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超大型后发国家，复杂性特征可以说是贯穿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大的宏观背景。虽说现在在国际格局和世界经济体系中排名靠前，但也不能否认，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需要大幅度提升，以应对日趋复杂的现实环境。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各届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理解领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学习活动。比较全面地阐释治理思想的是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会上的讲话。讲话收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当中，题目为“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总书记是从宽阔的历史视野来看治理问题的。他说我们的治理经验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西方社会的治理经验；第二个部分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治理经验；第三个部分是社会主义的治理经验。我们应该从这三种治理经验和教训当中，从宽阔的历史视野来理解治理问题。总书记特别谈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有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并不意味着就有很强大的治理能力”。反过来说，有强大的治理能力，也未必有完善的治理体系。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并不是没有一个治理体系。当然，我们对这个治理体系缺乏系统的总结，以至于在日本发生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人倒是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汲取了中国的治理体系。甚至有日本学者坦言，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是日本单纯的学习西方的结果，主要是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中国治理体系的治理经验的结果。
我们在1840年以前，并不是没有治理体系，而是缺乏对这个治理体系的总结。同时，在晚清的条件下，这个治理体系没有转化为治理能力。反过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90多年的奋斗当中表现出了强大的治理能力，驾驭战争的能力、驾驭经济的能力。但是，我们现在是否形成了有效的治理体系呢？
习总书记在北大跟师生座谈时候出一个问题，他说“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以后陷入了积贫积弱？”原因是什么？他当时说“看来，我们的治理体系不仅仅是在清朝的中后期出现了问题，恐怕在明代，1500年左右就发生了大的问题。鸦片战争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接着他就问林毅夫教授，“毅夫老师，你觉得是这样吗？”林老师就说，“我当然觉得是这样”。总书记接着问：“你认为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总书记心里是有答案的。在不久之后给院士的讲话中，他从某种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同时，总书记所谈的治理固然是政治、经济、财政、司法，但绝不仅仅是这几方面。因为他理解的治理还包括了“治心”的问题。他在今年两会期间，在贵州代表团讨论的时候，讲到王阳明。这不是他第一次讲王阳明。他在贵州视察的时候，就跟贵州大学的师生讲王阳明，讲“治世容易治心难”。总书记经常说，功成不必在我，我们在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当中，前赴后继地前进，一切的行动和作为都不是为了个人逞能，都不是为了邀名，不是为了扮演改革家，而是为了从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的长远利益来打算此时此刻的行动。我们每一个选择都是艰难的痛苦的选择。只有从这两个一百年和宽阔的历史视野的角度考虑问题，才能做到我心光明，才能放下这些改革与反改革、成功与失败，才能够勇敢地前进。
改革内在逻辑：既不能虚言耸动领导，也不能一味迎合民众
我们党在历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所有决策，都不是依据十全十美的“先王之道”。相反，可以说是艰难而痛苦的选择。我们的每一次决议、每一次抉择都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因此，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领导，在给决策者进言的时候，起码要把两面都说到，不要把事情说得天花乱坠，打保票。因为最后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之外。
