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来，由政府出台的非比寻常的刺激计划为世界经济提供了支持。如今，世界需要摆脱对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依赖，致力于实现私营部门主导的增长。美联储加息犹如吹响了号角。中国市场遭受的重创突显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也说明有必要采取新举措。2016年或许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入手来促进增长。
首先，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警告，由于全球需求不足，世界存在“长期性增长停滞”的危险。他还将已持续数十年的全球化趋势放在上世纪30年代末兴起的一种理论之下来阐述。萨默斯担心，新兴市场将面临全球需求低迷、资本流出、投资前景变差以及汇率贬值。在缺乏新需求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将拖累发达国家，这反过来将进一步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增长。
根据这种理论，作为世界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增长来源，中国正面临艰难转型，即从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转变为以服务业为重心的经济。在全球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将通过货币贬值，以吸引有限的需求，这将引发其他国家采取保护主义的对抗措施。解决办法是大规模政府支出，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领域，通过以极低利率借款融资。
在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看来，全球经济正处于债务“超级周期”的较晚期阶段。他提供了第二种视角。罗格夫教授所教的历史课表明，随着金融过度行为（financial excess）所造成的负担逐渐减轻，增长将复苏，不过会相当缓慢。系统性市场危机——一股全球性风暴，包括美国和其他地区的住房市场崩盘、欧元区债务危机，以及中国和新兴市场的金融动荡——已经惩罚了全球经济，并判了很长的缓刑期。
如果罗格夫教授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萨默斯提出的大规模政府支出只会拖延这种债务顽疾。相反，罗格夫教授会着眼于减轻债务人的困境，具体做法包括将利率保持在低位或者负值，并重组债务，同时为生产性投资创造条件。他也看到了基础设施投资的好处，不过他对浪费性政府项目感到担心。
第三个增长方案是将政策重点重新放在提高生产率和增长潜力，特别是在私营部门。诺贝尔（Nobel）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和前美联储理事凯文•瓦尔许（Kevin Warsh）等供应学派担心，非常规政策会扭曲私营部门对投资、利润、税收、估值和未来政府行为的预期。他们强调，会推动私人资本投资（从而推动薪资和利润的增长）的需求是预期的未来需求。相比之下，旨在促进短期需求的政策实际上在未来可能会抑制企业信心；它们可能会依赖合并、收购和股票回购，而非长期巨额投资。
同样，其他人呼吁通过税收和监管政策鼓励私营部门投资和就业。此外，开放贸易政策、旨在提高劳动参与率的鼓励政策（包括针对女性和残疾人）、合法移民以及更有效的教育和培训可能也会提高潜在经济增速。创建鼓励科技进步的科学、教育和创业环境将创造机会。问题是，事实证明，这种结构性增长改革在政治上很难实施。在民粹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的崛起使政治领导人受到震撼的情况下，依赖政府支出或央行会更加容易。
2016年最重要的问题是，各国是否会勇敢地推行关键结构性改革。对于中国和很多其他新兴市场而言，这些改革是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之举。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需要射出他的“第三只箭”，包括引入竞争、加强公司治理以及鼓励更多女性就业。对于欧元区而言，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工作和投资激励以及更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至关重要。对于美国而言，问题是公众是否会选出将携手重燃私营部门活力的总统和国会。
如果在2016年没有出现从货币政策向增长政策的转变，那么萨默斯和罗格夫所设想的未来成真的可能性更大：增长乏力；汇率冲突；以及民粹政治和分配斗争——由于举步维艰的经济停滞不前，还可能不时爆发小规模危机。政治领导人要么现在努力塑造本国的命运，要么等着十年经济试验的秋后算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