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萨赫勒（Sahal）地带是南部撒哈拉沙漠和中部苏丹草原交汇的半沙漠地带，西起大西洋、东抵红海，是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间的分隔带，囊括尼日尔、乍得、苏丹、南苏丹北部及厄立特里亚以及塞内加尔北部、毛里塔尼亚南部、马里及阿尔及利亚南部边缘、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利亚北部等11个国家和地区。萨赫勒地带是非洲北部浅肤色人种地区和南部黑色人种地区的结合带，又是北部伊斯兰教地区和南部非伊斯兰教地区的分隔带与结合带。恐怖主义在萨赫勒地带的迅速扩散使该地带成为新的恐怖主义动荡地带，也使国际恐怖主义与种族矛盾、宗教矛盾相互交织，将世界“动荡弧”从南亚、中亚和中东地区延伸至非洲北部、西部，为国际恐怖主义带来更大的生存和活动空间。十多年来，国际恐怖主义从地缘上对萨赫勒地带形成了半包围之势。“基地”组织（AJ-Qaeda）众多的分支如“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AQAP）、“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与“基地”组织北非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不断渗透、蔓延，与萨赫勒地带恐怖势力如尼日利亚“博科圣地”（Boko Haram）及苏丹、索马里、厄立特里亚的极端组织等相互勾结和相互呼应，使整个中东北非地区日益成为极端恐怖势力的泛滥区。
一
非洲萨赫勒地带的恐怖主义有不少值得注意的特征，包括危害严重、活动范围广、手段多样化及内外勾连等，其一是扩散危害的严重性。据不完全统计，自2007年年初至2013年年末，“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萨赫勒地带发动恐怖袭击200余次，至少造成1649人伤亡。①其中2012年，该组织支持马里北部武装势力“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MNLA）的军事政变，并联合其他恐怖势力控制了几乎整个马里北部地区，致使马里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重灾区。2013年以来，面对法国等国在马里的介入，该组织及其分支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行动，袭击目标包括政府武装、军事基地、基础设施和西方人员，对西部萨赫勒地带的社会稳定和人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博科圣地”2009年后频繁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截至2013年底已发动恐怖袭击678次，造成3663人死亡。②2014年以来，“博科圣地”攻势不减，8月24日其领导人阿布巴卡尔•谢科（Abubakar Shekau）在一个小镇宣布建立“哈里发伊斯兰国”（Islam State），气焰极为嚣张。据估计，“博科圣地”的成员已达万人之多，其恐怖活动已使65万人无家可归，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③
其二是扩散范围的跨国性。萨赫勒地带恐怖势力的活动自2008年起逐渐突破国家边界。在阿尔及利亚境内遭受沉重打击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不断将其力量向萨赫勒地带国家转移，2011年后以马里北部城市基尔达（Kidal）为中心建立恐怖主义基地，迅速向阿尔及利亚南部和马里北部扩张至毛里塔尼亚东部、马里西部、尼日尔西部，并与尼日利亚的伊斯兰激进武装取得联系。④法国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简称“西共体”，ECOWAS）对马里局势的介入又迫使该组织将一部分恐怖力量转移到了利比亚南部地区。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有着密切联系的“伊斯兰捍卫者”（Ansar Al-Dine）、“西非圣战统一运动”（MUJAO）和“血书组织”（al-Mulathamun Battalion）也都采取跨国活动方式。尤其是“血书组织”，依托AQIM的扩散路线，已经将其势力渗透到马里、尼日尔、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等多个国家。⑤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以来，“博科圣地”的活动范围跨越尼日利亚东北部边界，扩散到喀麦隆北部和乍得湖盆地一带，并向尼日尔和马里蔓延。
其三是扩散手段的灵活性。一方面，恐怖组织以“游击战”方式与单个国家周旋，即使遭受打击，也可以迅速地转换据点并补充成员。如“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采用游击战和运动战战术，不仅躲避了阿尔及利亚政府的严厉镇压，还迅速在西部萨赫勒地带的其他国家开辟新据点。另一方面，恐怖组织内部日渐分散化和多中心化，各分支越来越多地独立运作。它们可以聚集人力和财力资源协同作战，发动大规模恐怖活动，还能“化整为零”加大恐怖袭击的密度，使区域内国家防不胜防。此外，恐怖组织的培训、传播手段日趋多样化。有证据表明，“博科圣地”建立了多个训练基地，成百上千名成员通过各种灵活方式接受AQIM的训练，熟练掌握了恐怖策略和恐怖手段。“基地”组织的惯用伎俩，炸弹袭击、暗杀、武装突袭等手段和“地下”活动已成为其主要袭击方式。⑥它还从AQIM习得频繁劫持人质等恐怖活动战术，甚至模仿其从事贩毒、劫持人质等活动，筹集活动经费。
