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东亚地区的权力转移进行，中国和美国在东亚的安全关系一直备受关注。作为地区安全秩序的主要塑造者，中美一直强调“以建设性的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共同推进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并努力构建双方在亚太积极互动、包容合作的关系。事实上，近两年两军在高层互访、机制性交流、专业和事务性交流和联演联训等方面均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然而，虽然中美军事交流与合作的常态化和机制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这些成果并没有消除人们对中美可能在东亚发生军事冲突对抗的悲观预期。尤其是，格雷厄姆？艾利森所设想的因中日在东海的军事冲突失控，进而引发中美大战的极端情景更是突出了日本这一第三方因素对中美东亚安全关系可能的负面影响。
其实，虽然很少有人设想艾利森式的战争情景，但是几乎所有关于中美军事安全的研究都提及中国和美国在东亚地区有第三方因素诱发军事冲突的风险。首先，中国、美国和地区内第三方国家在东亚的复杂安全互动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虽然批驳了将中美关系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关系进行整体类比的研究潮流，庄嘉颖（JaIanChong）和郝拓德（ToddH.Hall）做出提醒，美国对东亚盟友和安全伙伴的复杂安全承诺、民族主义和反复发生的冲突可能是东亚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其中，一些东亚国家绑定美国尤其可能成为大战的根源。黎雅澹（AdamP.Liff）和伊肯伯里（G.JohnIkenberry）观察，随着中国崛起，东亚地区已经展开激烈的军事竞争，日本、新加坡和越南等一些区域内的国家已经开始因应中国的军事崛起而提升军事能力。其次，第三方因素对中美东亚安全关系的负面影响愈加凸显。虽然肯定了第三方可能对中美关系的积极作用，滕建群还是认为，中美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会被东亚地区的第三方因素所利用。贾庆国直言第三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正在推动中国和美国走向对抗，中美关系受第三国的影响和牵制较以前更大。王缉思甚至认为，第三方因素的掣肘和捆绑已经成为当今中美关系需要避免的“陷阱”。
随着第三方可能将中美拖入军事对抗已经成为现实威胁，如何看待第三方对中美东亚安全互动的负面效应引起了新的更加有针对性的讨论。如，李开盛较为系统地论证了由于第三方介入，中美在东亚爆发间接性结构冲突的现实性；刘丰和陈志瑞分析了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进行的战略选择。不过，虽然中美东亚安全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成为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但是就为何第三方在东亚安全互动中可能成为中美安全的“陷阱”的问题尚缺乏系统性而细致的研究。因此，本文将探究中美东亚安全关系中的“第三方陷阱”的生成机制。比较典型地，近年来中美和一些东亚国家围绕东海和南海问题的安全互动频繁，所以本文拟主要结合海洋争端，探讨在东亚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负面效应，并提出应对之策。
二、不稳定的东亚安全三角关系
如前所述，中国、美国和一些东亚国家存在着复杂的安全互动关系。这可以被视为一种三角关系。中国和美国是东亚安全秩序的主要塑造者，两者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中美为赢得域内国家对各自主张的安全秩序而竞争，这就将东亚国家置于关键地位（pivotalposition）。一些国家与美国是盟友和安全伙伴关系，也因为对东亚权力转移不适应或者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倾向于把中国当作对手。这样，东亚安全就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对中国不利的三角态势。
（一）基本稳定的中美安全竞争关系
