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全球未来论坛”微信群举行了一场主题为“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的在线讲座。主讲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主任赵法生，主持人徐治道。
赵法生是近年来相当活跃的中生代儒家学者。他观照乡村与底层，致力以儒家道德重建乡土文明，坚持身体力行，在山东尼山圣源书院发起乡村儒学大讲堂，定期向村民宣讲儒学，在其儒学同仁中可谓独树一帜。
为什么要发起乡村儒学实验？在追求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今天，重新认识乡土文明的意义何在？重建儒学在乡村的教化体系，具体怎么做？赵法生在讲座中一一道来。本文在讲座实录基础上整理而成，已经主讲人审定，澎湃新闻获独家授权编辑刊发。
我们尼山圣源书院的一些学者和工作人员，在书院领导牟钟鉴、王殿卿、刘示范等先生的支持下，从2013年初开始，在孔子的诞生地尼山周围的乡村，进行乡村儒学实验，前期参加活动的主要有刘示范、颜炳罡、陈洪夫、王连起、孔为峰、张颖欣、金英涛、陈春和我本人。发起这一场实验，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乡村文化的沙漠化。传统中国的乡村可以说是文化的蓄水池，遍布乡村的私塾培养了乡村的文化人，孕育了数千年耕读传家的传统。村里的祠堂、土地庙、关帝庙、河神庙、火神庙以及其他异彩纷呈的民间信仰，满足了普通村民的超验追求，提供了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答案，是乡下人的安身立命之地。不仅如此，乡村私塾培养了大多数的读书人，他们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晋身到士大夫阶层，但是到了退休的时候依然返回到乡村，成为乡绅，在那里搞教化、做慈善，反哺乡村的文化。像做官做到参知政事的范仲淹，退休之后就回苏州老家，在那里办了义学、义庄，兴一方教化。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城乡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之一是文化人离开乡村之后就一去不返。不单是高学历的文化人，现在来看即使是高中生，也不会在农村继续生活下去。就连那些没有文化的年轻人也在逃离农村，到城里去寻找自己的乐土。于是，现在农村成了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的世界。这种情况，在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梁漱溟曾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看作是破坏乡村文化的历史，从文化人一批批离开乡村不再复返的现实看，也可以称之为乡村逐渐失血的历史。知识分子离开乡村一去不返，将乡村隔绝于现代文明。而近代以来对于儒家文化各种社会载体的有组织的肆意摧残（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顶峰），已将乡下的传统文化破坏殆尽。目前的乡村不仅在经济上面临着过大的城乡差距，在文化上与城市的差距更大。
最近十多年，全国范围内撤并乡村小学之举，使得乡村的文化生态失衡更加严重。教育部门为此寻找的理由是：乡下学生生源减少。多少有点文化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传统的私塾一般也就十来个学生，有的只有几个学生。为什么那样贫穷的年代，那样少的学生，村庄里都会有一个私塾呢？难道当代中国人对于乡村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及传统国人？乡村小学的大规模撤并，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是在经济上越拉越大，在文化和教育上也越拉越大，加速年轻人逃离乡村，因为为了下一代他们也不得不这样做。
人们眼下时常讲“留守”的乡村，“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的乡村，最可怕的就是没有了文化人的乡村，没有了人生信仰的乡村，沙漠化的乡村。起码的文化水准是建立文明社会的必要条件。目前乡村秩序的紊乱部分原因在于乡村治理结构，部分原因则在于文化沙漠化。