其四是扩散方式的渗透性。这是由该地区民族和宗教矛盾决定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博科圣地”、“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等恐怖组织就是通过宗教传播极端思想和排外思想来扩大其号召力的。“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各州根基深厚，该国穆斯林约占总人口的50%，其北部12州自1999年开始就采用伊斯兰教法。“博科圣地”的排外宗旨对北部各州的穆斯林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从而蛊惑了不少民众。同时，恐怖组织利用国家治理的漏洞，不断渗透到民众的政治、经济生活之中。在一些贫穷、粮食危机不断等国家治理不善的地区和一些偏远地区，恐怖组织利用民众的失落感和对国家认同的缺失，攫取了经济和政治事务的管理权，不断构筑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就为弱势族群提供基本生活资料，扮演“保护者”角色；⑦甚至取代政府进行行政管理，如从部落获取税收、自行司法裁决并向为其服务的人员提供较高报酬，以至吸引了不少民众加入恐怖组织。另外一些恐怖势力特别是有反政府色彩的恐怖组织则发动民众抵制、破坏国家选举等政治活动，使得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不断弱化，转而滋生对恐怖组织的认同。
其五是扩散过程的共生性。萨赫勒地带本土恐怖主义大体包括宗教极端势力和有反政府色彩的恐怖势力，其中颇具规模并对该地区国家造成重大影响的恐怖组织就有近30个。它们与国际恐怖主义相互借重、彼此支持，不断坐大。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依靠本土恐怖主义在萨赫勒地带扎根生存。“基地”组织通过多中心化的运作模式，先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结成联盟，将其打造成“基地”在北非和萨赫勒地带的分支，然后以AQIM为中心在该地区进行扩张，吸引本土恐怖势力的追随。在马里内乱中，AQIM聚集了“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和“伊斯兰捍卫者”等宗教极端势力，通过支持图阿雷格族（Tuareg）叛军，将马里北部打造成恐怖主义活动的领地。另一方面，本土恐怖主义借助国际恐怖主义的资金、技术和网络等现代手段进行恐怖活动。如“博科圣地”早就寻求“基地”组织的资金支持，在“基地”组织的资金出现短缺的情况下，“博科圣地”又向“基地”组织学习获取资金的新手段。一些本土恐怖组织甚至将其成员送至“基地”组织培训，利用“基地”组织的媒体和网络进行宣传活动，以壮大自身实力。“博科圣地”的部分成员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⑧并与索马里等其他“圣战”恐怖组织建立了深厚的联系，⑨其三号头目马曼•努尔（Mamman Nur）和他的追随者曾在“索马里青年党”的训练营中接受训练。⑩目前，萨赫勒地带本土恐怖主义与区域外恐怖主义之间已形成庞大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有情报显示，“索马里青年党”、“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正试图共享资金、训练和爆炸物品的来源渠道，进而在非洲打造恐怖主义的“三角同盟”。（11）2014年以来，该“三角同盟”与伊拉克、叙利亚地区迅速崛起的“伊斯兰国”（IS）遥相呼应，成为当下国际恐怖主义风潮的领军组织。目前，“伊斯兰国”成为萨赫勒地带恐怖势力勾结的新目标，“博科圣地”宣布建国就是效仿“伊斯兰国”。
二
非洲萨赫勒地带恐怖主义的扩散是地区内外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地区内部经济、政治及文化等方面的复杂因素为恐怖主义的扩散提供了天然土壤。首先，贫困和严重的粮食危机是恐怖主义扩散的经济原因。“贫穷和经济不平等也许不会立即导致恐怖主义，或对恐怖组织的领导者产生影响，却为恐怖主义的招兵买马营造了有利的环境。”（12）萨赫勒地带是贫穷国家的聚集地，当地绝大部分国家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处于末端，例如，其在2012年全球排名的最后10国中占了5国；2013年在全球187国排名中分别位居187（尼日尔）、184（乍得）、182（厄立特里亚）和181（布基纳法索）名。（13）萨赫勒地带国家的预期人均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收入状况一直停滞不前。2011年至今，萨赫勒地带的粮食危机已持续了3年，“有2000多万人口面临缺粮风险，其中250万人急需拯救生命的粮食援助，有500多万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 （14），居民流离失所，生活状况不断恶化。由于生计所迫，从事贩毒、武器走私、贩卖人口和绑架等犯罪活动的人员逐渐增多，其中不少人加入恐怖组织，参与针对政府或平民的恐怖袭击。为求得自身安全，一些人不得不支持恐怖组织，寻求它们的保护。这使得恐怖主义在该地区的坐大有了民众基础。
其次，国家能力的软弱是萨赫勒地带恐怖主义扩散的政治原因。该地区国家能力的软弱和治理的失效使其无法有效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近年来，该地区“失败国家”的指数和排名整体上均呈恶化趋势。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厄立特里亚等国的排名不断上升，布基纳法索、尼日利亚和尼日尔毫无改善迹象，而乍得、苏丹和南苏丹一直以来在“失败国家”排名中位居前列。在萨赫勒地带，国家能力不足以及由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缓慢所导致的二元社会结构和边远地区的治理真空，同恐怖主义的扩散呈正相关关系。以传统村社为基础的二元社会结构妨碍国家对下层社会的有效治理，为恐怖组织招募成员或寻求下层民众的支持提供了条件。在广大农村地区，社会治理权往往掌握在地方民族和部落首领的手中，宗法关系和家庭关系往往比法律关系更具执行力。恐怖势力正是利用这种二元社会结构，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对抗政府的打击。而该地区内国家能力不足，政府的管治难以到达一些边远山区、沙漠和丛林地带，从而使之成为恐怖组织的栖息地，以及成为恐怖组织的指挥、训练和后勤供应据点。（15）恐怖势力抓住该地区国家治理的软肋，不断扩充实力，使当地安全形势日趋恶化。
