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几年前，新保守主义（Neocon）还统治着从北美外交界，甚至在中国大学的校园里都在流行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传说，只是因为施特劳斯的学生在小布什的共和党政府就职、或者在智库里发挥间接影响。然而，自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另一个幽灵却在北美上空游荡，那就是索尔·阿林斯基的左翼激进主义。虽然阿林斯基主义不若新保守主义那样极富哲学深度，但是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社运战术大师，得其衣钵的克林顿国务卿和奥巴马总统却把阿林斯基主义直接运用在选战和外交政策与行动中，直接改变了美国政党乃至政党竞争的形态，出现了一个政党社运化的潮流。
索尔·阿林斯基(Saul D. Alinsky, 1909~1972)，1909年出生在芝加哥一个俄罗斯犹太裔的移民家庭，在俄罗斯人、波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混居的贫民区长大，常在街头与波兰小孩发生冲突，并且学会了他后来的第一课，“权力不是已经建立起来的什么东西，而是你认为你所拥有的”。他1926年进入芝加哥大学修读考古学，却对社会学颇感兴趣。30年代最初几年，他跟随社会学家克利福德·肖（Clifford Shaw）关注有组织犯罪问题，以犯罪学家闻名，并先后就职于州政府的犯罪研究部门和监狱。在此期间，阿林斯基与芝加哥著名的卡彭黑帮的第二号人物弗兰克·尼蒂（Frank Nitti）建立了密切关系，他称尼蒂为教授，而将自己视作学生，非常熟悉卡彭黑帮的内部运作，甚至在晚年谈及芝加哥的卡彭黑帮时充满感情，称其为一个事实上的公益提供者，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那是一个大衰退的时代，我们或许可以从中了解到阿林斯基后来的社区建设发端，阿林斯基年轻时期建立起的这种亲密的师生关系甚至影响到他终身的事业模式和思想传承。
而他最初的社区试验就是始于大衰退期间的饥饿。大学毕业后，仍在校园晃荡的阿林斯基被迫忍受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他想出了一个用支票和硬币来回倒腾蹭咖啡馆吃喝的主意，在校园一个公告牌前贴出广告，召集饥饿的同学们，交换芝加哥各处能够免费吃喝的咖啡馆信息。这个活动持续了大约半年，是阿林斯基最早进行社区活动的尝试，也是他走向激进主义的起点。1930年的夏天，阿林斯基第一次参与到CIO的活动中，CIO(Committee fo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工业组织委员会)是由美国工运领袖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创立的带有军事色彩的激进工会。阿林斯基深深地被刘易斯的组织方式所震动，也极大影响了阿林斯基后来的人生选择。
随后的1930年代，阿林斯基的一系列开创性活动奠定了他作为一个社区组织者、社运战术大师和激进主义者的地位。在从事犯罪研究的最初几年里，阿林斯基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与法西斯主义者斗争、与共产党交往密切、积极为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筹款。他和克利福德·肖都相信，社会环境才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改变环境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1936年，阿林斯基回到芝加哥，在南区贫民窟，他发现这里相互冲突的族群中，有很多人都渴望变化。1939年，阿林斯基建立起“后院”(Back-of-the-Yards)，将这些相互冲突的族群组织到后院邻居理事会这个共同的社区邻里组织中。1941年，阿林斯基正式创办“产业地区基金会”(Industrial Areas Foundation, IAF)，作为支持“后院”组织的机构。