第二，乡村面临比较严重的家庭伦理问题。大家知道，儒家一向重视伦理，而家庭伦理的根本在于孝道。《论语》上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由于缺乏公共空间和公共理性，传统中国人公德不彰。但私德相对较好，这首先归功于中国悠久的家教文化，包括家谱、家礼、家训、家族祠堂等。
但是，近代以来，特别是到了“文革”，家教文化传统被全面打倒，人伦底线坍塌，维系家庭组织的一些基本人伦价值被解构，使家庭面临一系列严峻问题。尤其是孝道方面。目前，乡村老人和城市老人一个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没有退休金。像尼山一带，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只有70元补贴，数量太小，对维系老人日常开支作用不大。因此，乡村老人一旦失去劳动能力，他的生活与生命就完全交托给了子女。但子女是否愿意承担这份义务，就完全看他们的心态了。对于农民而言，儿女的孝心就是他们的退休金。如果没有孝心了，乡村老人就没有活路可言。
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各地乡村，不孝敬老人的情况很多，不孝者并不感到脸上无光，其他人也并不谴责他们，表明维系乡村孝道的舆论氛围已经淡化。乡村孝道的式微，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大批判和改革开放以来一切向钱看这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孔子当年曾经感叹：养老人不是养牲口。但是，一旦孝道的观念沦落，一旦金钱至上的观念占了上风，农民们就宁愿养牲口不养老人，因为前者可以挣钱而后者只能赔钱。我们在调查一个村子时，村主任就告诉我们，前不久一位儿媳妇公然在大街上打他婆婆的耳光，但主任以为这是村民的家务事，不好管，况且这样的事情又很多，管不过来。实际上，在唐律中有规定，子女殴打自己的父母的罪过等于谋逆。按照传统礼法，一个人殴打别人的父母是法律问题，殴打自己的父母是人性问题，是人伦底线问题。
我们调查中还发现，“老人房”十分普遍。什么叫“老人房”？儿女一结婚，老人就要搬出来，搬到远处一个又矮又小的房子里，单独在那里生活，居住条件很差，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大多数“老人房”离儿女很远，如果老人半夜突发疾病，后果不堪设想。有的甚至在报丧时，连老人几点去世的都说不清楚。老人似乎也已经习惯了此种待遇，有的在儿子谈女朋友时就已经主动表态，一旦他们结婚，自己就主动搬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子女放弃了对老人日常照顾和赡养的义务，与遗弃老人很接近了。
另外，乡村老人自杀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四位教授花了几年时间，调查乡村老人自杀问题，写了长篇报告，已经在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他们发现的事实令人吃惊，在湖北京山县等地，农村老人自杀率接近30%。我曾经与参与调查的桂华博士交谈过，他告诉我，他们的调查都是用严格的统计学来进行的，覆盖面涉及十个省，出现较高乡村老人自杀现象的不止一个省。中国历史上有非常贫穷的时代，有战乱频仍的时代，但是出现这么多老人自杀的，恐怕历史上没有过。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研究所表明的，自杀主要是一种精神现象。物质的贫穷或工作的压力都不足以使一个人自杀，自杀的主要原因是绝望。社会学者对于乡村老人自杀的调查也证实了此种观点，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在于老无所养，老无尊严。这说明乡村的文化生态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第三，乡村的传统文化体系被摧毁之后，外来宗教在乡村快速传播。这几年，基督教及其一些变种在乡村传播很快。基督教是合法宗教，公民也有信仰自由。但是，如果某种宗教在基层社会传播过快，导致乡村文化结构出现失衡，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了。据专家统计，到1949年为止，中国基督徒总量约七十万人左右；而“文革”结束后，中国基督徒的数量以每年七十万人的速度增长，至今已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