再次，尖锐的民族矛盾是恐怖主义扩散的社会原因。萨赫勒地带国家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一直比较尖锐，各国政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特定政治家个人所属的族群或地区的基础上，而非基于引领国家未来发展的不同经济发展主张”。（16）这为恐怖主义扩散洞开了方便之门。绝大多数国家民族众多且派系林立，一些少数民族和弱势民族往往成为恐怖组织极力拉拢的对象。同时，不少民族跨境居住、生活，为恐怖组织的跨国活动提供了较大空间，并借此渠道争取到更多的外部支持。另外，部分国家内部一些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或国家政权之间的冲突严重，本身就是民族分离型恐怖主义泛滥的重要原因。如图阿雷格人在尼日尔、马里和阿尔及利亚都是游牧民族，在他们的土地上生产的铀占尼日尔出口收入的70%，但他们一直被排除在权力与财富圈外。（17）这引起图阿雷格族对当地政府的极大仇恨。他们成立反政府武装（如“尼日尔人争取正义运动”——MNJ），并与周边国家图阿雷格族的反政府武装和恐怖势力相互呼应。“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也正是依托图阿格雷族跨国分布的特点，沿着民族区域的断层线在西部萨赫勒地带迅速扩散的。
最后，宗教极端主义是恐怖主义扩散的思想原因。“在恐怖主义的框架中，宗教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18），“宗教狂热性对于恐怖主义活动的滋生、蔓延与发展泛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穆斯林在萨赫勒地带国家的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在西部萨赫勒地带一些国家甚至占到总人口的90%以上。他们对伊斯兰教信仰的盲目性和狂热性使其容易受到伊斯兰极端恐怖势力的蛊惑、利用。伊斯兰极端恐怖势力就是打着宗教旗号传播极端思想、招募恐怖分子并获取广大穆斯林支持的。他们利用穆斯林日益加重的“受害者情结”和“排外情结”，把自身装扮成伊斯兰教权威的维护者和西方价值观的反对者；同时借助部分穆斯林的“认同错位”（即通过认同或支持伊斯兰恐怖主义来体现对伊斯兰教的忠诚），将其吸引到以忠诚真主、抵抗西方“十字军”的旗号之下。近年来，萨赫勒地带很多大规模的恐怖活动都由宗教极端恐怖势力策动，宗教极端主义就是其笼络狂热分子的思想武器。
与此同时，萨赫勒地带恐怖主义的扩散也有其深刻的外部原因，包括美国“全球反恐”战争、地区局势变化、外来军事干预和全球化大背景。其一，美国全球反恐的异化。“9•11事件”后，美国开展全球反恐合作，建立了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反恐合作机制，沉重打击了“基地”组织，并借机重构了中亚、南亚和西亚地区的政治格局，保护和扩大了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全球反恐”由此日益成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遏制竞争对手、控制战略要地、拓展自身利益、维护霸权地位的工具。其间，“基地”组织利用美国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泥潭的契机进行重构和调整，从而获得“新生”，其发展日益呈现出图腾化、分散化、连锁化、多中心化和本土化等特征。当前与“基地”组织有密切联系或将其视为伊斯兰圣战运动象征的恐怖组织不胜枚举，“基地”组织演变成了拥有众多分支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萨赫勒地带恐怖主义的扩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基地”组织北非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迅速扩张，以及本土恐怖势力与“基地”组织的相互勾结。
其二，西亚北非变局的催化。2011年以来，西亚北非变局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恐怖主义的中东市场，促使其转向邻近的萨赫勒地带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当地政局动荡使恐怖势力可以乘机策划阴谋活动，同时提供新的机遇让广大民众可以关注和参与政治变革、经济社会发展。伊斯兰势力也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参与选举和政权重组，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因而弱化了伊斯兰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在该地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国际恐怖主义遂将空间发展目标转向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更为落后的邻近地区——萨赫勒地带。利比亚战争中的武器流失则便利了萨赫勒地带恐怖势力的武装化。如班加西和艾季达比亚附近的军火库在战争中遭劫，导致大量军火流失，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入萨赫勒地带的恐怖组织之手。（20）由于跨国监管难度大，该地区的恐怖组织还以丰厚的回报引诱阿尔及利亚人、马里人、乍得人甚至尼日利亚人从战乱的利比亚盗取武器。“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博科圣地”的军事力量膨胀、恐怖活动迅速加剧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如今，西亚北非国家变局未定，埃及世俗力量与伊斯兰力量未能达成和解，利比亚更是局势动荡，助推萨赫勒地带恐怖主义向西亚北非国家蔓延、双边恐怖势力合流有了新的空隙。
