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对特大城市人口的严控政策使外来人口问题成为焦点，而城市的外来人口聚集区作为进城外来务工者的重要生存空间，也将在新时期面临挑战。外来人口聚集区一般是指位于城乡结合部地区，以“城中村”为基本依托单位，大量外来人口聚集生活的区域。而以北京的实际情况来看，多数外来人口聚集区已经发展成为农产品批发、商贸市场、家居建材、仓储物流等中低端产业的集散地，成为外来农民工城市落脚的主要空间。近年来，北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对外来人口聚集区采取了“城中村改造”措施。从2009年的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行动，到2013年北京开始重点升级改造低端产业［1］，这些都被视为北京进行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
北京对外来人口聚集区采取改造治理措施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缓解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或者说是为了解决“城市病”问题。不过，对此存在不同的学术讨论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改造外来人口聚集区有利于城市治理，理由是由于聚集区中的外来农民工工作不稳定、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生活环境较差以及文化的边缘化等原因，在城乡差距面前容易产生心理冲突和压抑失衡［2］，而“城中村”加剧了区域性“失范”，使这些地区的城市犯罪率高发，会引发治安等社会治理难题。［3］外来人口聚集区往往不仅成为“脏乱差”的城市边缘地带，也成为社会问题的多发区。［4］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外来人口聚集区存在一定的功能合理性，认为外来人口聚集区的产生与发展，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在打破以城乡隔绝为特征的二元结构和作为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承载了外来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及城市产业发展等系统功能。［5］在外来人口聚集区中，当地村民与外来人口之间建立了相互依赖的复杂分工，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不仅对当地失地农民具有自我保障的积极性与必要性［6］，也能够缓解外来人口的公共需求与政府体制机制滞后形成的矛盾关系，具有难以替代性。［7］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中村”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环境中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8］因此，对于北京通过产业升级做法实现对外来人口聚集区的改造治理，也在媒介中引发了争论。［9］
本文将目光聚焦于聚集区中的外来农民工群体，回答的基本问题是，生活在聚集区中的外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状况与生活意识究竟是怎样的？本文将通过对北京外来人口聚集区中的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实证性分析，对此问题做出尝试性的回答。
二、对北京外来人口聚集区的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分析的数据来源于由北京工业大学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于2013年6月对北京外来人口聚集区所作的专题调研数据。调查以市场管理办公室或村流动人口管理站提供的外来流动人口名单进行随机抽样，样本量为2416人。调查对象主要是外地来北京打工的农民工群体，他们从事的职业主要是中低端的建筑业和制造业等的工人、商品的批发零售人员、家政餐饮等生活服务类工作人员等。
1.异质性的居住空间
调查的外来人口聚集区主要是城市近郊区的“城中村”地区，这些区域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迁入和本地人的不断迁出，逐渐成为“人口倒挂村”。外来人口聚集效应的显著体现就是形成了商品的规模经济产业，调查的多数区域都已是北京较为有名的农副产品批发、建材批发、服装日用品批发零售等的大型“集市”。这样的聚集区样态不仅给北京本地人强烈的“异质性”感受（即这里是外来人口的聚集地），也给予了聚集区中外来人口较强的“异质性”感受。从表1的调查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仅有13.6%的被调查者的隔壁邻居是北京本地人，绝大多数人的隔壁邻居也是外地人；并且超半数（51.8%）的被调查者自我感觉居住区外来流动人口的比例超过60%。北京的外来流动人口聚集区已经成为北京本地人和多省份外地人共同杂居的“异质性”社区，而“异质性”感受也成为吸引他们来此的重要因素。
表1 聚集区的人口“异质性”情况（%）（略）