这是美国最早的社区运动，至今仍存，并推动了类似的社区组织的建立，如卡麦利基金会(Gamaliel Foundation)、太平洋社区组织研究所(Pacific Institute f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 PICO)和直接行动研究与训练中心(Direct Action Research and Training Center, DART)等。这四家致力于地方社区建设的全国性网络组织，由阿林斯基创办或者被称作阿林斯基风格的组织甚至“阿林斯基团体”，拥有超过130家活跃的地方社团、机构雇员超过4000人、全美成员在100万到300万之间。占城市人口30%的阿林斯基风格的邻里社区组织，同样是他的支持者。阿林斯基创办的IAF因此也被美国民主理论大师迈克尔·桑德尔称为公民参与形式的“最有前途的表达” 。
在领导IAF工作的同时，1946年，阿林斯基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激进主义的起床号》(Reveille for Radicals)，连同他后来出版的约翰·刘易斯的传记(1948)以及生前最后一本书《激进者守则》(Rules for Radicals) (1971)（美国社运圈中几乎人手必备的教战手册），奠定了他激进主义理论家和战术大师的地位，阿林斯基主义也因此在1960年代的美国学生运动、民权运动和工会运动中发挥了重大影响。与同时代的马丁·路德·金相比，金无疑更温和、更代表政治世家，被阿林斯基批评缺乏基本的地方社区基础，也缺乏像阿林斯基及其弟子在教会内部、工人运动中、特别是民主党内部所具有的密切关联。阿林斯基通过其学生凯撒·查韦斯（Cesar Chavez）在1960年代领导的激进的“联合农场工人工会”，取得罗伯特·肯尼迪在抗议柯达公司行动中的支持，这是同时代的单纯学生运动或民权运动所无法企及的。在马丁·路德·金遇刺后，阿林斯基可说是重新塑造了美国的民权运动。
1968年革命之后，激进的阿林斯基主义并未过时，相反，在21世纪仍然通过两位衣钵继承人在对美国政治乃至世界政治发挥着最为直接的影响，他们就是1968年亲自对阿林斯基做过采访、并以阿林斯基主义为题撰写毕业论文的希拉里·罗德汉姆，今天的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以及曾经在1980年代接受过卡麦利基金会训练、担任过芝加哥南部社区三年主任、今天的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作为一位俄罗斯犹太裔，阿林斯基直到12岁一直被家庭按照未来的拉比来培养，他的族群和宗教背景跟那些40年代反法西斯的激进犹太人或者60年代的伯克利激进学生一样，具备着美国20世纪激进主义者的典型特征。阿林斯基主义逐渐成熟，但他本人始终以一个激进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他是有着丰厚收入的职业革命者，经常在媒体曝光，20世纪60年代，他被参加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学生当作神一般的“战术大师”来敬仰。以行动为中心，阿林斯基主义可以被概括为具激进性、现实主义和战术技巧的三位一体。
1.社区组织运动的激进性
阿林斯基的激进主义来源，常被攻击归于身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自己也承认1930年代期间与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交往甚密。阿林斯基深受激进社会主义者辛克莱(Upton Sinclair)影响，从辛克莱的主要作品《丛林》中，能找到足够强的思想联系，解读阿林斯基的激进主义根源。
作为美国20世纪“扒粪运动”的始作俑者，《丛林》中关于芝加哥屠宰场的描述，如检疫员被贿赂、病牛被屠宰、死鼠肉被混进肉馅、遗落地上的污秽之物被捡起投入生产线做成午餐肉……激起了美国新闻史上空前的“扒粪运动”，掀起公众要求改革公共卫生和食品管理的浪潮。30年后的1934年，已是知名作家的辛克莱在洛杉矶发起的EPIC运动则将这本虚构小说中的呐喊变成现实：“组织起来！芝加哥将会是我们的！”辛克莱呼吁为占加州人口21%的失业者寻求帮助，几乎一夜间，全美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2000家EPIC俱乐部，这次运动被当时的《纽约时报》评论为“第一次反对美国盈利体系的严肃运动”，其激进性甚至连美国共产党也发表声明指责他是“社会法西斯”。