其三，西方国家军事干预的刺激。法国等西方国家对萨赫勒地带的军事干预激起了该地区恐怖势力的仇恨心理和极端报复行为。独立后几十年来，萨赫勒地带国家不断遭遇西方国家的干预，法国甚至与原法属萨赫勒地带国家均签有军事技术援助协定，还在乍得和塞内加尔等国建有或保留了军事基地。法国由此成为对该地区采取军事干预行动最多的国家，因而遭遇的反抗也最激烈。法国出兵干预马里局势，即遭到“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血书组织”的报复，引发阿尔及利亚人质危机、尼日尔军官和学生遭劫持事件以及袭击铀矿事件等恐怖活动。（21）在阿尔及利亚人质危机中，800多名人质遭劫持，造成39人死亡，（22）其中包括多名法国人、美国人和英国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恐慌。
此外，全球化的发展对该地区恐怖主义的扩散也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经济全球化使国家间相互依存加深，不少国家与萨赫勒地带国家的经济合作加强。而萨赫勒地带国家与外国合作建设的基础设施、跨国公司、外来企业以及外国驻该地区机构与工作人员等都成为恐怖分子发动袭击的目标。如尼日利亚的“尼日尔河三角洲解放运动”（MEND）对外国石油公司及其石油管线的袭击，“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对西方人质的劫持等本土恐怖活动都造成了世界性的影响。信息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为该地区恐怖主义的扩散提供了便利，使恐怖组织能够更加灵活地发动恐怖袭击，更加便捷地宣传自己和相互勾连，还可以找到更多渠道获取资金、武器及其制造方法。从源头上看，西方推行的文化全球化催生了萨赫勒地带恐怖主义的极端思想。西方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全球性扩张使萨赫勒地带这个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地区受到巨大冲击，强化了该地区民众对自身民族、宗教和文化的认同，从而使他们更加将西方文化的渗透视为罪恶和新“十字军”入侵。正是这个原因，“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博科圣地”、“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等恐怖组织都敌视西方文化，其频繁的恐怖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西方文化入侵的反弹。
三
非洲萨赫勒地带恐怖主义的扩散对该地区国家甚至国际社会造成了严重冲击，在诸多方面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对全球反恐斗争与合作的挑战。阿富汗战争之后，由于全球反恐斗争与合作力度的加强，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被迫向东、西两个方向转移。向东，恐怖分子进入了巴基斯坦、中亚、中国西南部和印度西部。他们在该地区遭遇了“上海合作组织”（SCO）成员国联合反恐的沉重打击，并滞留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毗连地带，负隅顽抗。向西，他们经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沙特、也门、埃及进入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然后扩散到非洲萨赫勒地区，目前又趁“伊斯兰国”在中东搅局之机游走于南亚、西亚、北非、西非、中非、东非的广大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以中东为中心的全球反恐战争接近尾声之际显得有恃无恐。恐怖主义这一扩散态势使国际恐怖主义的“动荡弧”增加了地域跨度，囊括了更多国家。因此，目前的全球反恐斗争与合作已经不是之前美国主导全球反恐战争时所针对的单个国家、单个地域和单个恐怖主义组织，而是针对多个国家、多个地域和多个恐怖主义组织（包括“基地”组织及其分支，几十甚至成百的本土恐怖主义组织及其分支）。这在全球动员协助、全球实施行动等方面增加了反恐斗争与合作的难度。就目前的全球反恐机制来看，惟有联合国才能调动各国、各区域乃至全球力量进行反恐合作，然而联合国及安理会却面临诸多难题。
二是对萨赫勒地带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全面挑战。萨赫勒地带国家是恐怖主义的直接受害者。恐怖主义扩散对该地区国家的挑战不只是在政局稳定与国家安全上，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上，因而反恐亟待国家内部的综合治理和国家之间的通力合作。但是，目前，该地区国家的反恐行动尚缺乏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战略考量，只是单个国家对恐怖主义采取武力打击，短时间内或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可取得一定成效，却远不能遏制恐怖主义的进一步蔓延，甚至有可能造成单一国家与恐怖主义之间的缠斗。因此，应对萨赫勒地带恐怖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反恐综合治理路径的再探究。在国家层面上，该地区国家应实施内部综合治理，包括加强政府的施政能力建设，如优化权力分配、增进认同、打击腐败、调整民族和宗教政策等；加快发展国民经济，消除饥饿和贫困，改善民众生活，建构民众国家认同，从而瓦解极端思想的民众基础。