在孔子的故里也不例外。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了基督教的而一些异化变种。现在农村基本上是一些没有文化的老弱妇幼，在这种没有文化的环境当中，宗教的传播很容易发生异化。有一次，我到一个村子里去做调查，到一位老大娘家里去做家访，发现她家里墙上贴满了耶稣像，我问她：“大娘，看来你是信主的？”她说：“是，我信主啊。”我问她：“那你现在去不去做祷告啊？你多长时间去参加一次聚会啊？”她说：“我原来每周都去，现在这段时间不去了。”“为什么呢？”她说：“去就打人。”我说：“怎么打人呀？耶稣主张爱人，不会打人。”她说：“去了，先打你一顿，然后再讲道。打我的人说主耶稣要考验你。”这显然是乡下传歪了的基督教。我就劝她：“大娘，你以后不能再去了，这个教已经传歪了，这不是正宗的基督教了。”从媒体报道的情形看，这些异化的“教门”（当地农民的说法）在乡村并非个别现象。
目前乡村的文化沙漠化，乡村老人自杀等问题表明，乡土文明在一些方面已经突破了文明的底线。乡村文化与乡土文明需要输血式急救，需要那些关心乡村的人、城里人返回来重建乡土文明。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开始着手乡村儒学实验。我们中许多是“文革”后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也属于前面所说走出乡村后就一去不返的人。我们和后代都已经变身为城里人，我们这些曾经的乡下孩子也不可能再回农村生活了，但是农村依然是我们魂牵梦绕的故乡。
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别无所长，如果能够为乡村的文化重建做一些工作，对于自己或许是一种心灵的安慰。另外，当时选择尼山的乡村，也有这样一个考量：现在许多人都在谈儒学复兴，如果儒学在它的发源地都无法有效地发挥其教化作用，所谓的儒学复兴也就只能是口号了。
在追求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今天，重新认识乡土文明的意义何在？
近代以来，中国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现代化就是城市化，而“农村”这两个字就意味着落后和愚昧。所以，现代化就是要消灭乡村。其实，这是一种十分片面的观点，遗弃了为孔子所珍视的中道智慧，思想方式陷入了二元对立的窠臼。比如，我们一定要彻底打倒孔子才能实现现代化，我们一定要拆掉北京古城才算是新北京，我们必须消灭乡村才能完成工业化……诸如此类，其实是一种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理论，比政治领域的斗争说更加可怕。
就现代化过程中的城乡关系而言，它远非消灭乡村这样简单。发达国家近期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恰恰说明，现代化绝不能简单等同于“非农化”。发达国家依然有大量的乡村区域，乡村本身并没有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凋敝，反而生机盎然，透露着富庶和谐的气象。在现代社会，尽管乡村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经显著降低，但是，文明不等于GDP。从人类文明本身的结构看，工业文明代表了人类征服利用大自然的一面，农耕文明则更代表了人类与自然和天道之间的和谐。文明的维系和存续，依赖这两方面的平衡，也就是天人之际的平衡。因此，乡土文明与工商文明构成了阴阳互补的两极，二者不是单纯的一分为二，而是合二而一。
此外，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乡土社会中隐藏着人类文明更为本原性的精神力量。尽管工商文明在制度建构和科学知识方面成就斐然，但是，农耕文明迄今为人类提供了最主要的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正如大自然是人类永恒的家园一样，这些来自农耕文明中的伟大宗教与哲学，今天依然为现代人类提供着必不可少的精神滋养。如果说，工商文明代表着人类在制度建构与理性推进方面的巨大成就，那么发达的理性与知识，依然需要古老的农耕文明所孕育的宗教信仰情怀来引导。人不仅要有理性，还要有情怀，不仅要有知识，还要有信仰。