清初大儒王夫之《读通鉴论》曾系统地评论这类现象，他以王安石为例。他说王安石这个人是一个妄人，此人最大的缺点是不实事求是。宋神宗问他“您看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效法和模仿唐太宗呢？”王安石回答说“皇上，您怎么能这么想呢？您比唐太宗强太多了，您应该效仿尧舜禹汤”，这个话就是典型的忽悠领导。他为了推行他的主张，为了推行他的学说，不惜说假话。当时虽然宋朝立国已经一百多年了，可是神宗还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极想有为，而对这样一个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年轻人，是不能采用忽悠的办法的。
不能忽悠领导的同时，更不能忽悠群众。因此王船山说，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不能从于流俗之毁誉，他批评了汉宣帝时的名臣赵广汉，也批评了宋代名臣包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批评他们邀名，搞民粹主义。像包拯和赵广汉这样的人太短视，往往为了满足老百姓一时的冲动，而主动迎合群众，没有从大局和长远角度来考虑问题。此所谓“流俗趋小喜而昧大体”。“不欲求快于一时之心也。心苟快，而天地和平之气不足以存，俗吏恶知此哉？”一个好的领导人、一个好的大臣，应该像谢安拒桓温、抗苻坚那样，做了救民于水火的大事，而“民不知感”。能够像郭子仪困厄期间一样，在遭受诽谤的时候，“而众不为伸”，这才能算是有独立的政治人格。
唐代“永贞革新”中的治理思维
中国政治从唐代和宋代发生了变化，日本学者将之称为“唐宋之变”。京都史学派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国为什么自宋以来基本结束了地方的封建割据，从此是统一的？这是因为统一是需要物质条件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讲到，中国跟欧洲相比是气候不同的国家，相对欧洲来说，中国比较干燥。因此，中国土地的耕种比较依赖大规模的公共水利设施的建设。如果离开了公共水利设施的建设，个人的耕种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在中国先天的不具备土地私有化的条件。大规模进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这就成了中国历代王朝最基础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终于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工程，就是大运河。正是这样一个公共的工程，把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沟通起来。中国长期大一统的原因，就是这样的物质条件。我们所谓的“公”，是指公共工程、公共财政，这是历史转变的物质条件，我们所谓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就是这样的。
日本的京都史学派也认为，唐宋之间发生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交通。中国的首都，逐渐从西安移向了运河沿岸的城市：开封、杭州、北京。由面向欧亚大陆核心的长安，经过运河的勾连，开始面向东南沿海，这是唐宋之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两千年来有两次最后的分裂，一次分裂就是发生在“永贞革新”之前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大概是前一千年的最后一次巨大分裂。还有一次就是清王朝崩溃以后中国所陷入的那个军阀混战的局面。
“永贞革新”就发生在这个时期，秦朝虽然用强力把一个国家捏起来，但它靠的还是武力，秦朝以及后来的几个王朝，还没有找到使国家凝聚起来的办法。那个办法是到安史之乱以后方才走向成熟的。这个办法的核心是统一的中央财政和税收。这个问题是在安史之乱当中表现出来的。唐朝最大的问题，就是随着疆域的扩大，各地的藩镇和刺史开始或明或暗的对抗中央，而藩镇和刺史最大的特点是有税收权。
安史之乱结束后，唐德宗时代的宰相杨炎提出两税法的改革。这个时候第一次有了中央的财政预算，就是要计算皇帝和国家会花多少钱。以前是需要钱就花，财政是个无底洞和一本糊涂账。到此时才有了定额，有了预算。有了预算以后，就可以把预算摊派到各个州郡去，州郡长官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财务和税收，地方官员的主要职责就是这个财政包干。
建立中央财政预算制度目的就是为了遏制藩镇的横征暴敛。两税法免除了徭役。这就是完成了从徭役制的国家向赋税制国家的转变。我们知道秦朝崩溃的原因就是徭役。陈胜、吴广是服徭役路上纠集同伙起义。同时，这个转变就使中央领导下的文官政治有了抓手。文官的主要工作，也就是后来宋朝所说的三司的工作，就是国家的税收、盐铁和财政，就是把地方上的钱财物转移集中到中央。
永贞革新派中的重要成员柳宗元的传世名作《封建论》中就认为，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是统一，只有中央集权制度才能维度和巩固统一。他认为秦朝之所以崩溃的原因是“在治不在政”。政治体制是好的，是统一的制度，治理方式是错的。原因是因为秦始皇太勤政，对下属的要求太严格。层层加码，难以为继。一旦出现祸乱，同姓诸侯不可能加以救援。所以秦末的农民起义迅速让秦朝分崩离析。而汉朝乱的都是封国，州郡没有一个能造反和敢造反的。因为州郡的委任状和财政供给是国家提供，只有封国的人才有财政和军事的裁度权，所以，汉朝的地方根本无条件和实力对抗中央，从而保证了中央集权制度的稳定与统一。