在地区层面上，应建立国家间反恐的联合治理机制，充分发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非盟等次区域和区域组织的作用，在区域机制框架内构建国家间反恐合作的平台，加强反恐的基础建设。在国际层面，萨赫勒地带国家应寻求在联合国框架内与美国、法国等国建立反恐合作的新模式，既要确保该地区国家的反恐自主性，又要充分利用地区外国家的支持，提高反恐效率。再从反恐综合治理方面看，应该循着恐怖主义滋生、扩散的脉络，对不同类型的恐怖组织采取不同的治理政策。对于有反政府武装色彩的本土恐怖主义，可以尝试进行对话、协商达成共识，通过调整民族和宗教政策，优化权力和利益分享政策，将其纳入国家制度框架，从而消除其与“基地”组织的联系。对于宗教极端型本土恐怖组织，则应更多地依赖宗教世俗化政策，以及采取多方面的其它政策，引导和促进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分离。
三是对中国海外利益的挑战。除布基纳法索外，中国与萨赫勒地区的10个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近年来，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经贸合作飞速发展。目前，中国几乎与该地区所有国家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或援助贷款协议，并在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建成三个经贸合作区，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逐年增大。萨赫勒地带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已成为中国重要的能源开发和进口国，近些年中国对萨赫勒地带的能源需求量持续增加。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石油、矿产、能源、基础设施、电信等领域，现有企业或机构共704家，劳务人员75267人。（23）中国企业还与该地区有关国家签订了大量的工程合同。该地区恐怖主义的扩散已对中国的利益构成重大威胁，中国在萨赫勒地区经济、贸易、能源、投资和工程项目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恐怖主义势力的侵袭或干扰。如恐怖组织已将中国在尼日利亚尼日尔河三角洲、苏丹达尔富尔等地的投资、企业和人员锁定为恐怖袭击目标。如“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曾警告中国政府和石油公司远离尼日尔河三角洲。苏丹的“正义与平等运动”（JEM）、“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SPML）曾分别袭击和绑架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中水电公司的员工。中国石油公司在当地的石油管道和其他基础设施频遭恐怖分子的破坏。如果中国为该地区国家政府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或直接帮助其打击恐怖势力，中国在该地区的企业和人员更会进一步成为当地恐怖组织的打击报复对象；一贯对非洲国家施以大棒的西方国家及其反华分子也会打着民主、人权、人道主义的幌子诟病中国“妨碍良治”。
有鉴于此，针对非洲萨赫勒地带的恐怖主义扩散及该地区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活动，以及针对中企和中国驻现地人员日益成为当地恐怖主义的袭击目标等现实，中国政府应在该地区更加积极地支持当地的反恐斗争、更加积极地推进当地政治稳定，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力度保护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保证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经济、贸易、能源、投资、企业和中国公民的安全。中国尤其应该进一步注重从外交、商务、行政、企业建设等多方面着手，加快建立该地区安全风险的评估、预警和预防机制；进一步积极推动在联合国、非洲区域和次区域、国家间等四个层面上建设反恐与安全合作机制，特别要寻求与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反恐方面的协调合作，以求切实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保证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
注释：
①根据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数据整理，http://www.start.umd.edu/gtd/search/Results.aspx？start_yearonly=&end_yearonly=&start_year=&start_month=&start_day=&end_year=&end_month=&end_day=&asmSelect0=&perpetrator=20033&dtp2=all&success=yes&casualties_type=b&casualties_max=.（上网时间：2014年9月11日）
②根据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数据整理，http://www.start.umd.edu/gtd/search/Results.aspx？start_yearonly=&end_yearonly=&start_year=&start_month=&start_day=&end_year=&end_month=&end_day=&asmSelect0=&perpetrator=20033&perpetrator=30101&dtp2=all&success=yes&casualties_type=b&casualties_max=.（上网时间：2014年9月11日）
