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也提高了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实力，相反不讲道义的伊拉克无形之中在西方联合国军的对比下实力大打折扣，其权利合法性也屡遭国际社会质疑。第二，讲道义可以建立国际权威。而权威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一个强大的国家不管其权力再大，如果其是一个非道义国家，那么它就无法取得他国的信任，就会得道少助，如历史上的法西斯德国、日本等，失去了全世界人民的民心，单纯依靠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进行全球侵略扩张，给世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最终走向失败，相反，讲道义的国家则会得道多助，在大国权力相当时，讲道义的国家明显拥有比不讲道义的国家更大的国际权威。第三，最重要的一点，讲道义可以有效助推权力转移。关于这点本文将会重点论述。
三、道义现实主义助推权力转移
1.21世纪世界中心权力转移的维度
21世纪的国际关系最重要的两大主体就是崛起的中国与守成的美国，关于两国权力转移学界展开了一些列的探讨，本文认为现实条件下的中美权力依旧呈不对等关系，表现为美国居于主导地位，中国处于追赶态势，且有着较大差距。但是中美权力转移已经开始，需要一段较为漫长的的时间。主要根据如下：第一，据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2014年美国经济规模是17.4万亿美元，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则是17.6万亿美元。[9]且不论这份数据的实与虚，中国经济的崛起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目前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提供着“搭便车”（bandwagoning）的机会，中国的发展可以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巨大的经济发展能量能为中美权力转移提供根本的物质基础。第二，政治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履新以来形成了全方位的大外交战略，与美国关系方面中方有底气地提出建立平起平坐、相互尊重的“新型大国关系”，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与此同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方面我们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外交战略，总体而言，中国的大外交战略已基本成形，人们已经把2014年视为中国的“大国外交年”。[10]第三，可以用反证的视角来看待，美国的全球主导者地位至今依旧是稳固的，从美方近期频繁的外交战略来看，如重返亚太，如果说美方没关切到这种潜移默化的权力开始发生悄然微妙的变化，那么又何必兴师动众针对中国开展如此遏制的战略部署呢？可以看出其醉翁之意即在于对强大崛起的中国的一种极度担忧，担心权力的转移造成对美国的挑战与冲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当今的中美双方权力转移以及处于一个酝酿的开始阶段，并且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这种态势。
如何助推中国崛起？首先，先必须明确美国的外交战略不是真正的道义外交。虽然国际道义的正式提出是源自于美国的威尔逊总统，他在一战前后将自己所信奉的和平、平等、正义等进步政治主张运用到了美国对外政策观念之中，并力图将这种观念推广到全世界。为此他提出著名的命题是：持久的和平必须是“没有胜利者的和平”，“至于平等的国家之间的和平才能长久维持”。[11]55然而当今的这种“道义”原则至今已经发展成为独具美国价值理念的道义，它不是真正的道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维护其霸权到处插一脚的舆论。国际关系不仅仅只是利益，也包括道义较量，中国崛起过程中应该更多的采取“道义”的旗帜来为自己增加国际权威以及影响力，只有进行道义外交，才能最大限度取得道德制高点，2014年之所以被誉为中国的外交年正式因为我们始终秉承着“亲、诚、惠、容”的道义理念，与世界各国开展了全方位的外交行动，在国际社会引起了热烈好评，同时也给世界传递了中国始终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和平崛起”信念。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崛起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在崛起过程中所面临的与来自美国“结构性矛盾”不可避免，形成了崛起过程中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中国的崛起引起了美国的不安，美军方在《2020联合作战设想》中就提到，把中国定位为力量相等的战略竞争者和今后的潜在对手。[12]30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内生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王道思想在助推中国崛起过程中也起到了重大作用。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是最重视道义的，他提出将国家分为王权、强权、霸权三种类型，他提出王权即是靠王道使得天下都服从，是得民心的国家类型，而霸权单纯是靠武力征服的类型，两者孰优孰劣？荀子认为靠民心得天下相比靠武力的天下的国家更加受人尊敬。本文认同这种观点，即在崛起中可以以王道来取得认同，树立国际权威。