唐朝的问题，不在州郡，而在藩镇，不在州官，而在藩镇有兵。在于国家不能节制藩镇手里的乱兵，也不能节制乱民。因此，柳宗元说维护统一的办法，就是要把兵权、财权收归中央，这个是中国政治的第一命题。他说封建是是贵族们为了私其子孙，就要把兵权财权土地传给子孙后代，封建制就是土地私有制，因为土地是最大的资本。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日本学者没有看到，恰恰是柳宗元揭示出来的。这就是除了物质条件外，还需要制度条件和制度保障。宋代以后，中国的几个王朝长期维持了统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官政治真正的确立。从贵族政治，到文官政治，这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文官知道做什么。他们很重要的工作不是过去的三省，即中书、门下、尚书的文化、礼仪治国的制度。我们说中书、门下、尚书，这与其说就是民主制度，还不如说它实质上是贵族制度。而经历了永贞革新之后，这个贵族与皇帝分权的三省制度，就变成了技术文官执政的所谓三司制度。国家治理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国家的财政、预算和经济、司法这些内容，而不是过去贵族擅长的礼仪、词赋和经史。这是很重要的转变。正是因为这些工作转移使中央财政制度能够确立。
王安石变法中的治理困境
列宁把王安石称作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在发动改革之前，他担任的职务，恰好是三司度支判官，就是财政官。他在担任三司度支判官的时候就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治理文献《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写在宋神宗的爷爷宋仁宗的时候。他在当中提出的思想，也就是后来经常被大家传诵的名句，“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杰大而后能如是，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很显然，他把财政、税收、国家的预算看得很重，没有钱是办不了事的。大家都讲三代之治，但三代之治的时候，大家都很穷，而现在不同了，没钱办不了事，抓不住财权，是要丢江山的。
因此，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开头就说到，宋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皇帝是一个好皇帝，你简直可以比尧舜，简直比尧舜还辛苦。为什么国家治理一团糟呢？原因就是国家没人才。可是，每天这么多的人才在考试、选拔，怎么就没人才呢？他说，因为我们选拔人才的方式不对。人才的教、养、取、任皆不得其法。
怎么叫教不得法呢？他说，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国家的财政、税收、司法和军事。可是，我们现在教的都是课试文章，学的都是文章词赋，让一帮只会考试的人来治理国家。他们会写材料和做诗，会考试，会谈思想，但是，他们不懂政治、经济、财政、司法。所以说，教不得法。因此，必须废词赋明经，扫除课试文章，建学校，改革应试教育。
养呢？他认为也不得法。他说，财政归于中央，于是中央有钱了，就养了大批的官员，官员系统搞得很复杂，文武分开了，官与吏也分开了，历代从没有像宋代养这么多官。他说既然有这么多官员，再大的财政也担负不起那么大的办公费用，于是，官员的薪赋很低，还不断的降薪，可官员也是人，他也要嫁女、娶妻、丧葬。官员正常收入仅够糊口，根本就不能做个体面人。没有一定的物质保障，让官员做到公正廉洁，不容易。
取，他觉得也很有问题。他说历朝历代都是能够选拔有能力的人，简而言之，按照能力，择贤而用，但宋代却是一切都是按程序走，每一个职务都要干过，每个台阶都要待过。实际上这样选拔出来的干部，其实每一个工作都没干会，因为干一段时间就调走了。最后到了50岁，就把他调到首都去了。结果这个人什么都不会。或者说，他什么都会一点儿，其实什么都不会。既然选拔就是走程序，那么官员只要不干事，就不会犯错误，于是按部就班升上去的，大部分是笨蛋和庸人。所以取也不得法。
任，他觉得也不得法。对官员，没有一个科学的考核办法。科举考出来的人治国理政水平很难加以检验。加上为了防止专权，官不久任，导致地方治理出现一系列问题。
因此，王安石认为宋代的根本问题是在顶层，干部队伍不够专业化。如果说改革要做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要进行专业化。就是按照干实事的标准，去改革组织路线。干部干部，就是会干事的人，能为国家干实事的人，但组织路线出了问题，选拔出来的却是不想干事、不会干事、也干不出事来的庸才。
再一个就是王安石的“养”的问题，宋代以来，因为皇帝处心积虑，解散基层的社会组织，用王夫之的话，就是“解散天下休息之”，所以，国家办事只能依靠官员，只能依靠官僚系统，结果，官员的队伍就越来越庞大，而工资却越来越低，它又是国家办事唯一依靠的力量，掌握着权力，怎么能不腐败呢？
到了宋代，官僚阶级就算彻底形成了，它与皇权国家之间是对立的，皇帝要控制官僚，而官僚就用腐败和不作为来反抗，因为社会没有自组织能力，所以，官僚不作为，国家机器就运转不良，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叶适论基层胥吏之重要性
南宋杰出的学者、政治家叶适对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治乱很有心得。但曾提出一个很深刻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谓贯穿中国政治之始终。叶适批评王安石治国就是理财的说法，指出这种说法特别是起于唐代中期的“永贞革新”，到了宋代最盛。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一大批病民的胥吏，后果就是为了财赋和经济的增长，而不顾老百姓承受程度。叶适这里提出一个问题，王安石当然也看到，但却没有引起他高度重视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官员队伍是由官和吏这两部分人构成的。王安石虽然说要提升官员能力，把那些非专业化的人转变成擅长财政、经济、司法的专家，但这种设想根本没有推动。原因是让顶层结构自己改造自己，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层本来就不屑于财政、经济、司法这些碎事，他们知道的大事就是看文件。而知道财政、司法、税收的人是胥吏，即官员的幕僚和助手。中国的干部队伍是由官和吏构成的，官与吏相加，所以人数很多。官员是公务员，他可以逐渐地升迁，只要不犯错误按程序就能上去。胥吏呢？不是公务员，他就是事务员，就是管财政、经济、司法等等这些碎事的。实际上这个国家是由谁治理呢？当然不是没人治理，其实就是这些胥吏在治理。胥吏是没有工资或者工资很低的，他就是靠办事得好处费，党纪国法，能够治官，但却不能治吏，官员无为，胥吏胡为，国家不乱那才怪呢！