在日趋增加的结构压力下，中美在东亚的安全竞争日趋激烈。首先，随着中国迅速崛起，中美在东亚面临的结构压力增大。过去十多年，中美综合实力差距迅速相对缩小。尤其是，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为基础，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和军事实力得到迅速提高。可以说，虽然现阶段中美实力差距相对缩小所产生的体系影响尚不显著，但是在东亚地区两极格局特征已经日渐显现。美国也意识到中美形势已今非昔比，只能尽可能平衡这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其次，中美在东亚安全互动更加频繁。随着中国军事能力提高和中美在东亚地区活动增多，两国海空军互动频繁，已发生多起“相遇”事件。更深层次的是，中美构建对自己有利的安全秩序的竞争也趋于激烈。中国在东亚崛起，以亚洲新安全观塑造周边环境，被美国批评为单方面改变秩序的破坏行为，美国不仅公开对中国进行威吓，也在怂恿其盟友和伙伴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美国将亚太确定为优先战略方向，加强前沿军事部署，构建以亚太联盟和规则为基础的亚太新秩序，也被中国解读为是“针对中国的”。
不过，中美在东亚的安全竞争是基本稳定的。这主要是因为中美一直为避免军事冲突和对抗而进行共同努力，且成效显著。总体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不断得到务实推进。虽然美国因不愿意承认中国主动定位中美关系，而不愿意积极回应“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但是两国一直在这一框架下进行务实合作。比如，中国和美国确认了两国在亚太地区拥有广泛共同利益，面临共同挑战，同意在不同层级上深化亚太事务对话。具体到两军关系，中美两国两军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在得到逐步落实，各层级军事交流与实质性对话的正常化和机制化明显增强。目前，中美两军已经建立了包括军舰互访机制、国防部副部长级防务磋商、人道主义救援减灾交流机制、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首长视频通话和中美战略安全对话等在内的多层次军事安全交流制度性安排。尤其是，两军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并签署相关附件对中美预防直接军事冲突具有里程碑意义。因而，虽然中美战略安全互疑仍很严重，但是中美直接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在得到有效管控。
（二）东亚国家的关键地位
中美构建地区安全秩序的竞争需要赢得域内国家的支持。美国宣布重返亚太后，便一直致力于构建以亚太联盟体系为支柱的战略架构，进而支撑起以规则为基础的亚太安全秩序。与此同时，努力为进一步崛起营造良好地区环境的中国，也在提倡“亚洲新安全观”以实现地区持久安全。由于存在安全竞争，中美主张地区安全秩序构想，均或明或暗地批评对方为东亚和平与稳定的不利因素。如，美国指责中国军事不透明和独断专行破坏了东亚稳定，而中国则反驳零和思维不利于维护地区稳定，并指出亚洲安全稳定“归根到底应由亚洲人民来维护”。然而，中美所倡导的安全秩序构想均无法独自践行，必须得到东亚国家的认可和支持。于是，两国经常在香格里拉峰会等多边场合因为宣传不同版本的安全秩序构想而爆发激烈争吵。
除了就安全构想进行竞争之外，为了使具体安全倡议得到地区内国家的实际支持，中美还要有针对性地不停游说和“贿赂”一些东亚国家，这就使得一些国家以第三方的身份获得了相对中国和美国的关键地位。比如，中美围绕“9？81”平台事件所进行的竞争便为典型。2014年5月9日，中国“海洋石油981”在南海海域正式开始钻探，中越关系迅速恶化，越南爆发了反华骚乱。2014年6月18日，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越南，就“981平台”事件激化的中越南海争端进行协商。8月13日至16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访问越南，他不仅“关切南海争端解决方式”，并表示“对越南出口杀伤性武器的禁令应当解除”，而且承诺这将是美越军事合作的开始。10月2日，美国政府宣布部分解除这一禁令。10月27日，杨洁篪再次访问越南。经过与越南高层进行会谈，两国达成“妥善解决海上争端的共识”。在这一过程中，因中美因南海争端对越南进行激烈争夺，越南获得了相对于中国和美国的战略灵活性，政策应对也从容不迫。
不过，中国在就东亚安全问题与美国争夺第三方的竞争中处于基本上劣势。首先，中国在东亚安全利益结构中处于不利位置。中国主要是在东亚军事崛起，且与日本和菲律宾等国的海洋争端不断激化，所以，中国是一些东亚国家主要的制衡对象，因而，争取第三方支持的空间、手段和效果都有限。与之比较，美国与东亚国家没有根本性利益冲突，并且是东亚安全秩序的主导者和安全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所以它能够赢得一些东亚国家的有效支持。其次，美国为了赢得一些东亚国家的支持不遗余力。它不仅在具体安全议题上支持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的国家，而且重新调整了亚太联盟体系，并不断加大对盟友和安全伙伴的支持力度和安全承诺。比如，美国不仅加强了美韩、美日、美菲的同盟关系，而且与越南等国也建立了战略或全面伙伴关系，并不断密切与盟友和安全伙伴的军事合作，积极支持它们的军事现代化，以制衡中国的军事崛起。