前不久在北京召开的乡村儒学研讨会上，著名学者李存山先生指出，乡村是城市的根，乡村儒学是城市儒学的根，乡土文明是城市文明的根。从文明史的源流来看，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于乡村，乡村文明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文化母体，就像天地是孕育了万物的自然一样。正因为如此，尽管英国是一个现代国家，但是，英国人却说他们的精神在乡村。
从再生产的方式而言，农业文明以对大自然最小程度的破坏来展开其物质生产活动，维系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这比工业文明要集约得多，合理得多。现代工业文明是物质主义的，它仅仅将宇宙天地万物看作是自己的消费对象，不惜任何代价满足自己欲望的需求，这种文明下的人其实已经把自己降低到腔肠动物的水平，肠胃的满足和感官的舒服就是一切，这是人性的蜕化，更将文明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
但是，在现代中国，农业与现代化是对立的这一思想是如此深入人心。不仅决策者们这样认为，知识界这样认为，社会大众这样认为，甚至连农民本身也这么认为，连农民自己都认为做农民是没有出息的，是愚昧落后的，仿佛那是一种天生的原罪。南京大学社会学家张玉林教授把这种观念称之为“贱农主义”。这种观念，既是我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政策的产物，又反过来加剧了城乡失衡，对现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相信，儒学的根在乡村。梁漱溟、费孝通等前辈学者都曾对乡土社会与儒学的内在联系作过深入考察。我国最早的“村规民约”北宋的《吕氏乡约》、明代泰州学派以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等，也为乡村儒学的发展做了有意义的探索。今天，在儒学遭受空前的摧残之后，它的复兴也必须遵循归根复命的规律，从最为荒漠化的乡野开始进行灵根再植。
在儒学的一切民间传播体系被摧毁、儒学根部的生机殆绝的情境下，试图将其变为政治意识形态，走所谓的上行路线，不但有违现代社会政教分离的基本法则，会窒息儒家的思想活力，而且是颠倒本末之举。打个未必完全妥当的比方，这好比是想让一棵树倒着生长，先栽花朵，次栽枝叶，再栽树干，最后去栽种树根。世界上有这样栽种成功的树木吗？因此，所谓“政治儒学”之说，是本末倒置的痴心妄想，于儒学的当代复兴有害无益。
乡村儒学实验的目的，是要重建儒学在乡村的教化体系，重建村民的人生信仰，以解决当代儒学魂不附体的时代难题。为此，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建立固定化的乡村儒学讲堂。在乡村弘扬儒学，以及开展任何教化，首先要有一个固定的场所，就像佛教需要寺庙，基督教需要教堂一样。
乡村儒学讲堂的发展，经历了“农民进书院”和“书院下乡村”的过程。第一个讲堂就设在书院里，因为书院附近就有三个村庄。后来，我们把讲堂设到村庄里，开始是一个，后来到三个，第二年在整个圣水域镇共建了七个村级讲堂。另外还在县城建立了一个社区儒学乡镇法庭。我们的乡村儒学讲堂形成了一套常态化的学习制度，每半个月一次。中国古代传统的乡村儒学会讲，定在初一和十五，也是两次。我们则是在每个月的中间和最后一个星期六。
乡村儒学讲堂是给村民讲儒学的地方，也是村庄的公共文化场所。有没有这一个场所对乡村至关重要。华中科技大学参加调查乡村老人自杀的桂华博士告诉我，他们在调查中发现，某一个村庄因为有一棵老槐树，老人的自杀率就降低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棵老槐树就是一个公共空间，为农村老人提供了一个说心里话的地方，心里的苦水一旦可以倾倒出来，也就不再那么苦了，自杀率因此可能降低。
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村民并不知道这个乡村儒学讲堂是干什么的，甚至抱着几分警觉，以为又是来骗钱的。而且，虽然当地是孔子的老家，可村民们对孔子其人其学也是一问三不知，不知道学习孔夫子有什么意义。农民是没有星期天休息日的概念的，他们没有闲暇，为了把他们吸引进来听课，头几次讲课时，对坚持听课到底的村民我们都会发一点儿礼物。说起来都是些微不足道的生活品，第一次每人一袋洗衣粉，第二次一块肥皂，第三次每人就发一个塑料盆，也算是教化的方便法门吧，体现了对于听课村民的体谅和鼓励。因为头两次发了礼物，加上讲课效果还不错，第三次就来了120多人，结果买的塑料盆不够了，多亏村主任喊了一声“村干部同志们就发扬风格不要了！”这样三次讲课之后，村民感到听课有收获，就不用再发奖品而农民依然会前来听讲了。