（1）以道义寻求国际认同机制。不仅仅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道义，在西方传统文明中也贯穿着道义的因素，如古希腊大思想家苏格拉底（Socrates）就反对智者学派代表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有思想力的人才是万物的尺度”，何为有思想力，苏格拉底解释为有道德有知识的人，道德即知识。在这里可以将道义视为国家“软实力”（soft power）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没有哪个国家单纯依靠武力就能取得长久的霸权，即使取得了这种短暂的主导地位，也逃脱不了衰亡的历史命运。国家崛起靠的是综合实力，这种综合实力包括”硬实力同时也包括软实力，对于忽视软实力的观点，中国著名美国问题专家资中筠就说到：“于物质文明昌盛而精神文明贫弱之说，首先在理论上就说不通，那等于说一个民族不要精神只要物质就可以达到繁荣富强。”[13]7美国之所以能成为被其自诩为“新帝国”，很大一部分原因即在于其“软实力”的发达，其强调人权、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固然有着巨大的系吸引力，当然，关于美国的这种民主自由我们不能完全认同其就是十全十美，但毕竟它就是属于软实力，对于特定的国家人群就是有着强大“道义”优势。中国的崛起离不开“道义”，在国家外交大战略中应该重视“道义”的优势来增强自身的国际认同。目前，在亚太地区中国的道义认同感可以说日日趋形成，在于周边国家关系处理方面，我们始终强调周边是关键，与这些国家发展外交关系中始终秉承着睦邻友好的政策，在东南亚国家签订的自贸协议，包括与有争议的国家如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提升了中国在亚洲的认同，在国际事务上中国也确实给世界留下了好感。但是也应该看到，仍旧有着相当国家对中国依旧有着不了解或者错误的认识，如拉美地区依旧有着诸多国家对于中国的了解甚少。如提起中国，回顾中拉交往史，除了丝绸、香料的东方文明认知之外，拉美对中国的负面说法比比皆是：在古巴，“你后面有个中国人”（tener chino atras）的其意思是，你将会倒霉。[14]所以更加需要中国在外交事务中以切实的“亲诚惠容”来应对化解这些误解，近期的首届中国-拉美加勒比共体（CELAC）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主导的又一次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交流的重要机制，也让更多对中国存有不了解的国家更加进一步认识中国这只可爱的狮子。
（2）强化政治领导力。道义现实主义着重强调“政治领导力”以及“战略信誉”在权力转移中的作用。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应该更加重视这种政治领导力的作用，总体而言，道义现实主义将政治领导分无为、守成、进取和争斗四个类型。[15]119领导者的政治素养对国家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从习近平总书记履新以来的外交行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政治领导更多趋于“王道”外交，首先，中国领导政治领导类型不属于“争斗型”，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巴黎举行的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就说到，“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其次，我们也不属于“无为型”，作为崛起国的中国不是采取中庸无为的外交行动，从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以来，现在的中国的外交行动视乎更加务实了，中方强调的外交是“奋发有为”的外交，积极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去。目前中国政治领导更趋向于由”守成型”向“进取型“的过度，守成型的国家政治领导类型的战略取向主要是选择务实拓展经济合作，目前的中国外交行动更多地已经由全球经济合作转向了对外战略选择为主，更加强调外交中的大战略问题，这与领导人的政治领导力密不可分。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以来，给人们形成普遍的印象就是果断、务实、奋发、稳健、有为。从历史经验看，每一个崛起强大的国家都必将有一位能够引领国家发展的权威领导人物，一个好的国家领导者能引领国家走上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而一个伟大但逞强好斗的领导者却往往会将国家发展引向战争的极端。如专制独裁者如希特勒，其好强斗争的性格虽然引发了德国的强大却最终使其走向了侵略扩张的道路，也有如威权性能洞悉国家发展但爱好和平引领民族复兴的伟大人物，如习近平。在政治领导层面，中国的政治领导目前集权威与尊重于一身，这种领导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如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全球最具影响领导人的评价写到，习近平是继邓小平以后中国最具有改革色彩的领导人，他的稳健风格中散发出自信，吸引了全世界思想领袖的目光。[16]
加强政治领导必须大力度强调新型智库（think tank）的建设，智库在国家战略方针的制定方面起着深远影响，政治领导人在外交发展战略的抉择一是要有大局观和历史观，能洞悉国家发展脉络，同时也要加强“倾听”。中国古代就有“忠言逆耳”以及君主向臣子虚心纳谏的传统，国家的大政方针尤其是对外政策，离不开智库智囊们的出谋划策。总而言之，作为政治领导者，其自身素养与领导力将很大程度影响国家发展以及权力中心的转移。