③"Nigeria：Who Will Care for Us？”All Africa，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409090819.html.（上网时间：2014年9月10日）
④Larémont R R，“Al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in the Sabel”，African Security，Vol.4，No.4，2011，p.246.
⑤The U.S.Bureau of Counterterrorism，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3，U.S.Department of State，2014，p.297.
⑥刘鸿武、杨广生：“尼日利亚‘博科圣地’问题探析”，《西亚非洲》，2013年，第4期，第62页。
⑦William Thornbery，Jaclyn Levy，“Al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Case Study，Center For Strategic&International Studies，Number 4，September 2011，p.3.
⑧Everaerts Wouter，De Ridder，Dirk，“Boko Haram Looks to Mali”，Africa Research Bulletin-Political，Social and Cultural Series，Volume 49，Issue 12，2013.
⑨Royal African Study，“Rising Radicalism in the Sahel：Mali&Regional Destabilisation”，http://www.royalafricansociety.org/event/rising-radicalism-sahel-mali-regional-destabilisation.（上网时间：2014年8月18日）
⑩J•Peter Pham，“Boko Haram""s Evolving Threat”，Africa Security Brief，No.20，April 2012.
（11）Marc-Antoine Pérouse de Montclos，Boko Haram：Islamism，Politics，Security and the State in Nigeria，Africa Study Centre，2014，p.180.
（12）[印]阿玛蒂亚•森著、李风华等译：《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7页。
（13）UN Development Programme，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4，pp.162-163.
（14）“联合国为缓解非洲萨赫勒粮食危机发起三年战略行动计划”，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1288.（上网时间：2014年8月28日）
（15）J•G•Gilmour，“The Terrorist Threat in North-West Africa”，Journal of Milit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Volume 14，Issue 2，2012，p.1.
（16）[美]凯文•希林顿著、赵俊译：《非洲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第531页。
（17）Dario Cristiani，Riccardo Fabiani，“Al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AQIM）：Implications for Algeria""s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AI Working Papers，No.11，April 7，2011，p.11.
（18）刘义：“信仰与暴力——关于宗教恐怖主义的一般理论”，《宗教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140页。
（19）胡联合：《全球反恐论：恐怖主义何以发生和应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第75页。
（20）Larémont R.R.，“Al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in the Sahel”，African Security，Vol.4，No.4，2011，p.256.
（21）唐晓：“非洲萨赫勒地区问题：国际社会的努力及挑战”，《外交评论》，2013年，第5期，第129页。
（22）The U.S.Bureau of Counterterrorism，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3，U.S.Department of State，2014，p.297.
（23）根据下列商务部资料整理：《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http://wszw.hzs.mofcom.gov.cn/fecp/fem/corp/fem_cert_stat_view_list.jsp；《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2014）》，http://fec.mofcom.gov.cn/gbzn/gobiezhinan.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