乡村儒学讲堂的听众主要有老人、中年妇女和儿童三部分。其中老人和中年妇女占百分之七八十。初期我们曾经担心这样的听众结构是否有意义，因为基本没有青壮年，而孝道教育是乡村儒学的重点，那么，教化的对象究竟是谁？谁来落实孝道呢？实践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文化如同空气，是可以传播的。只要一个人来听，就可以影响全家；只要部分人来听，就可以影响全村。影响力的主要来源是榜样的示范。这一点，其他各地的乡村儒学也提供了相似经验。比如调研福建省涵江县霞浦村时，我也给村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们的讲堂最多可以坐100多人，可这却是一个5000多人的巨型村庄，100人如何能够影响5000人呢？一个姓周的村民回答：“人少，可是影响不小。以我来说，我过去是村里有名的赌徒，家徒四壁，无可救药了，现在我都改了，在村里引起很大反响。我们村的一个儿媳妇，原来以不孝公婆著称，经过学习像是换了个人一样，家庭和谐幸福，她的事迹传遍了全村。另外，讲堂的义工们无私奉献，扫街修路，村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自然会受到影响的。”他的话，基本上道出了乡村儒学讲堂何以有效的原因所在。
2、形成一支专业化的乡村儒学志愿者队伍。就像基督教要有牧师，佛教要有僧人一样，儒学的重建要有专门的传道者。一开始，是我们几个学者到农村去传播儒学，后来实验点多了，我们就在本地发动了一批志愿者。这些志愿者，有的是退休干部，有的是退休教师，也有在职老师，还有做企业的老板，等等。这些人都是无偿尽义务来为农民传授国学的。有的志愿者表现出很高的奉献精神，不但免费去给农民讲课，还自费给听课的群众买一些小礼物，有的给孩子买文具，有的给义工村民买录音机，还有的八月十五前后做调查时会给农民买月饼。这支志愿者队伍，对乡村儒学的开展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3、建立一套乡村儒学的传播体系。这套体系包括课堂和课外两方面。
课堂教学要有教师、教材、教法等，它不同于学历教育，目的不是考试升学，它是修身做人的教育、信仰的教育，正是目前国民教育中所欠缺的。这就决定了讲课的方式不能是“满堂灌”，不像知识的传授，尤其不能讲抽象大道理。村民是不会客气的，如果听不懂，他们搬起板凳就回家去了，因为家里还有一大堆活儿要干呢。这不是指大道理不重要，而是说你要把道理讲得村民愿意听。其实，给村民讲课并不是没有道理可言，你要学会给抽象的义理涂上形象的奶油，村民就能接受。这就涉及“理”与“事”之关系。佛教之华严宗就认为理事相即，理在事中，全理即事，理逐事彰。讲故事谈体会是让村民明理的最好方法。我们在课堂上讲乡村里一些感人的家庭故事，以及祖祖辈辈流传下来教人的老道理，村民最愿意听。
尤其是要让村民们知道要从我做起，不仁不孝对谁都没有好处。我们在乡村儒学活动中发现了一个真实的案例。炎热夏天，一对夫妇正在挥汗如雨建房子，五岁的孩子在一旁喊饿，闹着回家吃饭，母亲训斥道：“你就知道饿，还不到十一点半呢！没看见我和你爸爸正在盖房子吗？”孩子问：“妈妈，我们不是有房子吗？为什么还要盖新的？”妈妈说：“孩子，没看见你爷爷奶奶吗？他们年纪大了，又聋又脏，还常生病，以后就放到这里来，让他们自己住，咱们好省心！”这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老人房”。那孩子一听明白了，说：“妈妈，我不饿了，你们好好盖吧，盖结实一些。”妈妈问：“盖这么结实干嘛？”儿子回答：“等你们老了，我把你们也送过来”。孩子的回答不仅让他的妈妈心惊肉跳，也让每一个听故事的村民心里咯噔一下。儒家虽然不太讲报应，但正如《诗经》所言：“慎乎慎乎，出乎尔者，反乎尔者。”那些不孝敬老人者，已经为他们的子女树立了最好的反面教材，他们的一切行为，将来都会反作用到他们自己身上。
除了课堂之外，还有不少课外活动。课内课外、家内家外的活动结合起来，构成了乡村儒学传播体系的内容。这个体系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行孝道。孝道是现在农村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农村的老年人、中年人包括青年人都关心的问题。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决定，给农村讲什么呢？先讲孝道，结果效果非常好。记得当时村主任说，来听的老人有好几位都掉泪了，听完课了回家还在掉泪。什么原因呢？我说肯定是老人在家受委屈了，我们讲课的内容触动了他的心弦。