这样，中美安全竞争便赋予了一些与中国存在海争端的国家严重不利于中国的关键地位。作为第三方，这些东亚国家既可以选择与美国进行安全合作，也可以选择与中国进行安全合作，但是中美却因为存在安全竞争关系而没有这种战略灵活性。这使得第三方东亚国家获得了与自身经济、政治实力不相符的战略优势。从而，这些国家开始不断挑拨中美战略竞争，以拓展战略空间，甚至企图长期占据非法侵占利益。因为第三方东亚国家与美国有更为广泛的共同利益，所以它们在中美安全竞争中倾向于支持美国。加之，东亚的权力和安全结构处于变迁之中，第三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尚处于再定位的过程中，所以东亚安全态势就呈现出不利于中国且不稳定的“不等边三角形”结构。正是这种不稳定的复杂安全关系是可能诱发中美发生间接军事冲突的危险之源。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东亚国家对华态度强硬，甚至反复挑起争端虽然受民族主义和对华认知、政党政治等因素影响，但是主要还是结构压力下中美在东亚的战略安全竞争为它们提供了战略可能性。
三、第三方陷阱的生成机理
东亚不仅是中美安全竞争的重要场所，域内第三方国家也在主动利用结构赋予的关键地位优势追求战略利益。尤其是，美国为了减少战略负担，鼓励盟友和安全伙伴制衡中国鼓励了它们经营关键地位的行为。然而，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甘愿成为美国的战略“棋子”，第三方东亚国家也频频拉美制华。然而，虽然东亚国家利用和维持关键地位，主要是出于保持战略优势，实现现实利益的考虑，但是这足以非本意地生成诱发中美军事冲突的“第三方陷阱”。
（一）东亚国家利用关键地位
东亚国家利用关键地位，主要是指他们利用中美安全竞争所带来的战略优势追求自身利益。具体到东亚安全领域，第三方积极支持美国主导东亚安全事务，以此提高自身军事能力，并在海洋争端中拉美制华最为典型。一方面，欢迎美国深度介入东亚事务。一些国家要求美国担当安全守卫者的角色，加强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如，2014年4月，美菲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定》，美国得以半永久进驻一系列菲律宾重要的军事基地、港口和军用机场。另一方面，积极嵌入美国主导的亚太联盟体系，提升自己军事能力。第一，通过向美国进行军购或寻求军事援助。除了日本、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国加强了从美国的军事采购外，从2011年开始军费迅速增长，2014财年军费达42.51亿美元的越南也在不断要求美国取消针对它的杀伤性武器禁售令，并且越南的要求得到了积极回应。第二，积极参加美国主持的军事交流和协同行动。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内部的军事协同已经机制化，南海周边国家与美国的双边和多边联演、联训和联合行动日益增多，如目前除中国和越南外，所有南海国家均分别与美国进行年度“卡拉特（Carat）”联合军事演习，遏制“潜在的地区威胁”。可见，东亚国家这些拉美制华的战略投其所好地既为美国军火出口提供了销路，又暗合美国干涉东亚安全事务的战略意图和既定政策。
更有甚者，一些国家在与中国的海洋争端升温时试图绑定美国，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美国宣布重返亚太后，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意识到可以利用关键地位，赢得美国支持，对华声索岛屿主权，便不断制造事端。东海和南海的海洋争端几乎同时激化。然后，这些国家一旦遭到中国的有力反击，便要求美国对华施压。例如，2013年11月23日，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并公布航空器识别规则，日本对此反应强烈。11月28日，日本防相小野寺五典与哈格尔通话表示，日本今后将“全面加强对尖阁列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周边空域的警戒监视，对于（中国军机）侵犯日本领空的行为采取严正措施”。为了安抚日本情绪，美国重申若日本遭攻击，将依循《美日安保条约》协防日本。
（二）东亚国家维持关键地位
与借重美国获取现实利益的利用关键地位行为不同，东亚国家也一直努力维持关键地位，以维护和拓展战略空间。这些国家所惯常做法主要是通过挑拨或影响的方式恶化中美安全关系。首先，在几乎一切重大议题上制造中美对立。中美竞争是关键地位存在的前提。中美竞争愈加激烈，关键地位的作用就愈加凸显，所以第三方国家想方设法引起中美争执。最为明显的是，日本一再强调中国挑战美国在东亚地位，希望激起中美直接对抗。其次，附和美国渲染的“中国威胁论”。美国一直批评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不透明，引起东亚国家的不安和恐惧，甚至公开指责中国“破坏了地区繁荣与稳定”。对于美国主动向中国发难的行为，日本和菲律宾等国通常会结合本国情况呼应。