（3）深化国际战略信誉。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战略信誉是权力转移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国家战略信誉决定了其盟友的多寡，这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国际秩序。美国前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就说到，“在国际事务中，信誉是一个国家最大的资产。它是最难获得和最难支持的，但一旦拥有，就会使得迫使（别国）行为改变成为可能。”[17]20事实上，中国的战略信誉在目前的外交大战略中更多地凸显出来，尤其是在于美国国际信誉对比的情况下，这种战略信誉更加明显。如美国在发动伊拉克战争中死伤无数，其扶持的伊亲美民主已经证明无法行通，美国人在外交上陷入中东困境，在国际社会，其单边主义先发制人路线失去国际信誉，在北约东扩问题上，触动了俄罗斯的地缘底线，造成与俄罗斯关系处与冰点，此后美国又挑战其战略意图重返亚太，造成与中国的正面冲突。总而言之，美国已失信于整个除了西方国家的几乎所有国际社会，其国际信誉大大降低。相反，中国外交上的行动则很好地诠释了信誉，深化与东盟合作关系、在13届首届亚洲安全峰会上提出新的亚洲安全观，在2014年亚信第四次峰会上提出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以及近期举办的首届中国—拉美加勒比共同体（CELAC）共同体部长会议，全面深化与拉美地区的战略互信等，这一系列外交行动都是中国履行其国际信誉的体现。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信誉意味着盟友以及权力分配的认同与接受。道义也不是说就不结盟。在权力政治的国际体系下，视乎更应该考虑的问题是怎么去让权力发生分配变化，让权力如何转移。目前最关键的在于中国如何去将这种王道思想应用于具体的战略外交当中，尤其是与美国相对应我们应该如何最大限度靠着自身的道义、信誉去争取更多的战略伙伴，如何当好王权国，这是未来外交应该着重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目前要做的就是考虑如何去”以身作则”让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崛起的中国会如何为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中国的崛起是有利于世界的崛起。
四、对道义现实主义权力转移的反思
道义现实主义作为一支以道义视角解释权力转移的本土学派，其提出的道义包括王道、政治领导力、战略信誉等带有强烈的中国气息。与传统的现实主义与其他现实主义流派的研究角度不同，它不是从如何维持霸权的角度进行研究，而是从如何取代霸权的视角进行研究。[18]127在现实主义仍旧是西方理论占主导的国际关系学界，这样一支学派是否能够成为被学界认同的主流范式仍旧有待商榷。诚然，在国际关系本质为权力政治的体系下，权力依旧是核心要素。在关于战略信誉方面道义现实主义提出的“盟友多寡体现信誉”思想，仍旧有着较大的争议，这涉及到与谁结盟，是与志同道合也讲道义、讲信誉的国家结盟，还是是非不分，单纯靠盟友的多寡确定信誉？如果说道义现实主义凸显了中国传统的王道义利原则，那么在战略信誉这块该理论就有着一定的局限。本文认为在这方面可以进一步加以说明，盟友的多少决定着战略信誉的高低，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我们只与同样秉承国际道义的国家做朋友。如果不加上这点，那么道义现实主义就与传统现实主义没有根本的区别，因为传统现实主义强调的正是国家应该最大限度追求权力，而不去在乎手段。总言之，道义现实主义视角下的权力转移，很好地给出了中国在新形势下应当如何采取措施来更好发展自身，对于研究当今的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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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J）.国际问题研，2014（5）.
[7]凤凰网：阎学通对话米尔斯海默：“中国能否和平崛起”，（2013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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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p.240.转引自： 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J）.国际问题研，2014（5）.
[9]全球经济数据：2014年美国GDP为17.4万亿美元，中国GDP为17.6万亿美元，中国超过美国为第一大经济体，（2014年10月9日）. http://www.qqjjsj.com/zgjjdt/32137.html
[10]中国日报中文网：外媒：中国大外交时代的来临，（2014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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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杰.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主义析论（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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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资中筠主编.冷眼向洋 百年风云启示录（上）（M）.北京：三联书店，2000.
[14]观察者网：王义桅.拉美对华态度复杂 背后有十大根源，（2015年1月9日）
http://www.guancha.cn/WangYiWei/2015_01_09_305785.shtml
[15]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J）.国际问题研，2014（5）.
[16]中国网：习近平获得的8个国际荣誉 吸引全世界思想领袖的目光，（2014年12月14日）
http://forum.china.com.cn/article-58230-2.html
[17]John McCain：“No Time to Sleep”，The Washington post，24，October 2002.转引自：郭振家.试析冷战后美国国际战略信誉的受损及其原因（J）.国际政治，2013（4）.
[18]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J）.国际问题研，20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