不单是讲孝道，最重要是要践行孝道。我们不断从村里找一些践行孝道的典型，让他们介绍他们行孝的经验，以此来表彰先进，带动后进。还会给前来听课的孩子布置孝道作业。
第二，学经典。读的经典不能是很复杂的，必须浅显易懂。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弟子规》，后来也讲一些《孝经》、《三字经》，有时候也讲一点《了凡四训》，或者是《王凤仪讲道录》。讲读的经典，我总结的模式就是：圣书加善书。圣书就是儒家经典，善书就是中国传统的劝善经典。现在，民间自发的乡村儒学以讲善书为主，缺乏圣书的引导；学界主导的教学又以圣书为主，很少涉及善书。其实，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乡村儒学所需要的。
但是不管善书还是圣书，讲法与学校的应试教育大不一样。这里讲经典应该故事化、生活化、体验化，而且要注意和村民的互动沟通。有的志愿讲师非常善于和村民沟通，他讲着讲着就走到村民中间，让这个大嫂回答一个问题，让那个大嫂背诵几句，还会随机请人上讲台唱歌，活跃课堂气氛。
第三，习礼乐。中国文化本来是种礼乐文明，但是我们现在可说是礼坏乐崩，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注意。我们乡村儒学课堂就要从最基本的生活礼仪教起。我们每次上课前，都要播放一点孝道歌曲，儒家的教化歌曲。另外，每次上课前，会让孩子们都走上前台给在座的长辈鞠两个躬，然后所有人站起来给孔老夫子像鞠四个躬。另外，我们也会请一些专家给老百姓讲一些生活礼仪，像婚礼、冠礼、丧礼，讲一些传统礼仪和他们本地的礼仪结合起来。
第四，社会救助。当地有些老人生活十分困难，我们就帮助他们；有些儿童因为家庭困难失学了，就帮助他们恢复上学。我们发现有个村子里，高血压病人特别多，“三高”病人特别多，我们就从济南请来心内科大夫给他们治疗“三高”，讲解一些防治“三高”的知识，受到村民热烈欢迎。每逢过年，我们还会对村里困难家庭进行救济。我们在村里还搞了个“安怀基金”，“安怀”之名来自孔子的一句话：“老者安之，少者怀之”。目前，即使在孔子的老家，老者不得安，少者不得怀的现象也不少，这一基金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除了我们自己捐款外，还组织村民捐款。我们希望类似基金能够做起来，让更多老人孩子受益。
第五，营氛围。人是环境的产物，氛围的营造非常重要。在试点村，每天早晨七点就要播放《弟子规》和孝道歌曲，像《跪羊图》、《感恩一切》、《婆婆也是妈》等，天长日久，日积月累，对村里文化氛围的改善很有意义。我们还举行了一些评比活动，让农民自己来投票，评选他们的好媳妇、好婆婆、好家庭。还根据农民的要求，请县里的剧团来村里表演文化节目，尤其是一些和孝道、传统文化、家庭伦理相关的节目，非常受农民欢迎。
第六，立乡约。乡约是传统中国乡村自治的主要依据。近代以来，这个传统实际上也被丢弃了。据我们调研，目前有些村子也有乡规民约，但基本上是硬性的、法律法规式的规定，只是单方面要求村民不做什么，比如不许偷东西、不许超生、不许乱倒垃圾、不许打架等等。只有这么多“不许”，没有心性的启发、人心的唤醒，它就成了法家，而不是儒家。儒家的乡约是建立在自我省察基础上的，建立在农民自觉自愿基础上的。现在的所谓乡约实际上已经变形。因为儒家的传统没有了，所谓的乡约也就名存实亡了。
不管是讲课，还是进行各种教化活动，最重要的是你本身的言行。儒家是知行合一的学问，是重视身教的学问，你的口才再好，还不如你真心对村民好，不如你做得好。乡村儒学志愿讲师中，成效最好的不一定是那些讲得最好的人，但一定是那些做得最好的人。你口中所说的，只有你做到了，村民才会信服。否则，你讲得全是真理，村民也不相信。就其现实形态看，儒学的本质是学儒，是出则孝如则悌的德性修养，如果把它当成了只说不做的知识，心口不一，知行为二，那就变成了口头禅，既不能修己，更不能安人。
头半年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村民有时候嫌讲课的次数太多。到了2013年的八月份，讲了大半年了，管不管用呢？老百姓能听进多少去呢？我们心里没底。真正的教化效果显现出来，是到了年底，到了过春节的时候。因为过春节是我们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也是一个孝亲敬老的节日。平时村民各忙各的，但这个时候再忙，也要关注一下老人，走亲访友等。