不过，虽然拉美制华是一些东亚国家的普遍心态，但是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挥霍关键地位带来的战略优势，所以它们基本上遵循三个原则。第一，不挑战中国的底线。中国一直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反击原则，并以官方表态打消一些国家企图“擦枪走火”的侥幸心理。目前，东亚地区国家均明白一旦向中国开“第一枪”，它们非法侵占的权益就将被剥夺。第二，不寻求美国兑现安全承诺。美国虽然在海洋争端中偏袒盟友和伙伴，但是却表示美国对于主权归属不持立场，希望各方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安全承诺的可靠性令人质疑。因而，第三方明白，如果它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很可能会拒绝援手。另外，一旦有第三方置中国和美国于可能发生军事对抗的危险境地，中美共同进行危机管控，它就将失去关键地位。第三，不完全倒向美国。一些东亚国家虽然拉美制华，但是也避免完全倒向美国，比如日本与中国达成处理与改善中日关系的“四点共识”，越南通过两党关系修复被领土争端重创的中越关系。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第三方知道，完全倒向美国将丧失关键地位。
虽然第三方东亚国家利用或维持关键地位出于不同的战略考量，但是具体的政策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呈现出新特点。第一，利用和维持关键地位的行为趋于统一。这体现为直接出于对华施压考虑要求美国深度介入东亚事务。例如，在中越关系因“981平台”事件恶化期间，越南不顾美国可能借机干涉内政，接连派遣副总理武德谭、人民军总参谋长杜伯巳和国家主席张晋创出访美国，直接寻求美国支持。第二，第三方国家之间协调立场、共同行动。鉴于中国过于强大，一些国家对美国的支持和安全承诺心存疑虑，所以它们越来越有意愿基于对抗中国的共同利益结成“联合阵线”。这虽然强化了第三方的关键位，却也增加了一些东亚国家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例如，2013年1月开始，安倍晋三及其内阁成员密集出访南海相关国家，试图游说各国接受“安倍主义”联合制华，并接连向菲律宾、马拉西亚和越南提供军事援助。
（三）生成第三方陷阱
第三方利用和维持关键地位是中美在东亚发生军事冲突的主要诱因。虽然中美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对抗的风险目前基本上得到了有效管控，但是，在第三方东亚国家介入时，中美安全关系的不确定性会陡然增加。首先，美国可能被盟友和安全伙伴“绑架”。美国为了制衡中国，不断增加对盟友和安全伙伴的安全承诺。这既可能鼓励它们激化与中国的矛盾，也会削弱美国对亚太联盟体系的控制力。其次，美国和第三方机会主义地相互支持可能一些东亚国家与中国的争端反复激化。美国需要盟友和安全伙伴加强前沿军事活动，制衡中国军事崛起；而后者更需要美国在海洋争端中提供支持。这种投机性的相互支持是东海和南海争端不时升温的重要原因。再次，海洋争端反复激化可能使得各方对管控危机产生麻痹心理。美国对盟友和安全伙伴过度承诺，以及与第三方进行相互支持都低估了这些行为可能对中美安全关系产生的冲击。在当前中美战略安全互信不高，两国尚未能就管控地区安全危机采取一致行动的情况下，正如艾利森等人所设想的极端情景，第三方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将可能把中美拖入大战之中。这就是中美在东亚安全互动中需要共同预防的“第三方陷阱”。
中美在东亚安全关系中的第三方陷阱是一种系统效应，它不是第三方战略谋划的结果，而是在中国、美国和第三方东亚国家安全博弈的过程中非本意生成的。这个第三方陷阱生成的机理是：第三方东亚国家利用和维持关键地位的行为使得中美安全关系急剧恶化。第三方东亚国家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时，中美难以共同阻止冲突升级。处于临战状态的中美两军因误解和误判发生军事冲突。从实际情况看，中美两军虽然不断增加实质性的对话和沟通机制，但是远未能实现在临战状态下有效沟通、避免误判的水平；中美共管东亚安全危机还只是原则性共识，而在中国是冲突一方的情况下，冲突升级更难得到有效管控。这些中美安全关系中的现实难题短期很难解决。因而，虽然中国没有与东亚国家发生军事冲突，中美关系也没有急剧恶化，但是中美却必须给予可能使二者成为现实的第三方利用和维持关键地位的行为以足够重视。
四、第三方陷阱的应对之策
中美在东亚安全关系中的第三方陷阱是一种由若干因素生成的有限的系统性效应。这里，有限是指，中国、美国和第三方并没有进行完全安全博弈，而是在中美在东亚安全关系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第三方东亚国家利用和维持关键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安全不确定性。不过，第三方东亚国家的战略优势并非是自身实力的反应，而是中美安全竞争将第三方置于关键地位，使其获得了相对于中美的战略灵活性。因而，中美可以，也应该依据不稳定的东亚安全三角关系的特性，针对第三方陷阱的生成机理，弱化第三方的关键地位优势。