这个政治制度的分裂，在叶适的文章当中叫做“胥吏之害”，也叫做“官无封建，吏有封建”。自永贞革新以来，财权、兵权、人事权都渐次收归了中央，地方大员割据一方是不可能了，似乎没有封建和战乱了，但是，一方面是地方官员因为无权而无所作为了，另一方面，封建还有没有呢？有的，只是由贵族和地方大员的封建，变成了土豪劣绅和胥吏的封建罢了。这种土豪劣绅和胥吏的封建，“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也就是说，官员们连最肤浅的事都不干，专从事于奔跑进取，“其薄书期会，一切为胥吏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处。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从而效视，又其常情耳。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治理领域，就是办事员的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意思是官员是不断调走的，吏是永远在那里的，宋以来，中国封建的原因就在这些吏。今天有一个词“小官大贪”，说的就是科级以下的权力太大了，因为他是直接办事的。无论你的改革理想多么好，顶层设计得多么完美，但到了基层就推不动了，原因在这里。
毛主席谈到《红楼梦》的时候，他很重视的一回是“痴情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贾雨村为什么听门子的？因为门子说出了《红楼梦》的真谛，就是你要知道你贾雨村是怎么上来的，“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门子就是胥吏，他怀里揣着“升官图”呢。毛主席指出，中国的封建制度就是这样一个官员依赖办事员的制度，因为官员对治国理政这一套是不知道的，他知道的就是走程序，真正办事的是办事员，而不是官员。这样就造成了所谓“官无封建和吏有封建”。
王阳明治理哲学中的仁心论
王阳明对中国政治和治理的传统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自宋以来中国政治的衰败不仅在于上层的无能和无为，更在于基层组织的瓦解。秦的强大，就在于它对于基层的组织，基层的伍保制度、户籍连坐制度，这就是郡县制的基础，唐的府兵制的基础，也就是在于基层的组织能力，但是，基层组织的强大和军事化，固然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同时使基层有能力来反抗皇权的统治，于是，自宋代以来，便以“募役法”等瓦解基层组织，从而使基层的道德、政治、军事共同体，蜕变为包税的单位，国家抛弃了基层，从而使得基层成为胥吏和土豪控制的天下。
儒家的思想当然不是一个整体，到宋、明以后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在王阳明手里完成的。他完成的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使儒家深入到了中国的基层。
儒家怎么在基层扎下根的？这主要是因为王阳明倡导儒家到基层去，把儒家的教条，改造为基层社会的社会行为规范，当这些行为规范为基层百姓自觉遵守，成为他们日用不觉的东西，儒家就成功地立足于中国基层社会，就建立起一整套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王阳明这种面向中国基层的改革，在中国的政治中是很重要的。
儒家深入基层，关键在于它抓住了一种人，就是父老。当年刘邦取天下，进入长安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与父老约法三章”。项羽兵败垓下，他也说了一句话“无颜面见江东父老”。父老就是中国基层的那些乡贤，王阳明在被发配龙场三年之后，起复为江西庐陵县知事，此前他一直是在中央做官的，这次是下到了基层，王阳明在基层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义学，给没钱的孩子办义学，设义仓、修义渠、修路等等。
总书记讲治理，不仅仅是讲富国强兵，顶层设计，而是更深刻地讲到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因此方才讲到价值观的问题。他在北大的五四讲话，核心就是价值观问题，关键在于，价值观问题，必须落实到社会规范，特别是基层社会的行为规范。这就是阳明的思想。
如果说“永贞革新”的转化使中国的政治聚焦在财政、司法上，王安石进一步提出了人才的顶层设计的问题，那么阳明学，这个新儒学，它完成的是中国基层的行为规范、价值观设计，我们今天讲治理，不仅是国家治理，更重要的是社会治理。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很好啊！内政外交，全世界都说好啊，而我们很大的问题在基层、在社会层面、在老百姓的行为规范，这就是全社会的价值观问题。
因此，我们说，王阳明在中国政治史的贡献是非常大的，阳明思想的精华，简而言之就是说，所谓圣贤之道，就是与老百姓同心同德，就是为老百姓做事，而且是从基层入手，为老百姓所具体的事。我们说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精华，主要就是指这一点。
对旧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
官僚腐败问题，涉及到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争论。苏联学者把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复杂分析，简化为了机械的“五种社会形态”的递进，这五种社会形态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根据这样的观点，列宁和斯大林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是机械而简单的：中国是封建社会，中国需要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在中国，资产阶级就是进步的阶级。
