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手段接替了政府的计划之手，顺理成章地成为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手段，而且影响越来越大。从过去十多年来看，中国的总需求管理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从当下来看，扩大内需或扩大外需都很难；从长期来看，总需求管理对经济增长是无效的。从过去总需求管理的效果看，除了阶段性、周期性地维护了中国经济的稳定之外，每一轮“踩油门”过后，也都难免遗留下大批的过剩产能、银行不良资产、地方政府债务；每一轮“踩刹车”下去，都客观上造成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大批倒闭、股市暴跌。
中国的第一次系统的需求管理政策始于1993年到1996年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适度从紧”。针对1992年开始的经济过热，1993年9月中央政府发布了16条紧缩措施，包括：提高存贷款利率、控制信贷规模、制止乱集资、发行国库券、削减基建投资、通过审核排队的方式严控新开工项目、严格审批和认真清理开发区、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措施，等等。1994年各项紧缩措施更为严厉，1995年又两次提高贷款利率。1993年到1996年底的紧缩政策，虽然控制了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但是很快中国经济就出现了所谓“硬着陆”，各城市到处都是烂尾楼。更不幸的是，宏观紧缩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从而使1997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又陷入通货紧缩。之后，中央政府取消了贷款限额控制、下调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多次降低了存贷款利率，才逐步走出通缩阴影。
第二次比较值得回顾的需求管理时期是2003年到2004年，由于加入WTO后的经济增长加速，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钢铁、水泥、电解铝和房地产等行业出现高速增长，超出了宏观决策部门心中的合理指标水平，因而引来了非常严厉的紧缩措施——政府出台了关于抑制过剩产能的文件，多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缩减长期国债规模和中央财政赤字，减少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等。事实上，当年认为过剩的上述产业，在2007年以后都出现了明显的供给不足。
第三次比较不幸的紧缩发生在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面对一向比较担心的物价上涨，2007年决策部门又开始了所谓“适度紧缩”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2007年12月，又将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为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货币信贷的总量和投放节奏。2008年上半年，连续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次紧缩之所以说它不幸，是因为它跟1997年那次相似，又遇上了全球金融风暴，从而使中国经济各项指标迅速全面下行，到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速只有6.1%。
之后，就是2008年下半年的全面宽松，央行连续五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以及这些年广受诟病的四万亿刺激计划，中国经济在2010年一季度达到阶段性增长的高点。
2010年一季度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经济事实上经历了两次货币政策紧缩：一次是2010年到2011年为了控物价、控房价的双紧政策；一次是2013年“钱荒”以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迅速攀升。而与此同时美国、欧洲、日本连续执行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结果美国经济逐步走出危机、反弹复苏，而中国经济却连续五年下行。
20年的总需求管理历程中，我们的宏观调控确实刺激过经济增长，也平抑过通货膨胀，但是由于经济本身非常抽象，需求管理的节奏难以准确把握，再加上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预判不足，造成中国经济运行的波动并未被有效熨平反而被阶段性放大。
之所以过去 20 年我们这么频繁地干预需求，主要是受到凯恩斯主义需求刺激的学说影响，以及货币主义对中国通货膨胀的错误治理逻辑。
凯恩斯主义的全部理论基础都是建立在三大假设基础上，边际报酬递减、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货币流动性偏好。如果这些假设都正确，需求不足一定会周期性出现，因此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必须阶段性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才能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而货币主义则坚信一切通胀归根到底都是货币原因造成的（事实上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多次物价上涨大部分都是供给侧的原因），因此只要物价指数超过他们的舒适点，他们就毫不犹豫地要求政府紧缩货币。
在以上两种思想的交替指导下，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中国决策部门就会高举凯恩斯主义的大旗，拼命刺激“踩油门”；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决策部门就会举起货币主义的大旗，拼命紧缩“踩刹车”——频繁地踩油门和踩刹车的结果，中国经济越来越颠簸，经济周期也越来越短。一旦把频繁的周期性调控政策当成其日常专职工作，决策部门就会被各种短期指标所吸引，而对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和长期增长动力问题有所忽视。
事实上，中国经济整体平稳增长的主要动力，根本不是来自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刺激，物价得到控制也不是货币主义的功劳。就增长而言，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源自中国人口本身的活力、城市化进程、资本和资源的持续投入、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改进——任何内部或外部的力量都不可能压制这种强大的内生经济增长动力。
物价的上涨或下跌呢？很多人错误地相信了货币派。比如，坊间流传的中国超发了多少万亿货币，并严厉要求政府长期保持偏紧的货币政策，以防止通货膨胀。问题是，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逐步进入了“过剩经济”阶段。在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的背景下，怎么可能有短缺年代那样的通货膨胀？货币主义同凯恩斯主义错误的根源同样在于他们只看到硬币的一面——需求，而不去分析硬币的另一面——供给。事实上，只有超出过剩产能的货币量才可能造成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连“单位产能货币供应量”都不去计算的货币派，怎么能正确理解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呢？
事实上中国90年代中期以来的每一轮所谓通胀几乎都是“食品通胀”，并伴随着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上涨。而食品通胀的根源在于粮食、蔬菜和猪肉的周期性供给波动；部分工业品的价格上涨原因在于人工成本上涨、土地成本上涨、物流成本上涨等供给侧原因。尽管任何的货币紧缩都不能帮助母猪生小猪，但是货币派们照样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在母猪大批生完小猪、小猪长大、猪肉价格大幅回落的时候，庆贺他们紧缩货币、从而“控制”猪肉价格(ChinaPigPrice)的光辉业绩，却从来没有人为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倒闭和股市暴跌承担责任。
好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厌倦了这种来回折腾，甚至管理者也意识到在上下一两个百分点的GDP增速和物价波动范围内，一会儿踩刹车，一会儿又踩油门，不但真的很困难，对长期经济增长也的确没有多少实质的意义。
然而，凯恩斯主义放弃了总需求调控之手，却并没有放弃其对中国经济的不良影响：比如，当他们意识到其调控范围越来越窄，甚至玩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宣称经济增速下滑是必然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分析框架，出口不可能长期高速增长，投资也不能长期高速增长，消费还面临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经济增速回落不是很自然甚至是必然的规律吗？过去的支柱产业，比如房地产高增长结束了，汽车的高增长阶段也结束了，中国经济高增长能不结束吗？此时，货币派们也站出来帮着说话，“过去的高增长是印钞票造成的虚假繁荣，中国经济高增长结束了”。
问题是，果真如此吗？
注：本文摘自《供给侧改革》一书有删节，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