从居住情况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农民工在聚集区中的住房类型主要是“租房”，比例达到81.7%，能够自购房及雇主提供住房等的情况都很少。在居住形式方面，农民工以一家人一起居住的比例很高，比例达到70.4%，这表明农民工在聚集区的“家庭式入住”特征。“家庭式入住”的外来流动人口主要是30、40、50代的已婚及有下一代的农民工群体，20岁以下的主要是和同事老乡一起，相较而言，20代的农民工居住形式较为多样化。从分析结果不难理解，与早期农民工主要以个人流动形式进城打工的状况不同，当前农民工群体更多是以家庭形式入住“城中村”生活，这样的流动形态加剧了“城中村”的人口聚集效应。
2.聚集区中的非正规就业
外来农民工群体在“城中村”中生活，又在其附近从事中低端产业的工作，随着生活所需的增加，“城中村”中也发展出服务于这些外来人口的相关生活服务业，如餐饮、日常用品零售、洗浴理发等，因此也吸纳了更多的外来人口聚集。不过，外来农民工的工作特征整体上表现为较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是一种聚集区中的“非正规就业”形态。在雇佣形态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整体上“非受雇者”比“受雇者”较多，但分类别中比例最高的是没有任何管理权的受雇者，占到了近1/3的比例。而从“如何找到工作”的就业渠道调查结果来看，最多的还是通过朋友或老乡介绍（38.2%），如果算上“家人介绍”的情况，通过已有的“强关系”社会网络获得工作的外来农民工比例就超过了半数（54.9%）。
此外，调查中发现在“签订劳动合同”问题上，有近1/3的外来农民工从未签订劳动合同，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约1/4比例的农民工有过拖欠工资的经历。在劳动工作时间方面，调查对象中57.9%的受雇农民工每日工作时长在8小时以上，而每日平均工作时长的均值也达到了9.5小时。此外，70.1%的受雇农民工每月工作天数超过22天，而每月平均工作天数的均值达到了26天。这样的劳动时间强度已明显超过了我国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每日工作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要求。在北京打工的外来农民工群体，不仅从事的主要是中低端行业的工作，而且劳动强度相对较大，整体上劳动保障的不完善，也体现出“非正规就业”的特征。
在外来农民工的工作收入方面，从表2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近3/4比例）的实际月收入水平不到4000元，调查对象中月收入在2000元-2900元和3000元-3900元的受雇农民工数量最多，占到约2/3的比例，进一步分析月收入的均值为3230元，而问到“应该拿多少收入”时，有约3/4比例的人都认为自己应该每月拿到4000元以上的工资收入，其中1/3比例的人认为应该拿到每月6000元以上工资。另外，实际月收入在6000元以上的比例不足10%，而2013年北京全市职工平均月工资为5793元，可以推测聚集区的外来农民工收入多数在平均线以下，属于社会的偏下层群体。
表2 聚集区中外来农民工的实际获得工资与认为应得工资情况（月收入，%）（略）
生活意识是人们对于日常劳动生活的感受与态度，本文用于衡量农民工生活意识的操作变量有三个：（1）压力感；（2）公平感；（3）幸福感。调查结果显示，有过半数（51.3%）的外来农民工认为工作生活压力大，且有近3/4（74.1%）比例的人认为存在社会不公平，尽管如此，认为现在的工作生活状态幸福的人比例也达到了41.4%。
为探讨影响外来农民工生活意识的因素，本文选取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对三个分析因变量均作二分的虚拟变量处理，具体操作化分别是：（1）认为工作生活压力“很大和比较大”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2）对当前工作生活感到“很公平和比较公平”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3）认为当前生活状态“很幸福和比较幸福”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纳入模型分析的影响因素包括：（1）作为基本属性的性别、年龄；（2）作为劳动获得的居住和收入；（3）作为劳动状况的是否受雇、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每天工作时长及每月工作天数。
表3 聚集区中外来农民工生活意识的影响因素分析（logistic模型）（略）
从表3的回归模型分析可以看到以下结果。
1.在个体的基本属性方面，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婚姻状况都对压力感产生具有显著影响，即男性、30代与40代年龄、文化程度较高、已婚的外来农民工群体更易产生生活压力感。不过，在对公平感影响方面，只有年龄变量影响显著，即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年轻一代的农民工更容易产生不公平感。另外，尽管婚姻容易产生生活压力，但却能使农民工产生较强的生活幸福感，这或许能够解释外来农民工为何以“家庭式入住”聚集区的原因。
2.在劳动获得方面，收入因素对三个分析因变量均影响显著，相比于6000元及以上（北京职工平均工资线以上）群体，收入越低的农民工群体压力感较强、不公平感较强且不易形成生活幸福感。此外，老板能够提供居住场所能够显著影响公平感和幸福感，即更容易使外来农民工形成社会公平感和生活幸福感。