辛克莱式社会主义的“组织起来”口号、EPIC运动和州长竞选等等，对应着阿林斯基终身奋斗的运动：社区组织、最低收入者和权力，也内含了激进主义的根源：“一个激进者则是寻求意义和证言共同体的人”。人之为社会人（政治人）的假设本身是相当中性的，它向激进的转变赖于回到共同体/社区、寻求公共的善的努力和行动。阿林斯基以对抗主义(antagonism)划分出“一无所有”（Have not）阶级的激进性：此种共同生活的缺乏。
通过对抗主义，人们分享并确认他们作为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而且基于对抗产生的冲突其本身和过程都建立了对抗主义者的共同纽带。在他看来，“一个人民组织生活在……粉碎的力量、冲撞的斗争、席卷的潮流、激荡的情感、冲突、迷惑、表面的混沌之中……这些就是被人们枯燥无味地称之为‘生活’、或者被学生们描述为‘社会’的。”阿林斯基呼吁组织者与人民共同发展的社区组织过程， “挑一个目标、动员、敲打它”，其激烈程度在于打破既有人民的社会自治幻觉， “社区组织的第一步就是共同体的去组织化”。
阿林斯基从1939年起，创建“后院”计划、组建后院邻里理事会的社区组织运动，代表着参与民主最有前途的方向也就是激进民主，一直影响着今天的社会运动。它以对现有政党民主和精英民主的挑战性姿态，通过社区组织最穷困者，通过构建共同政治愿景，组织人和金钱，形成持久性的新政治力量，这也是巴拉克·奥巴马在重新组织芝加哥南区贫民时所总结的，他们缺乏的不是解决解决问题的方案，缺乏的是属于此一阶级自己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是必须经由共同生活的组织来实现和体现的。
2.激进的现实主义
尽管阿林斯基的激进民主令人振奋，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仅仅激进本身就能持久或者扩大，无数激进组织的覆灭是社会运动史的常见案例。在他的激进主义的另一面，作为“战术大师”的阿林斯基极为实用主义或者现实主义。在其晚年的总结性著作《激进者守则》中，阿林斯基反复强调：“激进者必须对事件进程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
在社区组织建设过程中同样如此。尽管对抗主义(antagonism)本身已经包含着共同体的形成基础，但此一激进性需要嵌入并改造“一无所有”阶级的日常生活、并且扩大到中产阶级人群。阿林斯基1930年代的社区工作赢得了同情劳工、倾向进步的芝加哥地方神父和教众对社区组织的支持。他当时与教会内部激进神学家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保持着密切联系，而马里坦对教会态度有着巨大影响。他们的交往也是始于社会主义思潮汹涌、大萧条时代的1930年代。当阿林斯基的后院计划赢得全国性声望，也吸引了正在北美的马里坦的注意。阿林斯基向马里坦强调民主社会的公民自由、结社自由的重要性和社区组织在个人与国家间的中介作用，马里坦则倾慕阿林斯基雄心勃勃的社会改革计划，跟阿林斯基介绍了个体与个性的区别、个体意识与宗教和政治多元民主的关系及公共善的重要性等。在他们频密的书信往来中，马里坦对阿林斯基有着终身深刻的思想影响。
马里坦(1882~1973)，一位法国政治哲学家、神学家，年轻时曾是伯格森的学生，是托马斯·阿奎那的著名研究者，他将托马斯主义(阿奎那)的人本主义(personalism)引入美洲，这一思想对他参与起草的1948年联合国人权宪章发挥了巨大影响。他在二战时期积极参加抵抗运动，战后被法国政府任命为驻梵蒂冈大使，与米兰地区红衣大主教乔瓦尼·巴蒂斯塔·蒙蒂尼，也即后来的教皇保罗六世有着深厚友谊。
