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安赫尔·乌维德(Angel Ubide)在该研究所官网撰文,从经济学视角回顾2015年。他表示,2015年是经济学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的一年。在经济危机时期,每个人都成为了“业余经济学家”。如今,随着经济复苏,是时候对过去一年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和总结了。
不少人认为,经济是一种周期性的循环演变,其潜在增长(potential growth)的趋势基本保持不变。调控这一循环的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则只需考虑保持经济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货币政策不会影响经济的增长潜力。但事实是,经济衰退,尤其是持续较久的衰退,会对经济的潜在增长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经济体往往无法恢复到衰退前增长潜力的水平和速率。乌维德提出,如果不能采取有力政策应对经济衰退,则可能给经济体带来永久性的损伤。例如,目前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仍比假设2007年以来未受危机影响的可能情况低10%,货币政策是其增长潜力长期低迷的重要影响因素。
乌维德表示,在欧洲方面,欧元区财政政策框架急需改革以适应新形势。他认为,未来几年,欧元区的利率水平将保持在0%左右,财政政策将是其在随后十年里刺激需求的主要手段。然而,欧盟的《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却是针对正利率的情况制定的。此外,该公约没有提供财政扩张的法律机制,只是强制要求推行财政调整。如果一些国家决定采取过度紧缩的财政政策(如现在的德国),则没有纠正其举措的法律机制。因此,乌维德对此提出了两种改革方法,一方面,可以改变《稳定与增长公约》中与赤字相关的条例,例如将公共投资排除在赤字计算之外;另一方面,制定系统、普遍的财政政策,在经济衰退期间实施更有效、更广泛的反周期波动财政政策(countercyclical fiscal policy)。这两种方法并不相互排斥。
乌维德认为,我们必须对经济学教材进行反思和更新。不少人曾认为,提高最低工资不利于创造就业,但近期美国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工资越优厚,工人的生产效率越高。人们曾认为不平等不会影响经济增长,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总结表示,越是平等的国家经济增长越多。也曾经有人认为,公共部门不应参与到投资或者创新中,但经济学家马里亚纳·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企业家型国家》(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一书中提出,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苹果手机或许就不会存在。如今的世界形势已与往日大不相同。
乌维德表示,一度被边缘化的凯恩斯主义理论(Keynesianism)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切题。建立在经济自由化、削减税收、市场调控之上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conomics)信条已经不足以应对当前萧条、失衡的经济,人们需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协调来促进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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