到了年底，很多农民告诉我们，村子里变了，尤其是孝道的正气被树立起来了。不管关起门来在家里怎么样，至少现在村子里没有人敢公开不孝敬老人了。有些原来非常不孝的人，也有了很大转变。有个以前打婆婆的儿媳妇，到了年底会给她婆婆买了一身新衣服送过去，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她的婆婆自然非常激动。后来这个儿媳妇还经常用三轮车带婆婆赶集。还有位老大娘有三个儿子，那是山区，生活水平比较低，每个儿子每年给的赡养费只有200元，即使这么少，二儿子还从来不给，二儿媳妇还经常挑老人家的毛病。经过一年的学习，二儿媳妇到腊月二十八会主动送来200元，还请婆婆回家过年。她婆婆当时也是住在一个又破又旧的“老人房”里，结果婆婆不敢去。到了第二天，二儿子又来请她，这老婆婆才放心回去过年，回去发现，这次变了，全家人待她若上宾。
除了孝道之外，村里的社会风气也有较为明显的改善，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因为我们一开始目标只定位在家庭伦理。经过一年学习，村里偷东西的明显减少了。原来一到秋天，就有几个人到坡里偷东西，村民称之为“秋里忙”，尤其是收花生的时候，得抢收，收下来赶紧运到家里，不注意就让别人拉走了。但现在没事了，村民在大街上晒花生都不要紧。还有村里骂街的明显减少。骂街曾是村里的一道风景，有些人与他人有矛盾，平时不好说，喝了酒就到街上叫骂，骂得话特别难听，对村里的文明影响很坏。经过一年的学习，骂街的消失了。其中有一个村庄叫做小官庄，讲堂开了五个月，村主任要请我们吃饭，他说：“讲堂管用了，邻里关系有了改善，骂街的也收敛了。前几天在街上碰见一个老大爷，此人以前经常骂街。我看他披着棉袄，像是刚喝过酒，鼻子红红的，又要开骂，正巧让我碰见了，便对他说了一句：‘你也学了五个月《弟子规》了，还好意思骂街吗？’一听这句话，他转身跑进家里，把大门闭起来，不好意思出来了。要是原来的话，我越批评他，他骂得越厉害。从前，碰上骂街的，我只能赶紧跑回家里去，将高音喇叭放开，与他比个高低，别无良策啊！”另外，村里的卫生也有显著改善，原来经常要打扫五六车子的垃圾，现在一两车就可以了，因为村民自觉了，会往前走几步将垃圾放进垃圾箱里了。根据我在福建、河北、山东各地所做的调查，乡村儒学只要扎实开展，坚持一年左右，都会有以上各种效果。这说明，乡村伦理问题具有相似的症状。
到目前为止，乡村儒学在山东已经开展了三年时间。2015年的发展尤其明显，不但在山东继续推广，也波及北京、河南和湖北等省市。目前，山东已经有两个地级市、四个县级市和一些乡镇在全面开展乡村儒学实验，从数量与规模看，似乎已经超出了当年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但乡村儒学和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角度和重点有所不同，尚不及梁先生的实验扎实深入。
目前，山东的乡村儒学大体有三种模式：一种是以尼山为代表的、学者主导的实验，依托书院，学者主持，发动和组织志愿者开展工作，基本特征是民办公助；第二种是由政府推动的乡村儒学模式，山东省政府将乡村儒学和社区儒学纳入了公共服务体系，省文化厅在山东百余家图书馆设立了尼山书院，推进乡村儒学；第三种是纯粹民间发起的乡村儒学，教学、人员与资金完全民办。这三种模式各有所长，到底哪一种能够长期坚持下去，逐步体系化，能在当地扎下根来，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将来能够有所成就的，必然是能够将乡村儒学变成一种群众自身的文化组织，完成儒学在乡村的内生化、体系化和专业化的模式，这样才能最终扎下根来并传之后世。
目前，基督教已经在乡村扎下根了。他们拥有家庭教会和教堂，有大批富有牺牲精神的传道者，有完备的传播体系。与基督教比较，乡村儒学还什么都不是。如果说基督教是正规军的话，乡村儒学连游击队都算不上，尚处于体系化过程的开端，尤其缺乏专业化和高水准的儒学志愿者队伍，完全依赖外力的推动。乡村儒学的前途在于，有没有可能形成一批有素质、有奉献精神的职业化志愿者队伍，以传道授业为志业。这也是乡村儒学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2015年分别在尼山和聊城，举办了两期乡村儒学志愿讲师培训班，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瓶颈。
那么，乡村儒学将来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根据我不成熟的考虑，乡村儒学要返本开新，最终实现三堂合一，以完成儒家在乡村再造传播体系的重构。哪三堂？第一就是学堂，第二是祠堂，第三是道堂。