1936年，马里坦在他的《完全人道主义》（后来成为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的正式文件）一书中，肯定了个体与社会并不冲突。他说，“人之作为个体。一个个人个性有不同方面，个体有不同水平的需要。为了发展人的完全个性，进步性地且同时满足不同水平，必须用某种特别努力。”对他的托马斯主义人本主义来说，普通个体或有各种差异，个性也有差异，但是完全个性的发展却是“个体的所有行动、思想和印迹的积累性效应的结果”。进而，他说，社会的目的是共同体的善。社会实体并非简单的私人和善的相加，或者简单的公共设施和公共制度的集合，而是所有个体成员的一切良心、权利和自由的政治美德与情感、所有的活动、物质财产和精神财富、非良心的智慧传承、正直、正义、友谊、幸福等等。马里坦的激进主张来自于托马斯的人本主义，他与阿林斯基都有一个自利奥十三世以来关于新托马斯主义的共同立场，即对普通人(common man)、然后公共善(common good)及其于社会关联的阐释。
马里坦相信积极倡导20世纪的社会是由在家的信徒即普通人(lay people，居士)来主导并引致公共的善(common good)，这与同期发生的南传佛教的改革运动对在家居士的社会改革使命的重视如出一辙。
自我利益于阿林斯基，几乎就是托马斯主义的，既有对人性自私的妥协，又强调个性的社会化发展。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阿林斯基并不赞成马基雅维利的不顾道德，相反，自我利益可能在一个普世性道德原则下被理性化。在对最底层民众的动员时，应保持高度现实主义，仅谋求自我利益与自我奉献(self-sacrifice)的平衡。阿林斯基主义支持自我利益是人的天性，但绝不只是自私，健康的自我利益是实现人的完全的必须，是有着充分活力的人类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动力的根源。
在阿林斯基的社区组织运动中，从1939年“后院计划”一开始便是从现实主义的人性出发，以自我利益(self-interest)的诉求来争取基层神父的支持，获得普通人的支持，这是阿林斯基的激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或者当时的社会主义的最大区别。1969年1月，阿林斯基接受希拉里·罗德汉姆邀请到学院与学生见面，他还反复告诫这些激进学生“不要拒绝中产阶级的价值”。自我利益这一概念贯穿阿林斯基主义的始终，也被作为社区建设策略和IAF培训的中心概念予以推广。直至今天，奥巴马在芝加哥大学参与ACORN的培训也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概念进行。这是阿林斯基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核心，他藉此进行社团动员、联结起教会和社区组织，获得天主教会最大限度的政治认同和联盟。
今天，阿林斯基风格的全国性社区组织已经大范围地影响了美国的城市居民，而其中，约42%的组织者和33%的聚会是有天主教背景的，奥巴马1980年代曾经服务Project Vote计划即由天主教背景的基金会支持。2001年时，奥巴马提出建立基于信仰(faith--based)的组织，通过推动社区的信仰组织建设重建国家-- 教会的关系，他赢得宗教界的赞扬，使得他在2005年赢得参议员选举。
阿林斯基主义的抗争策略或社会运动战术，既充分体现了激进主义，也因应着现实和环境。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激进者守则》(Rules for Radicals)，就是关于他毕生战术思想的总结，有效性是其战术原则最为强调的。 阿林斯基主义的“教战守则”可以被概括围绕着两个中心问题：如何组织和运用权力，如何有效地进行抗争。
前者基于阿林斯基相信能够从外部进行社区组织的动员，强调组织者的重要性。一方面，他认为在现有法律边界内，道德和规范的力量是社区组织的力量，也就是人民的力量；不过，这种力量既依靠社区，更依靠那些敢于冒险、具有类似政治家的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组织者。而后者，有关对抗主义的具体技巧，是通过个人化的极端模式选择固定目标，进行摩擦式的运动，保持冲突。阿林斯基自己说过，这是从CIO的激进工运领袖刘易斯学习得来的，刘易斯在工运抗争中总是避免攻击公司，而是攻击具体的资本家，既有助于保持冲突合法性和持续性，又足够激进和有效。