然而，这却并不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在《1856~1857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中国不是西方那种“封建社会”，中国早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和市场的统一，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封建壁垒、贸易和市场壁垒，中国市场很大，商人纵横南北，获利很多，但也正因为中国“商业资本”的过度发达，方才造成了其“工业资本”之不发达，即商人不必通过投资产业，就可以获利发财。
于是，与西方式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区别，马克思发明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社会范畴，以此来概括中国的特殊性。
与列宁和斯大林相比，毛泽东更深刻地继承了马克思对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分析。毛泽东认为，中国并非简单的封建社会。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官僚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他们是赢利的官僚，而中国基层的土豪劣绅也同样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他们也是赢利性的“国家经纪人”。中国的官僚其实并不代表“国家”，中国的官僚阶级是一个“赢利性的组织”，正如斯诺后来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当官只是为自己谋利赚钱的一种方式而已”。因此，毛泽东把中国的官僚阶级称为特殊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而近代以来，官僚资产阶级更与帝国主义结合，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现中国的官僚是一个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赢利性的组织”，而非代表刻板无效的行政体系的人，并不是毛泽东，而是雍正皇帝，因此，雍正发动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以整肃官商勾结和赢利性的官僚，但是，雍正的改革与新政，最终失败了。中国历代所施行的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为什么会反复地陷入失败呢？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基层社会没有组织。于是，国家要动员和控制社会，就非要依靠官僚不可。而官僚控制基层社会的抓手，就是基层的土豪劣绅，一旦官僚与基层的土豪劣绅结合在一起，那么，国家与皇权便对他们彻底无可奈何了。
毛泽东在中国政治史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第一个认识到，“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与根源，是基层的“赢利型经济”，是土豪劣绅。要摧垮官僚资本主义，就必须从基层摧毁土豪劣绅，并以农民自己的组织，来代替土豪劣绅对于中国基层的控制，而靠雍正那种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很难根本上解决困扰中国千年的治理体系失败问题的。
毛泽东自少年时代即推崇法家，在他看来，中国基层组织的形成，就源于商鞅的“五户联保”的户籍保伍制度，这就是郡县制的实质。而唐的府兵制，也是建立在这样牢固的基层组织的基础之上。然而，宋代以降，统治者为了根除基层民众有组织的反抗，从而以“募役法”等手段，解散了基层社会的组织，改由“乡绅”对基层进行统治，从而形成了“国家能力不下乡”的局面，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已经指出：这就是造成中国基层社会没有国家思想、政治思想的根源，这也就是近代中国陷入“一盘散沙”的根源。
中国国家之无效率，就是因为基层社会没有组织，于是，国家欲动员社会，便只能依靠官僚和基层的土豪劣绅，由于基层人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所以，他们也就不能抵抗官僚的掠夺和压榨，而一旦赢利的官僚与基层的土豪结合，中国就会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
千年以降，中国为什么走向衰败呢？通过以上讲述，我们起码可以看到两点：
第一，就是组织能力的下降，一方面是王安石所说的上层的无能，一方面是叶适所提出的基层组织的解体，基层为土豪劣绅和胥吏所控制。其背景就是王阳明所看到的，儒学堕落了，士大夫阶级已经不能承担治国理政的责任。这样的情况，直到中国共产党出来，才得以根本的改变。
第二就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说：“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减，将即腹心”，这样，中国的战略屏障就丧失了，在战略上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这也就是魏源在《圣武记》中所指出的问题。
从这些讲述中，回顾这些治理经验，我们就会更加加深对于当前党的建设，基层建设和一带一路这些战略规划的理解。