3.在劳动状况方面，是否受雇的雇佣状态对外来农民工的生活意识并无显著影响，但劳动合同的签订则会影响其生活意识，即签订劳动合同更容易使农民工产生社会公平感和生活幸福感。此外，作为劳动强度的工作时间因素同样影响显著，每天和每月工作时间越长的外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压力也越大，且这样的劳动强度不利于产生社会公平感。
从上面分析不难看出，婚姻、居住及劳动合同影响了外来农民工的生活幸福感，这或许能够解释外来人口聚集区的聚集效应产生的原因。北京的外来人口聚集区地区给予了外来农民工更大的向上流动空间（劳动获得的可能性），并给他们提供了相对廉价的“落脚地”（居住），他们能够“家庭式入住”（婚姻），能够感受到生活水平的变化，因而愿意在聚集区中生活。调查结果就显示出，多数农民工认为现在的生活质量较之前有了提高（62.4%）。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对北京外来人口聚集区中的外来农民工调查数据，对其生活状况与生活意识进行了实行性分析，从前文的分析结果中，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一）外来农民工在聚集区中呈现“家庭式入住”与非正规就业特征
在当前北京，以“城中村”为载体的聚集区作为“都市角落”，其相对廉价的“地租”为外来农民工群体提供了生活空间。随着更多的农民工在这里劳作生活，聚集效应越来越明显，聚集区也成为在人口构成上的“异质性”地区。“异质性”的增强也进一步吸引了更多外来人口进入聚集区生活。农民工携带家人一起进入，形成“家庭式入住”的流动形态，这与已有研究对人口流动模式的探讨是一致的。［10］［11］
由于农民工群体自身的流动性特征以及劳动保障的不完善等原因，外来农民工在聚集区中的工作更多体现为一种“非正规就业”，主要从事城市较低端的职业工作。不过，尽管他们居住的生活环境并不理想，但他们依然感受到了生活的改变，这成为外来农民工进城打工的主要原因。通过在城市打工，外来农民工将家庭“搬迁”至此，获得了较之前更高的生活质量，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外来人口聚集区对于外来农民工而言，具有推动其社会流动的功能性作用。
外来农民工的生活意识是在聚集区中形成的，劳动生活的实践塑造了他们的生活意识，正如有学者指出，外来人口聚居区这样的社区不是整个社会的“具体而微”，而是人们在“大社会”的背景下进行实践的舞台。［12］当前北京的外来人口聚集区已经发展成为“异质性”和“非正规就业”的社会空间，往往被视为城市的“边缘化地带”，也促进了农民工的“边缘化意识”形成。“边缘化意识”表现在社会文化上的偏离排斥现状，包括生活状态、思想言行等的文化心理。［13］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会在特定的、缺乏主流价值观的、异质性的“社会与文化空间场域”中形成某种心理偏差和角色错位，产生对生活的压力和焦虑。［14］
多数生活在聚集区中的外来农民工的生活压力感较强，其影响因素主要来自于家庭和就业。他们的社会不公平感较强，主要表现在年轻一代，且“非正规就业”的劳动状况影响较大。生活在聚集区中的多数农民工并没有较强的生活幸福感，这与他们的生活压力感和社会不公平感有一致的对应关系。此外，婚姻家庭因素虽然带给农民工生活压力感，却也增强了他们的生活幸福感，这为他们选择“家庭式入住”提供合理解释。然而，聚集区中的“非正规就业”的劳动状况不利于他们形成积极的社会心态，也弱化了他们的生活幸福感。
（三）外来农民工生活意识的理性化发展
大量外来农民工从乡村进入城市，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他们会将城市中的理性“算计”带入工作与生活领域，也会产生越来越高的生活期望，这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意识发展。对收入的期望提升、对工作生活的不满等体现了农民工的理性意识增强。正如有研究表明，在早期由于外来农民工进城的期望值并不高，因此尽管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却依然会有较为积极的社会态度，并不遵循经济决定逻辑［15］，但随着就业与生活压力加大，他们的社会态度积极性会降低。［16］外来农民工虽然在城市中获得了较之农村更高的劳动收入，但随着生活期望提高和个人权利意识增强，他们会不满足于中低端的城市就业收入水平，这会影响农民工的社会态度及行为选择。［17］理性意识的发展会影响外来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命历程，会决定他们“是去是留”以及如何在城市中生活，而“家庭式入住”与非正规就业特征将对他们产生重要影响，正如有研究指出，受到家庭生命周期以及相对剥夺感的影响，流动人口家庭会做出在城市定居或返乡的迁居决定。［18］
此外，通过上述的分析不难理解，外来人口聚集区对于特大城市而言，在其城市化与调整城乡二元结构的过程中，对于吸纳外来劳动力及实现农民工社会流动具有重要的功能，但这样的空间塑造了外来农民工的“边缘化意识”。随着外来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经历的延伸，他们的理性意识得以进一步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应把他们视为“城市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形成“城市病”问题的主要社会群体。否则，持续的“被边缘化”会使他们进一步产生消极社会心态，这将不利于良性的社会融合形成，也就不利于和谐社会秩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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