社区组织者除了要有好奇心、不逊、想象力、幽默感等特质之外，还应有对未来更好世界的一些模糊愿景、一个组织人格、一个自由开放的心灵和政治相对主义、经常能够推陈出新。这种社区组织者，正是阿林斯基所说的“自由的人”，也是他的《激进者守则》中的“激进者”。在他后来创办专门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培训这样的社区组织者，奥巴马正是这么一位继承了阿林斯基思想的“激进”一面，从社区组织者成长为美国总统的超级社会企业家。
从2008年初起，关于巴拉克·奥巴马是阿林斯基弟子的耳语就层出不穷，充斥美国媒体和政界，到2012年大选仍然不绝。如果明白长期以来阿林斯基被美国社会贴上的妖魔化标签，如革命家、共产主义者等等，就不难理解这类政治耳语的杀伤力了。2008年选战过后的盖洛普民调表明，奥巴马可能是有史以来选民支持最极化的一位胜选总统，有88%的民主党人和23%的共和党人投票支持他；这一选民态度的高度分化延续到了2012年的选战，并且加剧：80%的民主党人和12%的共和党人。相关的政治耳语如实反映了奥巴马政策背后的一以贯之的激进主义，阿林斯基主义可能早已深深嵌入在他的思想轨迹中。
奥巴马的政治生涯开始于阿林斯基1930年代的老根据地——芝加哥南部贫民区。阿林斯基最早在这一地区开始“后院”行动，建立地方社区，24岁的奥巴马则在1985年到1988年间，担任这一地区的发展社区计划主任。招募奥巴马的是芝加哥CCRC负责人、社运领域资深专家、阿林斯基的学生科尔曼(Gerald Kellma,)。毫无经验的奥巴马在此三年间也由科尔曼和另一位60年代新左分子麦克奈特(John L. McKnight)共同指导、培训，相互关系如同学生与导师，科尔曼在2008年还担任奥巴马的竞选顾问，继续提供策略咨询，对奥巴马有着直接的影响。
奥巴马对社区运动、变化和希望的观点其激进程度与阿林斯基不分伯仲。2007年奥巴马在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说，“我深信这个国家和她的制度，但是我经常觉得他们已经破裂了”。对现有社会制度的深度怀疑是激进主义者的前提，此前，1996年，奥巴马在接受芝加哥大学校报采访时也说过，“现在的两党制通常意味着民主党忽略了贫困者的需要、放弃了政府可能在贫困、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环境保护等议题的角色”。他的妻子在奥巴马胜选参议员后对记者说，“奥巴马首先不是一个政客，而是一位探寻变革的政治可行性的社区活动家”。
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奥巴马正式提出“CHANGE”（变革）的竞选口号，将“变革” 和“希望”这些阿林斯基主义的意识形态权力技巧，引入美国政治版图，也构成整个选战的基调。2008年的民主党大会极其成功，被阿林斯基的儿子称赞为“一次成功运用阿林斯基策略”的大会，将“民主党变成了革命的平台”。
虽然通常来说直接将政治思想与实际政策联系起来甚至以前者推断后者显得过于冒险，但是如果沿着阿林斯基主义构成的三个层面“激进主义--现实主义--战术”依次推进，在阿林斯基本人所最为精湛的战术思想层面上探讨其思想传人或代理人并实际延伸到今天奥巴马--克林顿政府政策背后可能的思想逻辑，完全可能而且必要。
在2012年的大选中，奥巴马的阿林斯基主义战术在Web 2.0时代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创造出一个政党乃至政党竞争社运化的新模式。他的竞选团队包括好莱坞行销专家、新媒体专家、统计专家等等，利用商业大数据挖掘潜在支持者与线下志愿者面对面走访相结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基于社会媒体、数据挖掘和社区工作三者相结合的全新竞选模式。其中包括如卡麦利基金会、ACORN等阿林斯基主义风格的社运组织，以及类似Pesonal Democracy Forum这样的网站，大量运用新媒体和动员小额募款，以社区组织和阿林斯基主义的志愿者为核心，按竞选总部给出的地址和名录登门拜访选民（这正是罗姆尼团队所缺乏的）。这些行动将民主党或者党派竞选社运化了，由此产生一个 高度“政治极化”的冲击。