中美要确保两国东亚安全关系的基本稳定。这既是中美不陷入第三方陷阱的重要保证，也是共同抑制第三方陷阱生成的基础。中美已经达成构建双方在亚太积极互动、包容合作的关系的共识，而将共识落实为保障中美在东亚安全关系的政策和机制则需要推进两军持续性及实质性对话与沟通，进一步推动中美军事关系发展。第一，促进两军人员往来和军事交流。中美军事人员往来频繁，军事交流密度较高，但是这些交往和交流容易为两国关系波折阻断。因而，中美两国应努力推动两军交流常态化和机制化，确保在地区危机期间仍能有效沟通。尤其是，相关军事人员也有必要认真讨论彼此的军事学说和作战理念，以熟悉对方的行为方式，避免误解和误判。第二，中美要加强重点防务议题的制度化建设。中美防务对话机制层次多，参与人员广，但是却存在着议程不明确，在事关东亚安全稳定的近海侦察、“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网络安全等重点领域交流与合作不够深入和不稳定的问题。因此，中美应落实两国两军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将重点防务议题制度化，以增强两军关系的稳定性。第三，中美可以尝试协商划定军事边界，规避直接冲突风险。中国和美国可以协商在东亚军事力量和行为的边界，将新型军事关系落实到两军执行战备任务中的过程中。同时，两军也要通过军事热线、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等预防机制使彼此行动尽量透明，并遵守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等相遇机制规避军事对抗风险。
中美应共同抑制第三方陷阱生成。首先，中美应共同努力弱化第三方东亚国家的关键地位。尤其是，中美要加强安全对话，弱化第三方的杠杆作用。在安全竞争中，中美要就两国矛盾和分歧进行直接对话，避免发生公开争吵。这将减少第三方挑拨负面影响中美关系，甚至借机生事，制造紧张局势提供契机。其次，中美要在东亚安全事务中立足共同利益，加强共同管控危机能力，应对共同挑战。中美要高度重视第三方利用和维持关键地位产生的安全不确定性，并进一步凝聚和落实共识，防范海洋争端等危机激化。尤其是，美国要认识到有效管理盟友，使其不敢铤而走险不是在缓解中国面临的安全压力，而是维护美国东亚地位的低成本举措。再次，中美要以多边安全对话培育东亚安全架构。东亚安全热点问题众多，但是地区安全合作框架却发展滞后。相对而言，东盟论坛、香山对话、香格里拉对话等多边安全对话是各方重视的达成地区安全共识的重要平台。因而，中美要更为积极参与地区安全对话，渐进培育满足各方需要的地区安全架构。
中国要实现与东亚国家安全关系的再定位。中国军事崛起是一个结构性现实，东亚国家利用和维持关键地位也是对结构变迁的反应。但是，第三方东亚国家介入中美安全竞争不仅使中国在安全博弈中处于劣势，而且可能引发中美间接军事冲突。因而，中国必须要处理好与东亚国家的安全关系。首先，要应区别对待东亚国家利用关键地位的不同动机。对于新加坡等国出于安全顾虑进行军事现代化和密切与美国军事联系的行为，中国既要表示理解，也要继续就自身现代化建设进行主动释疑。而对于日本等国希望借重美国，以在领土争端中取得对华战略优势的企图，中国既要与之斗争，又要有意愿通过谈判解决。其次，与当事国和平协商海洋争端。应该承认，海洋争端是中国与一些东亚国家搞好安全关系的巨大现实障碍，但是这并非无法解决。中日认识到彼此就东海争端的不同主张，并“同意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就展现了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可能和避免第三方陷阱的希望。同样，中国主张和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有关争议，南海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加以维护，也展现了积极解决南海争端的诚意和开放务实的精神。最后，中国要与第三方东亚国家成为伙伴而非对手。双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海洋争端，中国就可以缓解与这些国家的安全利益矛盾。在此基础上，中国要践行亚洲新安全观，打造包括东亚国家的周边命运共同体。这样，中国才能实现与这些东亚国家成为战略伙伴，而非安全对手的再定位，才能有效减少其经营关键地位的动机。
五、结语
中美在东亚地区的双边安全关系基本稳定，但是也需要共同面对可能导致两国间接军事冲突对抗的挑战。东亚权力变迁和中美安全竞争将东亚国家置于关键地位。于是，一些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的国家就积极利用和维护关键地位，谋求与自身实力不相符的安全利益，甚至企图使它们非法侵占的利益成为既成事实。这种利用结构性战略优势第三方介入中美安全竞争的行为会造成巨大的安全不确定性，生成可能导致中美在东亚发生军事冲突的第三方陷阱。不过，这种第三方陷阱是一种有限的系统效应。依据东亚安全互动的基本态势及其生成机理，中国和美国首要确保中美安全关系持续稳定。在此基础上，中美要凝聚共同抑制第三方陷阱生成的共识，并协调分歧，共管地区安全危机。与此同时，中国要努力实现与第三方东亚国家结成战略伙伴而非成为战略对手的再定位。只有这样，中美在东亚安全关系中的第三方陷阱才能得到有效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