首先，我们看学堂。传统中国的乡村是一个文化蓄水池，涵养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有三种文化组织在支撑它，第一就是乡村学堂也就是私塾。私塾主要教学生学经典、学做人，也正是我们现代中小学教育中最缺乏的东西。私塾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作用极大，我们在一些古典小说像《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中，所看到的私塾先生多是一幅寒酸、固陋的形象，这种文学形象反映了私塾先生的生存状态，却并没有反映他们的历史文化贡献。比较一下私塾先生和基督教文明中的牧师，可以发现私塾先生在传统中国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牧师在西方社会所起的作用，因为私塾先生培养了两个重要阶层，一是国家文官阶层，也就是士大夫阶层；二是乡绅阶层，也就是承担民间自治的社会阶层。这两个至关重要的社会管理阶层，就是不起眼私塾先生们培养起来的。近代以来私塾被国家强制取缔，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空间，由谁来教导农村人做人、教给他们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这些方面，乡村儒学志愿讲师可以承担起相应职能。当然，他们要先经过培训，也要完成儒学与现代思想的汇通，因为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
第二是祠堂。祠堂是传统中国最为普及的信仰场所和文化场所，具有慎终追远和人生礼仪教育之功能。传统中国人的一切人生礼仪，像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是以祠堂为中心来进行的，它非常重要。祠堂同时也是社会自治和宗族慈善救助的重要系统。如果有祠堂，今天很多老人就不会沦落到自杀的地步，依然会有一个共同体在庇护着这些已经没有生存能力的老者。祠堂在“文革”当中统统被当作“四旧”捣毁，尽管近年来在福建、广东等地又复建了一些，但它目前的功能与历史上曾有的功能已不可同日而语。实践证明，现在的乡村儒学讲堂，可以在重建家庭伦理、组建老人互助组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统祠堂的某些作用。现在我们毕竟由农业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由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不可能每个家族都去建自己的祠堂，这已经不现实了。何况经过五代人的文化断层，祠堂在中国北方已经被遗忘，复建的可能已基本不存在。现代乡村需要一个具有更高社会理性和包容性的公共文化空间，而乡村儒学讲堂，就像犹太教的会堂一样，可以作为这一文化载体的初始胚胎，覆盖全村，包括所有姓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对祠堂的一种历史性超越。
第三，在传统中国有很多道堂。比如从前大概所有村庄都会有土地庙、五道庙或关帝庙等，当然还有一些儒释道的其它教化信仰场所。这些场所对学堂和祠堂是很好的补充。像五道庙或土地庙，乡村人在死后要先来这里报到，人死之后要有一个去处。如果说私塾先生和乡绅以及父辈告诉你应该怎么活，人活着应该遵守哪些人文道德底线，活着的意义在哪里；那么这些道堂就告诉你，人死了以后去哪里，去那里干什么等等。这些东西也在“文革”期间被统统捣毁，短暂的政治狂热过去之后，村庄陷入了无意义的空白之中。人生失去意义，没有价值，活着不知道如何去活，死后不知道去哪里。这样，人们就会无所敬畏，无所不为，肆无忌惮。乡村儒学讲堂也可以加进一些信仰的成分，要解决村民关于人生意义的困惑，让他们精神上有所皈依。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乡村儒学讲堂不但要替代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学堂、祠堂和道堂的功能，而且要提升它的公共性和现代性，让它与现代社会更好衔接。乡村儒学绝对不是单纯的复古，同时还要完成儒学的现代转型。我们搞儒学教化一定是和现代社会的理念与形态相结合的一种新的儒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