至此，由美国总统大选选情高涨所折射出的新媒体政治下新民粹主义的迷思大致清晰起来，那就是近年来欧美政治界中开始谈论的政党社运化，比如美国2008年到2012年两次大选期间新出现的茶党运动。其中，固然不能排除成熟民主体制下政党空心化所造成的新个人魅力领袖所煽动的新民粹主义，如贝鲁斯科尼，但更重要的是社交媒体的发展和网络社会的形成对民主政党的改造，无论政党组织还是政党选举，都愈益依赖阿林斯基主义的激进主义、社区策略和冲突性战术技巧，即运用社运的组织方式、战术技巧和社区动员模式重新改造层级化且日益空心化的政党。
连任之后，如果说奥巴马在内政事务上难以充分施展“对抗主义”的冲突模式，（尽管有消息指出“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和民主党高层保持着密切联系，奥巴马总统曾经亲自表示对该运动的支持，以牵制保守派对其全民健保计划的抵制）但是，如“巧实力”战略所展现的，民主党政府将这一娴熟社区组织技巧运用在了外交政策上。
自克林顿国务卿第一次于2009年6月在外交关系委员听证会上提出的“巧实力”(smart power)战略以来，巧实力背后的阿林斯基主义正在改变美国的传统外交模式和政策。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及奥巴马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的灵活外交，以及2011年推动阿拉伯之春、确立重返亚洲战略、宣布互联网自由为基本人权，以及自派遣海豹突击队跨境消灭本·拉登，并在这之后屡屡采取特种部队作战样式解决外交麻烦。相比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广受批评、相比深受欧债危机困扰的欧洲在气候外交等问题的缩手缩脚，美国民主党人所践行的阿林斯基主义正在外交领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和灵活、大量的“直接行动”，正在取得令人惊叹的“巧实力的上升”。
从冲突--运动--组织者--社区的阿林斯基主义进路观察，便能推论出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包含着高度的“现实主义的激进主义”。具体到中国政策，一个战术决定战略的对华关系新时代来临。其激进性有两个层面：朝向“新冷战”的冲突性战略框架构建和更多对抗性直接行动的战术创新层面。尽管“新冷战”原本是共和党人罗伯特·卡根提出的，至今受到广泛怀疑。然而，对奥巴马政府来说，对抗主义才是阿林斯基主义及其战术的核心。新冷战意味着高度现实主义与激进主义对抗的战术性结合，在避免战略性对抗（热战）的前提下，采取阿林斯基主义的逼迫型危机策略，比如“重返亚洲”的战略设计，通过激化冲突并使用战术性手段来构建对抗主义的双边关系，重塑地缘政治主轴。
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将对中国的公民社会、互联网自由和社运领袖的作用提升至战略高度予以重视，将其作为战术性冲突和介入的主要领域，而非传统外交和传统人权外交领域。奥巴马政府先后撤出伊拉克、阿富汗的军事干预，在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的内部反叛中所采取的巧妙介入，显示其更倚重这些国家的内部社区领袖，包括互联网领袖和新兴反对派。在面对即使美国政府也未预料到的仓促变局前，这些国家内部社区和人民的声音被首先考虑，超过了传统的地缘政治考量。这是奥巴马政府的社区激进主义的基本体现。
考虑到克林顿国务卿本人更为现实主义的风格，可以想见，奥巴马政府将倾向于减少传统的外部干涉，而是鼓励中国社会地方社运领袖和社会力量的成长，从中国内部施加适度压力和牵制；并采取更多的直接行动，如派遣十万赴华留学生、创建“贸易执法部门”、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展开军演等。在中国的话语、经验和既定外交模式之外，不断展开直接的、极化的、个案的以及更多别出心裁的对抗手法，来获得最优效益比的外交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